中国首位灾害心理学博士：给孩子们一个希望

　　专访中国首位灾害心理学博士董惠娟

　　“最关键是给孩子们一个希望”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董惠娟只有15 岁。那场灾难夺走了她的父母兄嫂。劫后余生的她，后来选择了灾后心理干预作为研究方向，成为这个专业的中国第一位博士。

　　文/李卉

　　“孩子们，你们都在扒什么？”

　　5月15日，董惠娟一来到地震灾区，就发现很多小孩都在废墟里去扒东西。

　　“书包！”孩子们的回答让她差点落泪。她意识到：“开学复课，就是对孩子们最好的心理抚慰——人是需要归宿感的。”

　　21日，第一所抗震希望小学在绵竹复课，第一堂课是董惠娟上的心理疏导。

　　“孩子们，请和我一起深深地呼气。先让气流传遍全身，再顺着指尖流出去。”接着，董惠娟还让大家一起举起双手，大声鼓掌。

　　“孩子们需要这种方式，把自己释放出来。小小年纪，他们承受的太多了。”她低声对记者说。

　　灾后一月是心理疗伤的最好时机

　　董惠娟印象最深的一个孩子，是10岁男孩姜卫（化名）。

　　“他是个孤儿。我第一见到他时，小家伙正在不停地哭。无论周围大人怎么哄，他谁都不理。”董惠娟发现，姜卫呼吸急促、浑身抽搐，看起来筋疲力尽。

　　董惠娟走上前去，两手轻轻抚摩孩子，接着把他慢慢抱到草地上，用头罩盖住他的眼睛。

　　“想象一下，我们要去湖边玩啦。”她用轻柔的语调安慰道。渐渐地，孩子睡去了。“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小姜卫已经会笑了。”

　　“这种方法属于专业心理治疗中的催眠。我最反对在心理治疗中用药。”董惠娟说。

　　和她一起赶赴灾区的还有唐山心理学专家组的14名专家。领队程淑英医生介绍，他们做得最多的还是心理疏导。

　　程淑英见到一个年轻的母亲，12 岁儿子的遇难使她十分难过，连续几天米水不沾牙。“她一直说要和孩子一起走。”

　　夜晚来临，在尸体成堆的废墟旁，其他人纷纷离去，只有这位母亲不走。她说：“我的孩子又没死。”

　　“我们要做的是让她承认现实。”程淑英过去抱着她，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很久，年轻的妈妈清醒了。

　　“我告诉她，你自己也有妈妈啊。”那位母亲听了，缓缓地点了点头。

　　“由于遭遇不同，每个孩子的反应也不一样：有的冷漠不理人、有的会突然激动起来乱砸东西。”董惠娟说。

　　碰到这些情况，她会和志愿者一起发糖果给小朋友们，然后用轻柔的语调向他们描绘美好未来：“想象一下，自己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要给孩子们一个希望。”董惠娟说。在小朋友想象时，她给他们作轻度催眠。“让孩子们好好睡一觉很重要。我们给40 多个灾区孩子进行了催眠，大多数是孤儿。”她还会和孩子们一起作集体游戏。在她看来，灾后一个月是抚慰受伤心灵的最好时机。

　　军人也是心理治疗重点人群

　　除了学校和幼儿园，董惠娟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部队。“军人也是心理治疗重点人群。”她说。这几天，董惠娟一直跟着河南消防总队和一些武警战士。“有的武警战士20岁都不到，整天要抬尸体，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由于连续作战，尤其在救援后期，各种碎尸的惨状常常让一些战士无法入睡。“有个战士告诉我，无论他走到哪里、吃什么东西，都觉得有很浓很重的尸臭。”很多人一到深夜，脑海里就不停闪回惨象。

　　“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董惠娟说，“在现场，你会很容易觉得，一个人就这么没了。这样惨烈的场景，对谁的打击都是巨大的。”

　　董惠娟建议实行轮换制，“国家地震救援队的做法很专业。他们一周轮换一次人员，这样能让救援人员在心理上有个舒缓。如果人手紧张，半个月轮换一次也行。”

　　董惠娟为战士们作的是“脱敏”训练。“这个心理训练的意思是，我承认我自己受到了伤害，但我可以象蜕皮一样把它脱掉。这样可以避免有人受到长时间的心理伤害而不自知，最后造成创伤性应急障碍。””她说。

　　为了鼓舞孩子，董惠娟曾在课堂上带领700名灾区学生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三声：“坚强、坚强、坚强。”因为“孩子们感受的恐惧，应该用呐喊声来击碎”。

　　这种恐惧感对董惠娟来说并不陌生。2004年12月30日，她曾为一对4天前刚从印度洋海啸中脱险的新婚夫妇作心理干预。“当时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恐惧。”

　　“人活着就是要充满希望，”董惠娟和小两口一起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最终使他们恢复了平静。

　　灾害心理学在国外也属新兴学科，大概发轫于1970年代；而中国1990年代才起步，学科水平较弱。

　　作为全国第一位灾害心理学女博士，董惠娟钻研异常刻苦。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第四天，她就在中国几个城市分别与32名海啸受灾者进行晤谈，面对面对他们实施心理救助，同时也收集了大量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灾害造成的心理伤害及其救助措施。

　　董惠娟发现，唐山大地震虽然已事隔多年，但很多人心中的创伤仍未愈合。这类创伤会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应激障碍，其主要症状有：病理性重现、梦魇连连、持续性警觉性增高和回避，以及对创伤经历的选择性遗忘，对未来失去信心。

　　“建立、健全灾后心理卫生救援制度，是作好灾后心理救助的根本。”董惠娟这样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