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9点，都江堰市在雨后的清晨醒来。这是大地震后的第30天。由60顶帐篷搭建的“中德红十字会野战医院”，伫立在开发区的马路上。病人已经络绎不绝。
这座被地震严重打击的城市，近70％的建筑被毁损，大多数公共设施和机关还无法正常运转。
目前95％的基本医疗，每天1000多病人就诊，只能由这座临时帐篷医院提供。
在内科帐篷后面，靠近储水箱的地方，当天指挥部例会就在塑料蓬布搭起的“会议室”召开。参会者有德国红十字医疗救援队、中国红十字会、都江堰人民医院、上海华山医院救援队等机构负责人。
不过，“黑胖子”杨三忠俨然是会上的重要人物。危救病人如何快速转移？120车辆能否及时调动？建立临时食堂还缺什么？另外，野战医院条件不足，有些疑难病无力医治，为不引起病人不满和误会，是否要做公示牌……种种问题，似乎都要由这个志愿者的“头儿”来落实解决。
杨三忠皮肤黝黑，体形肥壮。一个月前在北京上班时，体重190斤，如今减掉20斤。他腰挎报话机，手里拿本厚厚工作簿，总是眉头紧锁，不断出现在帐篷医院的各个角落。在这里，采购、保安、水电维修、后勤伙食，除了看病拿药，他无所不管。有人戏称他“杨总”，有人叫他医院“大内总管”，而中国红十字会国际部负责人给他的名号是，“特别行政助理”。
“我就是一名志愿者，没有志愿者，就没有这所医院”。杨三忠硬硬地回答。
5月23日晚，两架飞机共60吨医疗装备，从德国运抵都江堰。杨三忠接到救灾指挥部命令，负责选址和搭建。情况太混乱太紧急，“就像十口锅同时开锅冒着热气”。
选址要层层报批，可市规划局找不到人。索性自己定。杨三忠在相对空旷的开发区圈了“一块空地”，两边车辆一封，卸货！
河北、贵州等地70多名志愿者、上海华山医院的40名医务人员、当地医务人员，同11名德国红十字救援者一起，连夜开工。附近的机械厂支援来几辆叉车，工程进度飞快。
39小时建成，52小时开业。德国救援队通常的经验，搭建这样一所大规模野战医院，一般需要5~8天。到6月10日，已有10472名病人就诊。
德国红十字救援队队长托马斯·莫克过几天就要走了，这位第一次来中国的老先生说，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见到了英雄的中国人民”。
杨三忠不在乎表扬话。他脑子里都是些具体事儿。
这十几天，医院几百号人的伙食，都是“化缘”来的。他的朋友捐了500多斤猪肉，上千斤蔬菜；“谭鱼头”每天给病人送营养午餐；隔壁都江机械厂食堂为医务人员开了免费窗口。现在，德国友人捐钱建食堂，买了7万元的设备。“可至少要配6~8人的厨师班，哪里去找？”
杨三忠是都江堰本地人，但11岁就离开故乡“四处闯荡”了。有时候，看到有些受灾的老乡，天天躺在帐篷里，“很没脾气的样子”，他就很生气。“人要活出点样子啊！”
杨三忠1970年出生。做为老大哥，他常常“教训”自己的“小老乡”——成都大学外语系三年级志愿者刘小菡。“救灾是战场，不能丢脸！”他说：“在德国人面前，咱是中国人；在上海人面前，咱是四川人；在成都人面前，咱是都江堰人。”
他想给苦难的地方带来快乐。两天前，就在帐篷医院附近操场，举行了篮球对抗赛。“参赛国”有医院队、志愿者队、德国队、机械厂职工队。“其实都不太会打，可是大家兴致很高，对抗赛变成了友谊赛，友谊赛变成娱乐赛，德国老头儿和我这种胖子都上场了！”
杨三忠敬佩勇敢的救灾志愿者。他把贵州来的郑秋鸿拉到记者跟前。郑秋鸿瘦瘦高高，穿一件汉渍明显的迷彩服，耳朵上还夹了支香烟。
郑秋鸿在贵州是“个体户”。大震发生后两天，他和五位当兵时的战友，就赶到四川。他们的志愿者小组一直战斗在一线。有一次，去虹口救灾的路上遇到泥石流，两辆车子被砸到沟里，四名伙伴牺牲。郑秋鸿不愿告诉记者战友的名字。他说：“我在这里多工作一天，就对他们多一份祭奠。”
5月3日，过完五一假期，杨三忠在都江堰父母家里大吃了一顿，高高兴兴离家而去。5月12日，大地震突然到来。他随后收到父亲可能罹难的噩耗。
5月14日，杨三忠赶回都江堰，连夜在废墟里挖人。9小时后，他挖出了64岁父亲的遗体。
火化，送殡仪馆，整个过程杨三忠几近崩溃。他的另外三位近亲也失去了生命。杨三忠挺了过来。送别父亲后，他转身来到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
那是他的神圣时刻。来不及奔丧的儿子，成为一名红十字会志愿者。他要和身处逆境的乡亲们战斗在一起。
杨三忠是个四川汉字，不爱哭。可当他把一条舅舅发来的短信给记者看时，泪水忍不住流出来。“你们这些晚辈，在灾难面前表现很好，很优秀。苦难并不可怕，它能使我们更成熟、更坚强，更团结，家族更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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