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势不可挡
■本刊记者/张雄
民间力量在汶川地震中前所未有的表现，是突发事件和趋势相结合后一种能量的释放
就个人和民间组织在汶川大地震中的突出表现，及公民社会未来的发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先生接受了《新世纪周刊》专访。
汶川大地震后，民间力量在救援和重建工作中表现突出。人们一下子看到，原来民间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为何在这个时机爆发出来？
我们应当有几个基本性的判断。现代社会从来都是三根柱子，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总量提高的前提下，社会也开始转型：由传统单一的社会形态，向公民社会的转变。这也是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重大成就。有了这两个判断，就好理解民间力量的表现了。
现在大家对公民社会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其实并不赞成。但我想汶川地震至少反映了这样几个东西，应当值得注意：首先公民的责任意识在这次地震中有明显的提升，有很多口号，比如“我们都是四川人”等等。无论老中青，各行各业，都在这次地震后非常踊跃地加入救灾工作。
个人很踊跃，社会组织的作用的提升也很明显。在我们过去的各种灾害治理中，还没有哪一次像这次，社会组织能这样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进来。
民间力量在救灾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有独特性。像李连杰这样的国际巨星亲自到救灾第一线，他起到的号召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另外，民间组织在对个体之间的沟通、连接，社会的动员、组织的作用，不是政府下一道命令叫大家如何如何可以替代的。谁也代表不了谁，各有各的特殊作用。
民间组织不仅能跟政府相互配合，它还可以起到政府某些方面起不到的作用。过去的社会政府可以包打天下，现在来看，社会组织可以成为政府的助手，甚至成为社会发展方面的良好伙伴。
民间组织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发挥出明显的作用，现在要做的是，借这个势头如何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应该总结公共治理的一些趋势，上升为一种良好的制度安排。很多民间组织现在还处在很不成熟的阶段。我们过去谈社会组织，大家的顾虑太多。
救灾过程相当于民间组织的一次自我操练，存在的问题是否也暴露出来？
民间组织这次的表现比以往都强，但还是远不适应公民社会的要求。比如，它们参与的渠道很窄，有很多的不规范。还有，民间组织受到很多现行某些规定的制约，这些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现在还是有很多传统的、不合时宜的管理。很多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管理，这样的东西需要改。比如民政部规定，民间组织必须挂靠一个行政单位。还有任何社会组织要吸纳社会资助，都必须要经过民政部的批准。姚明就可以在国外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募集一些钱，这是好事。我们现在的制度，一定要适应这种民间组织的发展。
类似的羁绊还很多，现在我们对民间组织的管理，还带有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
有人总担心发展民间组织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民间组织代表社会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利益的主体。因为社会利益多元化了，民间组织能反映他们的诉求。有组织的诉求总比无组织的反抗好得多，这是一个大道理。
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不同看法也很难免。我们要面对现实，把一些已经看到的冲突的东西，尽快地明确下来，要制度化、有序化，需要改革传统的社会管理的制度安排，尽快改。
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国人只是被地震刺激了一下，才会有这么多集中的积极表现。您赞同吗？
我想是不会的。地震让大家内在的东西得到一种释放，这种释放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中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且也包括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是人的责任和权利意识的发展。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阶段的需求，来主动推动这个趋势更好地走向良性的状态。
改革开放30年，社会已经到了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新的阶段。公民社会一定要放到新的历史背景下去考虑。才能看到趋势，不是偶然的，是突发事件和趋势相结合释放出来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