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深圳等地百余家长结成“寻子联盟”(组图)

　　深圳“寻子联盟”发出法律倡议

　　⊙《法制周报》记者 文峰

　　6月15日凌晨4时许，夜幕包裹下的深圳南山区白石洲。

　　一家亮着灯光的包子铺，竹蒸笼里热气升腾。抬头凝视着“寻子店”三个大字，孙海洋又一次僵住了，此时距离3岁儿子被拐已经过去240多天了。

　　孙与18个失踪孩子的家庭，组成了“深圳寻子联盟”，开始了大海捞针式的搜寻。在体味了失子之痛、寻人之艰后，“深圳寻子联盟”在各大网站发出了“深圳19幼儿被拐事件呼吁修改相关法律”的倡议，并提出了修改法规加大打击“买主”力度，彻底堵住拐卖儿童的源头以及建立一个国家失踪人口信息系统，提高寻人效率等办法。从单个失踪家庭上街分发小广告，到组成“寻子联盟”合力行动，再到向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发出修改法律倡议，表明搜救被拐儿童、流浪儿童的民间组织已经成熟，开始从盲目的个体自救式寻人转到从体制上的反思，以帮助我国建立一个完整的失踪儿童救助体系。

　　“寻子联盟”的诞生

　　自从儿子孙卓被拐走后，孙海洋就无心做买卖。如今包子铺的招牌改为了“寻子店”，而他的生活内容也全部成了寻子。孙的老家在湖北荆州，去年上半年，他带着老婆孩子来到深圳打工，在出事前的7天，他们一家才到深圳市南山区白石洲，开包子铺。

　　2007年10月9日18时许，孙海洋像往常一样，把3岁半的儿子孙卓从幼儿园接回家。吃完饭后，孙卓乘父亲熟睡之机跑出去玩耍。孙海洋醒来后找不着儿子赶忙报警。“警方说至少要24小时后，才能立案。”孙介绍，由于一天“等待”，犯罪嫌疑人得以逃之夭夭。10月14日，孙海洋在附近一家超市内调看监控录像时发现，当日19时30分左右，一名身穿白衬衣的40多岁男子，在超市门前，推出一部童车，半哄半拖地把儿子带走，儿子的背影在监控录像中渐渐远去。

　　孙家寻人启事就散发了10万份，随后又卖了老家的房子，将悬赏金额提高到20万元。孙海洋68岁的母亲拿着孙子的照片先后4次赴潮州、东莞，跑了400多家幼儿园寻找孙卓，每次回来都大病一场。孙卓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

　　彭高峰在深圳经营一家电话超市，2008年3月25日，彭高峰像往常一样看守着电话亭的生意，同时看着儿子在一旁玩耍。由于平时孩子都在不远处玩耍又很听话，对地形熟悉，彭高峰就没有一直紧盯孩子。“离开我视线仅仅几分钟，就见不到人了。”相关监控录像证实了他的担忧：他的儿子被一个30岁左右、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强行抱走。

　　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孙海洋和彭高峰相识。两人交流了寻子经验后，先后把自己经营的店铺命名为“寻子店”。店铺改名后，有很多人挺好奇，后来还有人拍了照片上传到网络上。

　　据彭高峰等人介绍，迄今为止，这个寻子联盟已发展到全国各地220户家庭，每家都有孩子被骗走、偷走的类似经历。失踪孩子以男孩居多，大约占90％以上；7岁以下居多；傍晚不见的多；多是外来打工人员的孩子；多住在城乡结合部。

　　孙介绍，事后，深圳市公安局抽调警力，专门成立“打击拐卖儿童案件小组”。但由于错过了最佳立案追捕时机，至今未追回一个孩子。

　　志愿者的苦恼

　　由于深圳警方一直未找到失踪孩子的下落，孙海洋在向各级部门反映情况的同时，与“联盟”的家长们不断在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发出求救帖子，并取得了国内最大寻找失踪、流浪儿童的网站——“宝贝回家”的帮助。

　　张宝艳和丈夫秦艳友，是吉林通化人，很多年前就商量着建立一个网络平台，让丢失孩子的家长在这里发布信息，以获得寻找孩子的线索。

　　这个想法酝酿于他们创作剧本《宝贝回家》，这是一个反映被拐儿童经历和遗失孩子家庭不幸的故事。而剧本的创作也深深地改变了张宝艳和秦艳友的生活。

　　张宝艳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失子之痛。

    “那天，我母亲带孩子去市场，一转身的功夫，两人走散了。她跑到单位告诉我孩子没了，我一下头都大了。在书中看到的那些可怕景象一下都浮现出来。全单位的人都出去找，那一次，我真感觉天塌了。”

　　所幸的是，孩子并没有丢。

　　从那之后，张宝艳很关注儿童走失、拐卖的信息，也开始留意身边发生过的事。2003年，两人开始动笔。张宝艳和秦艳友渐渐了解到人口拐卖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在这里，每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他们有专门负责拐的、运的、卖的。如果你不了解详情，你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卖孩子还有批发的。”秦艳友说。在这样的交易中，人有了价格，价格高可以卖到四五万元，低的也可以卖到一万元。“男孩通常比女孩子贵，年龄小的要比大的贵，平均一个孩子会卖到两三万元。”

　　2007年4月30日网站正式开通，名称叫“太阳城寻子联盟”。

　　现在的张宝艳，已经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维护网站内容和管理全国近70个志愿者群，搜集新闻。而侵权问题依然困扰着“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我们曾经把一张来自于福利院的照片放在网站上，他们立刻打来电话让我们把照片撤下。”

　　张宝艳介绍，在一次解救被拐儿童的行动中，他们向某地警方求助，但警方却要“当事人或其家属报案”，被拐孩子根本不懂事也不敢报警，而孩子家属也找不到。而他们向当地妇联反映情况时，对方表示自己不是执法部门，只能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解救。至于当地民政部门却称，他们只能等孩子被解救后将其送走。最后，那次营救被拐孩童的行动以失败告终。

　　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单靠政府

　　深圳失踪孩子只是中国失踪人口的冰山一角。有权威媒体曾报道，我国每年约有20多万儿童失踪，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逾60万件。

　　“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架构，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还没有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

　　武汉从2001年10月份开始，就建立了 “失踪人口信息管理库”。除了收集已报案的失踪人口外，警方还把各种媒体、寻人启事、小广告上登的失踪信息收集到库里。“这个系统虽然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库容量太小，另一个是地域局限性。”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警官张武说。

　　从2003年起，公安部开始筹建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但因种种原因和实际困难尚未建立起来。

　　据了解，作为公安部“金盾”工程之一的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近年已经在建设之中。“警方内部对失踪人口信息的有效统一管理是建立一个健全的寻人体系的第一步。”张武说。“人员失踪，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家庭不和离家出走，有的是心理疾病自我逃离，有的是意外迷路，也有的是遭遇拐骗，让警方完全承担起找人的任务是不现实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统计学

　　教授游允中接受采访时认为，民政部门、劳动部门的一些下属机构，比如救助站、劳动力中介机构等，如果与警方建立起协调有效的联动机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寻人效果。

　　“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以户籍为基础管理全国人口。这么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条块分割式的人口管理显现出了弊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说，这种管理方式造成人口在迁徙流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所谓“黑户”、“黑工”现象。由于缺乏这部分群体的相关档案，导致对失踪人口难以有效监控、搜寻。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里，社会事务不应该也不可能由政府来包揽一切。社会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很多事情的解决，是通过自愿而不是权力的方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亦明教授说。

　　泣血的呼吁

　　近日，“深圳寻子联盟”在各大网站发出了“深圳19幼儿被拐事件呼吁修改相关法律”的倡议。在此次“倡议”中，家长们提出，坚决摧毁人口买卖的市场，严惩买主，彻底堵住拐卖儿童的源头。在现实的打拐行动中，只要收买被拐儿童的买主不妨碍司法机关执法或对被拐儿童没有虐待行为，则可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造成了人口买卖市场的需求旺盛，收买被拐儿童几乎没有违法成本，因此这些人也就放心大胆地用暴利诱惑人贩子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家长们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失踪人口信息系统，公安、民政部门结合起来，真正地提高寻人效率。

　　四川成都福利院当时收留的走失儿童张宇，家就在成都，从张宇走失后，他的父母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可是一直没有孩子的消息。他们又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自己的孩子，直到7年后，一个媒体公布了帮助这些福利院的孩子寻找亲人的信息，张宇的亲人才知道自己朝思暮想的孩子一直与他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2007年西安流浪儿童保护中心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单靠一个部门是解决不了的。”韩玉胜教授说。他认为，失踪人口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在国外，包括很多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一般也只是在有关部门（主要是警方）作一个登记备案，要等到有了具体线索才能加以查找，总的说来也是很被动的。（袁洋何晓鹏 石义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