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挚、唐达成：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组图)

1978年唐达成（左）返京前与作者在太原合景

1999年1月作者与唐达成（左）于安定门合影

唐达成在虎坊桥居所书房

　　分成两半的子爵

　　记得，在李子云的访谈中，李子云说了一句颇意味深长的话。

　　李子云称得上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评论家。她敢于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1979年，就提出“为文艺正名”，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这是何等的锋芒！何等的理论勇气！当我向她提到唐达成时，她颇为轻蔑地说：我不知道唐达成，我只知道唐挚。

　　此话听来未免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当年，唐达成以唐挚的笔名，在1957年第l0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以其咄咄逼人的锋芒，一鸣惊人。当然，也应了孔圣人的那句名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唐达成也因此文而获罪，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

　　著名诗人邵燕祥在我采访他时说：

　　“我敬佩唐达成的勇气。真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唐达成那篇文章的观点，实际上与当时胡风对党的批评是一致的。就是你不能用条条框框，庸俗社会学来指导创作。这在当时确实是振聋发聩之论。”

　　“我相信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因为周扬在当时文艺界那是有‘文化沙皇’之称的。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来头。周扬是湖南人，和毛主席是同乡，周扬是很钦佩毛泽东的，钦佩到迷信的程度。他的整个做派，作报告的语气呀，手势呀，在文艺界，就是政治界，都把周扬看做是文艺界的总管。就是鲁迅说的‘奴隶总管’。向这样一个人物叫板，你说没有勇气能行？”

　　当年文章一发出，蒋和森就对唐达成说：“你胆子够大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

　　唐挚的文章，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庞然大物身后又是一座“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圣坛。唐挚却像堂吉珂德一般，挺着投枪冲了上去。

　　若干年后，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丁玲的秘书张凤珠说起唐达成，感慨万千地摇着头：“二十年后再相见，我在唐达成身上，简直看不出一点当年唐挚的影子。”

　　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陈丹晨也感触良多地说：“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我简直无法想象面前的唐达成怎么会写出当年唐挚那样锋芒毕露的文章。”

　　唐达成也往往会对他后来接触的朋友感触良多地说一句：“你们认识的已经是后来的唐达成啰。你们没有见到过去的唐达成是个啥模样。”说这话时，唐达成用着打哈哈的戏谑语气，但是我可以看出，他脸上那丝无法掩饰的苦涩和难堪。

　　唐达成有一次还对我说：“唐挚已经死掉了。”

　　唐挚死了？尼采在20世纪初宣告：“上帝死了”。这是一种信仰的崩塌，信仰的危机。如今到了21世纪初，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知识分子死了”，这是批判精神的丧失。不少人认为，上个世纪后50年，知识分子阵营出现了溃败之势。不仅表现在政治文化立场上的缺席，而且流行道德上的犬儒主义。这是对上个世纪后50年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总结？

　　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进行自我批判的人。唐达成作为一个批评家形象出现，更明确处于不断地批判社会和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中。我想大概可以说，唐挚更多的属于前者，而唐达成则属于后者。是社会的现实，造成了两项功能的剥离。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

　　唐达成复出后，不再用唐挚这一笔名，而多用唐达成。唐挚、唐达成这两个名字，把一个人的一生浑然截为两段。就是在写那篇毁誉参半然而声名赫然的《批〈苦恋〉的错误倾向》时，唐达成还对我说过：“我不想用真名。也不愿意用唐挚的笔名。我想还是重新起一个新的笔名好。”当然，后来遵照上面的旨意，发表时还是署了唐因、唐达成的真名。但我看到：在前三稿的文章校样上，赫然署着“魏平”这样一个笔名。一个绝妙的构思：为评而评。“职务文章”，“遵命文学”。犹如“文革”中，“梁效”是北大、清华两校合称；“罗思鼎”是螺丝钉谐音。一个“魏平”，说出了多少难言之隐，道出了多少不尽之意。

　　后来，唐达成的“官”越做越大，约稿信如雪片纷至沓来，文章到处在发。有一次，唐达成突然问我：“那么多‘遵命文学’，那么多‘职务文章’，你说，我是不是还是重新拣起‘陈言’这个老笔名来用？”

　　70年代初，唐达成赠我一套上下册的《文心雕龙》，署名就是“陈言赠”。我疑惑地望着署名。他愧疚地一笑：“陈言是我的另一个笔名。50年代发文章很多，有些自己也不满意的文章就不想用唐挚，而用了陈言。不是我自己的书，只好用陈言了。”就是那次，他给我解释了“陈言”之义。他说：“韩愈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警句：‘惟陈言之务去’。”他还说：“拾人牙慧，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可人往往就有一种惰性。笔杆子一摇，轻车熟道，走着走着就走到老路子上去了。”唐达成还用了一个特定名词，叫“套板反应”。他后来写了篇文章——《漫说“套板反应”》，详细地发挥了这一观点。

　　他还用过赵翼两句诗：“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我明白：唐达成不愿意做陈言，他想做唐挚。然而，要做什么人，往往由不得自己。

　　唐达成跟我讲到过克尔恺郭尔（丹麦哲学家，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他说：“克尔恺郭尔有一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我是两种痛苦都在经受。”

　　从唐挚到唐达成，堂吉珂德到哈姆莱特的角色转换。

　　盘曲始明山道难

　　这是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刻，我和唐达成漫步在太原钢铁公司峨口铁矿的盘山路上。唐达成有个习惯，晚饭后不马上回到住所去看书，写东西，而喜欢散一阵子步。他说，饭后百步走，能解闷和忧。他是这么用词，不是按一般的说法：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

　　大概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无数的足迹撒在了这条盘山道上。

　　这是一幅“苍山落日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晚霞的映衬下，马鬃般起伏的山峦（大概马鬃山因此得名）。在渐渐转暗的天空，勾勒出锯齿般的轮廓，好似在极薄的宣纸上描绘的一幅剪影。这种景色，既可以看作亘古不变，也可以觉得常见常新。景随物移，触景生情。

　　大部分时间，唐达成是默默地走，眼光望着落日的光辉渐渐消褪，偶尔，唐达成也会猛然冒出几句感叹：

　　“人生就是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上。苏联文学里常用一句话：‘革命不是在涅瓦大道上散步’。少年读书不思量，等你真正懂得这句话，已经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了。”他说这句话时，一抹晚霞映在脸上，竟是一脸沧桑，一脸惆怅。唐达成那年不过才40岁出头。

　　“人生之路，你觉得是你在选择路，其实还是路选择了你。人生的路上，多少独行者被裹挟而去，卷入滚滚人流。鲁迅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出，人世间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唐达成对鲁迅的这句名言，竟然是这么一种不寻常的理解？

　　“往前走还是往回返？这是一个走在路上常常思索的问题。领跑者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它包含了启蒙中冒险的全部内容。承担风险，付出代价，说不好还落一个爱出风头的褒贬。跟着跑，倒可能是一种智者的策略。”

　　……

　　唐达成还有诗云：“临峰方知众丘小，盘曲始明山道难。仰天长啸气荡荡，夕阳依旧伴群山。”“缥渺幻真假，虚实有无间。”

　　唐达成的许多话，我听得似懂非懂，懵懵懂懂。当年，我觉得颇耐咀嚼，所以把它们记在了笔记本上。若干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人生阅历的增长，从这些“陈言”中，却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路，在哲学的思维中成了一个重要意象。

　　卡夫卡只有天堂，没有道路。鲁迅则只有道路没有天堂。我明白了：在那条峨口的盘山路上，唐达成进行了哲学的人生思考。

　　后来，我看到唐达成的一篇短文：《“照着说”和“接着说”》。起首是这样一段：

　　冯友兰先生在做学问上有“照着说”和“接着说”的说法。在他看来，研究哲学史是“照着说”，而建立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则要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接着说”。此议颇启人省悟。由此我想到在生活态度和治理世事上，是否也可以有“照着说”与“接着说”之别？

　　文章确实让我更深一层领会到人生命题的丰富底蕴。

　　当年，唐达成对太钢工人冯霞的一幅油画《道路的性格》倍加称赞。我记得他在画前伫立了很久很久。这是一幅反映峨口矿建的美术作品，它不像当年其它作品，描画着高大魁梧的矿工形象。画面上没有一个人，只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道，路面上布满积雪，留下许多车轮和履带的印痕。

　　我没有从中看出多少奥妙。

　　然而这幅画却给了唐达成极大的震撼。我看到唐达成的一份手稿，他赫然用“唐挚”的笔名，写了一篇《路的遐想》。上面没有署日期。我无法确定唐达成是写于新时期之前还是之后，他后来把此文收入他获茅盾文学奖的杂文随笔集：《世象杂拾》。把手稿真迹同发表的文章做一对比，其中倒也有不少领悟。

　　唐达成的人生道路，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后50年的艰难跋涉。充满了太多的峰回路转，惊心动魄，刻骨铭心。

　　我觉得唐达成的个人历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他人生中的坎坷跌宕无不与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紧密关联。他应该把它记录在册。

　　30年前，还在唐达成下放太钢“劳动改造”的时候，我就提议他写写自己的经历。那时候还不太敢用“个人自传”这明显涉及了“个人主义”、“树碑立传”的敏感字眼。那时候，他还没有走进中国文坛矛盾漩涡的中心。还没有后来那20年颇具戏剧性的经历。但是，他作为一个边缘的影子，却折射出建国初十七年文艺战线整体动向的轨迹和轮廓。从唐达成随意流露的只鳞片爪的细节中，我感觉到唐达成的经历对历史的弥足珍贵。记得，唐达成当年回答了我这么一句话：“假以时日吧”。这在当时，显然不是指写作的时间，而是指需要等待的时间。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当然都不难理解此话中等待的含义和为什么要等待的原因。

　　唐达成曾对山西的一位画家朋友吴殿钧说：“太钢是产不锈钢的，我真想做一个不锈钢的盒子，把我写的东西深埋地下，我相信它们总有一天重见天日。”

　　我难以体察文艺界盘根错节的复杂人际关系，也不完全清楚左右历次文化运动的政治背景，我掂量不出如触动这一敏感神经，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我只从唐达成的踌躇不前中，感到了这份历史的沉重。唐达成说唐因曾说过一句话：“我们提不起笔来，因为我们肩上历史的包袱太重。”唐达成不好下笔，自有其难言之隐。

　　记得唐达成曾这样问过我：“对于一部历史，你说是当代人撰写得真实呢？还是后代人撰写得更真实？”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不是我的智力能够回答。唐达成也充满困惑：“当代人撰写的历史，出于某种功利或迫于某种压力，必然多了一些禁忌、避讳和遮掩；而后代人撰写历史，隔岸观火的身份，又使他们失去了身临其境的切肤之感。更不要说时代变了，时代精神也会有差异。甚至对许多使前人曾经梦萦魂绕的问题，觉得很难理解。真正恍如隔世。”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没有遗留“自我立言”的传统。唐达成没有为我们留下录音，也没有留下不锈钢盒子，只给历史留下扑朔迷离的谜，留下无尽的空白。并非真空的空白。

　　我不愿用揣摩、估计、推断、想象去填补这些空白。只能遍寻唐达成渐已消失的脚印，去填补他人生历程中的空白；用文坛诸多故旧老友的记忆碎片，去拼凑一个日益模糊的人物形象。

　　每一块片断的记忆是模糊的，然而无数模糊的记忆碎片叠加在一起，在人们审视的眼睛中却变得愈益清晰。犹如看一幅三维图像，瞳仁的功能，能从那些零乱的色彩图块中，看到清晰的图像。

　　每一个人的回忆片断可能是失真的，因为它必然受到视角的局限和情感色彩的支配。然而，无数可能失真的记忆碎片的相互印证，却能还原出一个无比鲜活的真实。这里面不仅有“比较是鉴别的最好办法”，而且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情感倾向，组合成的是一个多棱角多层面的“原生态”立体人。

　　（作者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秘书长，著有《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