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圈外的吴稚晖：一个坏透了的好人(组图)

蒋经国（右）为吴稚晖主持海葬

吴稚晖的篆书

吴稚晖与蒋介石合影

　　是耶，非耶？

　　躬耕杏坛，福耶，祸耶？

　　吴稚晖有浓厚的教育情结，曾先后设馆授徒、供职南洋公学、充任国语师范校长、担当唐山矿路学校教席、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以及主持海外预备学校，衰年在台湾又当“儿童团长”教习稚童。吴氏钟情教育，源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一国之盛衰，推其原者，莫不比较之于教育”。“教育之于国家盛衰，实为其总因”。他认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途径，归之于道德教育。

　　1918年，吴稚晖发表《海外中国大学末议》，想把中国大学办到海外。他的这一设想得到蔡元培、张静江的支持。于是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中法两国政府相商，法国出废弃的赫里欧炮台，由中国改为校舍，中国象征性地每年缴一法郎租金。吴稚晖四处奔波筹措资金，时适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广东省资助42万法郎。1921年8月，吴率105名学生到里昂，亲任中法大学校长。当时拟定办学方针“为平民的，勤俭的，为劳工神圣的，为清洁无伦的。”此前，中国已有1600余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生活十分困苦，迫于无奈，他们在巴黎召开大会，决定强占新办的中法大学。有100多人先行进入，校方坚拒，发生冲突，请来法国警察拘禁入校者，并强行遣返。

　　吴稚晖从国内召来的学生情况复杂，有公费生、优等生、自费生。广东籍学生因省里出了钱，在学杂费上享受优待。自费生们不服气，他们撒传单、贴标语，要求校方一视同仁，而且拒不缴费。学生的矛头直指吴稚晖，据当事人苏雪林回忆，学生们列举了吴许多罪状，如：“吴有亲戚马女士率求学的子女数人在校中，我们即指他为‘徇私’。吴先生有某项学术团体，邀同学某某数人加入，我们即指他为‘植党’。我们原主张男女社交绝对自由，但这时（他）又偏摆出道学先生的卫道面孔……”“若非校方预派有力校工数名将吴先生援助出去，吴先生也许在我们盛怒之下挨一顿打呢。”吴稚晖自叹：“（这）以后我都不能自由在街上走了，也许他们会当胸给我一手枪的。”学生们将这一事件写成文章，发往国内各大报纸，因有28人署名，故媒体称其为《二十八宿闹天空》。

　　风波平息了，吴稚晖的面子也丢尽了，事发当日即带着马氏全家赴英国伦敦，不再过问校事。有人就此事评吴“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行政人才，处理很多事情往往事倍功半，他操心得要死，却得不到一句好话。”把这结果归于吴稚晖“率性而为，外方内方。”后吴回国，仍遭里大学生的“围剿”，不得安宁。为求解脱，吴稚晖在北京的报纸上发一“自讣”：

　　“寒门不幸，害及自身，吴稚晖府君，痛于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疾终于北京。因尸身难得溃烂，权殡于空气之中。特此讣闻。新鲜活死人吴敬恒泣血稽颡。”

　　海外办学终以失败告终。所有资料均表明吴是中法大学首任校长，而吴矢口否认：“什么校长、庶务、秘书，都是‘孔夫子的卵泡’，要好看的名目罢了！”而且还说：“什么校长薪俸，我曾否取过一文？”因此，有人说他是个“傻蛋”！

　　另一值得表述的是，1925年创办“海外预备学校”，有人称“海外私塾”，今人称“少年党校”。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九十二号。教师是吴家老少三人。吴的儿子吴蔷、女儿吴芙留英归来，教数理化。吴本人教国学、经史。就读的有孙科的儿子孙治平、孙治强；汪精卫的儿子汪婴、女儿汪洵；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梅，以及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的蒋经国等20人。蒋经国年龄最大，15岁。吴稚晖充当“儿童团长”。汪洵有乃母陈璧君之风，泼辣大胆，爱胡闹。吴稚晖善诱导，不揠苗助长，也不强求，让学生各自展示个性。他特别喜欢蒋经国，常为其“开小灶”。据蒋经国晚年回忆，当时有人送吴稚晖一辆人力车代步。客人走后，吴令蒋经国找来锯子把车把锯掉，把车身拖到书房当沙发用。蒋经国不解，吴稚晖说：“一个人有两条腿可以走路，何必人拉，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走，岂不成为四条腿？”吴生活俭朴，布衫布履，食不兼味。他注重身教，注重对学生的德育，经常通过讲故事启发他们。蒋经国在回忆吴稚晖时，说当年吴讲的两则小故事令他终生难忘：

　　“一条轮船从美国开到上海来，不幸在日本附近沉没，船上的旅客大多被救起，只有11人沉到海底死掉了。先生讲到这里就问我们：‘你们知道这11个人为什么会死掉呢？’有些同学说：‘不会游泳’；也有些说：‘运气不好’。先生摇摇头说：‘你们都说错了！这11人是从旧金山回来的。他们带了很多黄金，都绑在身上，所以到了水里，就沉下去了。’”

　　另一则故事是：“有一个小孩子在大街上玩的时候，无意中捡到一张钞票，起先，他以为是一张普通的纸；后来有人教他用这张纸去买东西，他果然买到很多糖果，从此以后，他觉得低头走路是有好处的，每次上街都低着头找钞票。结果，就在他走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马车撞死了。”

　　蒋经国说：“这两则劝人不可贪财的寓言，尤其当我的年纪渐渐大起来的时候，更体会到先生当年教诲的用心。”蒋经国在这所学校只待了两个多月便到苏联“革命去”了。吴说：“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丢命？”蒋说，“不怕。”吴见他语意坚决就说：“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吴还教育他：“君子不报私仇，大丈夫不算旧账。”蒋经国由苏返国后，常去探望吴。1944年日寇进攻贵州，重庆震动，蒋惦记吴，劝他返成都。吴本对国民党军队溃败不满，现对蒋介石又失去信心，不快地说：“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一个家伙持吴稚晖的信找蒋经国为自己说情。半小时后，吴又派人送一信给蒋，声明那封信不作数，是那家伙逼他写的，说不写他就要死在我这里。特又函示蒋秉公办事，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溃逃到台后，蒋经国又常去请益，吴告诫他：“一个没有被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一个人凭良心做事，那就好了，至于其他一切，还是能够看得开看得远来得好，以免自寻烦恼。”吴稚晖是蒋经国“生平最钦佩的人”。

　　当年在海外预备学校，吴稚晖令学生写文章，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那是秘书干的。吴稚晖很恼火，当即要他们抄写“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并让他们带回家去与家长一道体会刘禹锡这首诗的意思。后来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非常感慨地说：“我吴稚晖从没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吴稚晖致力于教育的另一点是推广国语统一运动。他认为研究注音文字就是研究救国良策。他独自编了《国音字典》，制定汉语拼音表与注音符号歌，出任国语师范校长和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因此台湾称他为“国语之父”。十分滑稽的是吴稚晖自己却言行不一，讲一口无锡腔。

　　福耶，祸耶？

　　魏晋遗风，美耶，丑耶？

　　吴稚晖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腐败的大酱缸里，从私德而言，他确有不少可圈点之处。他生性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一次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本地人聊天，其中一人突然认出他：“你莫非是党国要人吴稚晖？”吴大笑：“无锡老头子，面孔都差不多，你不要看错人！”他平时生活尚俭，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不离身；外出住小旅店；一件马褂上五颗扣子，至少一两颗无法扣上；穿布鞋，裤腿塞在长筒袜里，活像一个土老儿。温源宁说得有趣：“（他）那样笨拙本身已变成一种魅力。”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吴已65岁，有人请他坐车，他答：“无论何种马车，我无需它！我最喜欢我这天生的两只腿的驴子，随处可以走得到，安步当车，最为自如。”抗战时他在重庆，住房简陋，10平米左右，前面是一间杂货铺。一桌一床，旧蚊帐，青布被，硬枕头。小竹桌上摆满油盐酱醋。他戏作《斗室铭》自娱：“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在洁，有矾则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或鸿儒，往来亦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纵臂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无丝竹之悦耳，有车马之作声，西堆交通（交通部）煤，东倾扫荡盆（指《扫荡报》）。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中华民国之大国民。”有人说蒋介石去看他，“犹如亚历山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蒋请他住黄山蒋的官邸。吴谢绝：“住你的金窝很富，哪有我的柴窝好。”

　　吴稚晖6岁丧母。母亲病危时，邻居钱氏嘱他携笤帚跪在院中石头上，向天哀告救母命。吴屡次对亲友说，将来要把那块石头嵌在房屋壁上，题名“别母石”。外祖母当年当掉自己的一件皮背心给他做棉袄，吴后来用教书一年所得的18元钱为外祖母置了一床新棉被。

　　民国成立后，官场腐败、社会风气糜烂等现象没有改观，一些革命党人亦深陷其中。为改良社会风气，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与汪精卫在上海发起“进德会”。会员分四种，所守之成约，分为当然进德三条和自然进德五条。当然进德三条：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正式会员都须遵守。自然进德五条：不为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五条可由入会者自认。会员只要遵守其中一二，不必全为。戒约共八条，故名“八不会”。当时蔡元培等为“三不”会员。张静江、戴季陶等为“四不”会员。汪精卫要吃肉、喝酒，成为“六不”会员。只有吴稚晖、李石曾和廉泉三人为“八不”会员。他们还组织“社会改良会”，希图改变社会的不正之风。有史家指出：他们标榜的所谓“不做官”、“不当议员”，客观上帮了旧官僚、立宪党人的忙，为袁世凯窃权提供了方便。邹鲁在编《中国国民党史稿》时将这种“……党员以做官为污，别倡主义”等行为斥为“误党误国”。

　　吴稚晖终生“不为官吏”一条，尤值一写。

　　居于世而不入世，甘为士而不入仕。吴稚晖曾自我标榜：“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把吴稚晖化了灰，也还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又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官是一定不做的，但国事是一定要过问的。”他说他最佩服的是佐刘邦兴汉室的张良，鞠躬尽瘁，一生不做官。吴稚晖一生确有许多做官的机会。他与孙中山私交颇厚，孙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与孙同室而居并榻而眠四载，没有向孙谋过一官半职。他助蒋介石“清党”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后，老蒋多次请他出山，他均表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除当了几天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外，身上只有“中监委”和国语统一筹委会主席头衔，多为闲职。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重庆官场传出吴稚晖将继任。蒋介石也劝他。吴稚晖找出种种“理由”谢绝，还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何必乱造谣言”。他在《我是少年》一文中说，“我们的太太公葬了一块世代绝官的坟墓,已罚定五十代不出一官。”他不仅自己不做官，还劝过孙中山不做官，更为愚蠢可笑的是还劝过蒋介石。他曾对族侄吴庆余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子里摆摆样子。”

　　在经济上，吴稚晖的部分来源靠卖字。他的篆书“风格端丽，法度谨严，大气磅礴”，求字者众。旧日学生张道藩、徐悲鸿等于1943年在《重庆日报》上为他刊一则《鬻书润例》，以求收入正当、稳定。那一年，他终日挥毫以至精疲力竭。得润笔金五六万之巨，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可是到1948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兑换成金圆券，不久金融券又雪崩几成废纸。赴台后，吴稚晖7年辛苦卖字所得，只换得台币147元。他只好继续卖字，以维持一批随他去台亲戚的吃粥日子。据影像资料《流转岁月——民国人物在台湾·吴稚晖》介绍，外界对吴的篆书评价极高，他自己却并不十分认同。就像自嘲自己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一样，认为当年考举人用篆书写诗骗骗主考先生而获名，现在写字收人钱真有点不好意思。

　　避寿，吴稚晖一贯如此。关于生命他有段妙言：“老不老，看心理，有十岁之翁，有百岁之童。人做寿，自己以为老了，得过且过，老不长进，大家也以为他老了，老朽、老悖、老腐败、老顽固，都骂上来了。……姜太公出山就很老，左宗棠过了56岁才带兵打仗，陆放翁过了60岁，才大作其诗，孔子要是死在68岁以前，就没有来得及著书。”文末他又说自己“我还在念英文，预备留美呢。”

　　60岁时，上海朋友为吴稚晖做寿，他本人却躲到了杭州。1944年他80岁。重庆的《说文》杂志准备为他出纪念专号，他写信坚拒。但蒋介石还是为他在中央党部设了寿堂，各界联名致贺，设“吴稚晖奖学金”，拟在美成立“稚晖大学”。蒋介石题写“高山景行”寿轴，写祝寿信，落款为“晚蒋中正率子经国顿首”。

　　吴稚晖暮年思维仍然敏捷。88岁时住院，一友人赴医院看他，顺求墨宝。吴欣然挥毫，写就“蹤横十万里”五个字，正要写“上下五千年”时，有人提醒，“蹤”应为“縱”。吴马上将应写的“上”字改为“足”字，成为“足下五千年”，以“足”对“蹤”。

　　吴稚晖活了89岁，可谓高寿。他的养生也有自招，粗茶淡饭，不烟不酒外，崇尚自然，诸如牙齿豁了，他不装义齿，认为那是到时候了，是上天给你的警告，不必反天意。他生病不看医生。他说“医生都是牛头马面，阎王爷的帮凶。”

　　吴稚晖在高龄时，人称“白头青年”，心态仍年轻，对男女之事很有兴趣。他曾自认“流氓”。他说自己对性已是纸上谈兵，“六十岁以后，决不轻举妄动。”老友李石曾断弦要再婚，他写信劝曰：“老夫少妻，动都动不得。”李石曾还是娶了一个年轻太太。某次，他与李石曾到上海，名医丁福生请吃素席。席间，丁、李大谈素食好处。丁问吴稚晖对素食有何看法。吴诡笑说：“我嘛，上头喜欢荤的，下头却吃素；石曾先生上头吃素，下头却是吃荤的。”李被他说得脸如红布。

　　他并做过一首俚歌：“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以后，解甲归田。”

　　吴稚晖夫人袁云庆，目不识丁，是位贤淑的相夫教子的女性。有洁癖，不习惯吴的“至情至性，独来独往”，与吴漂泊了大半辈子，60岁时定居沪上。吴流转台湾，她未同行，1953年终老上海。吴有一女终身未嫁，有一子娶李济深女儿李筱梅为妻，无子。吴稚晖本是数代单传，香火无以为继，颇觉悲哀。但他毕竟生性豁达，死前立了遗嘱。存款寥寥，赠予在台的亲戚，并附一笔：“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不乏幽默。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撒手人寰。老友于右任为治丧委员会主任；蒋介石主祭，并题写“痛失师表”匾额；张道藩宣读祭文；蒋经国主持海葬。吴去世一周后，蒋经国发表纪念长文《永远与自然同在》。蒋介石死后立铜像，还立了唯一一个陪祀铜像，即吴稚晖。

　　世人鲜知的是，这位具魏晋遗风的党国大老一生却有三次对人下跪：1928年向小他10岁的汪精卫下跪，求他与蒋介石联手反共。未果。1924年向小他1岁的孙中山下跪，求他宽容陈炯明。未果。1902年向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下跪（长跪），求他担保9名自费留日学生入成城学校。未果。这三次下跪似可为“这个坏透了的好人”做一笔历史的脚注。

　　美耶，丑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