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袁鹏
嘉宾简介：袁鹏 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美国人民友好协会理事；美国ChinaSecurity杂志编委会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亚太安全等。出版《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中美战略关系新论》等著作。曾于2003年－2004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1999年－2000年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做访问学者。
“时事开讲”专题 访谈实录
中美对话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对话 主持人：袁老师您好。6月18号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闭幕了。中方代表王岐山指出，这次对话最突出的成果就是中美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扩大了合作，两国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请您谈一下，这个文件对中美未来经济合作有什么意义？会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而且这次中美对话在国内外受到了格外关注，它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袁鹏： 关于能源环境合作十年规划，是第三轮战略经济对话谈判的一个双方具体的承诺进行了落实，这个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对两国经济未来的共同发展空间、共同的利益部分加以放大，因为能源与环保合作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同时中美两国也共同向全世界显示，中美两个能源消费大国，愿意携起手来共同克服和解决能源问题，也就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和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以及对美国在能源问题上的一些批评。中美两个大国愿意在一起就能源和环境问题进行对话和合作。
至于这次对话之所以引起特别的关注，我想在于几个特殊的原因。一个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整个美国经济形势的不妙。美国经济形势总体上呈现衰退的迹象，美国经济如果出了问题，全世界经济往何处去，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本身的经济由于今年的自然灾害问题，地震、雪灾、水灾加上西藏骚乱等等导致中国经济也出现了股市动荡和物价相对上涨的趋势。
第三，全世界油价上涨、粮食危机的炒作，还有整个经济形势，越南金融危机引发的对整个东亚经济形势的担忧等等，总体经济形势也不太好。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人们当然就期待中美两国，一个是发达国家的“领头羊”，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相当于世界经济的两个不同的引擎，这两个引擎坐在一起能够谈些什么，对世界是有影响的。
当然还有两个特殊的原因，首先这是王岐山副总理第一次登台参加战略经济对话。因为王岐山也算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非典时期给人印象深刻，王岐山副总理是一个什么样的谈判对手，国际媒体也在关注。加上八国峰会下个月马上要召开，也有人讲中美战略积极对话就像一个两国峰会，就是为了八国峰会积极预热，八国峰会更多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中美对话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对话，正好作为八国峰会的一种补充或者一个预热。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可能导致第四轮战略经济对话比前几轮更加引人关注。
关注能源和环保问题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主持人：这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心比前三轮发生了转变，或者说是能源压倒了汇率问题，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袁鹏： 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汇率问题，一直是前几轮的焦点，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上单方面对中国进行施压，本身含有不对等性。其次中国在力所能及、可控性、建议性、主动性、原则性的基础上，在汇率问题上已经做出了对话中的承诺，人民币汇率在过去两年间，已经升值了将近20%。全世界都看到了。而且现在美国自身的金融监管出了问题，在汇率问题上进一步对中国施压，它也底气不足，与此同时，现在全世界更关心的确实不是汇率问题，不是人民币升值问题，而是全球油价高企带来的高油价时代，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问题，都是世界共同关注的。能源和环保工作被提上了日程，既是对中美两国现在经济的需求，同时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关注点，所以第四轮战略经济对话把能源和环保进行相对比较集中的探讨，盖过了汇率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中美两国越来越变成一对平等的谈判对手 主持人：现在有专家认为，在前三轮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当中，美国一直都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还有宏观经济政策施加压力，甚至是批评，现在的情况是美元持续疲软，导致油价上涨，金融市场不稳定等等，我国克服了很多困难，该做的也都做了，是不是可以说中美谈判地位现在开始易位，出现了中国转手为攻的态势呢？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袁鹏： 我觉得态势还是存在，但是我不太喜欢用转守为攻、战略地位易位的说法，因为中国从来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谈判对手，也不是希望对美国产生一种攻击的姿态，只是说明通过这几轮对话，两国越来越变成一个平等的谈判对手。这个平等，一方面是在于经过几轮的谈判下来，大家相互平等的地位逐渐确立，更主要的是前三轮对话，全世界也看到了中国方面作出了更积极、更主动、更大的努力，在汇率问题、金融开放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投资保护问题、产品市场安全问题等等，有目共睹。
而美国方面，在中国做一些承诺的同时，自身的力度相对比较有限。比如美元持续贬值的问题，美国政府力度相对比较小。其次在油价高企的情况下的经济运行，美国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似乎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布什政府所代表的能源集团和华尔街集团、金融集团，他们的利益导向和目前的美国金融监管的问题也和油价高企不无关联，有一定的联系性。在这种前提下，中国方面作为一个对话的平等对手和代表，要求对方在美元稳定问题上，在稳定油价问题上，承担起一个世界经济领袖的责任，这不仅是代表中国的利益，也是代表整个世界的利益，对美国说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确实中国占有一定的道义制高点和对话的主动性。
对话能够超越双边关系本身为全球宏观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主持人：最后一个网友比较关注的问题，美国总统今年会换届，在11月份进行大选，换届以后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袁鹏： 当然会有影响。过去的一个惯例，就是新上任的总统总是对上任总统的内政外交政策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极端的做法就是全面推翻。像布什上台之后奉行了ABC政策，把克林顿支持的很多政策都抹掉了，有些是政府做一些政策性的微调。总之无论微调也好还是大的改变也好，其结果都会有所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担心的一点，就是战略经济对话的形式和内容会不会被继承下去。
现在美国方面，国内有一些学者有这方面的担心，这次战略经济对话双方也对这个交换了意见。希望这个对话能够持续下去。美方的谈判代表保尔森，也是希望这样一个对话持续下去，我自己对这个对话还是有信心的。
首先这个对话符合两国的总体关系的需求，和其他的对话机制一起共同支撑了中美总体关系的稳定，从过去四轮可以看到是比较明显的。其次这个对话有助于使两国经贸关系非政治化，使经贸关系保持一个可控的、平稳的发展状态，这个也是大家看到的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其次，这个对话也带来了一些实际的对话成果，包括美国对中国开放旅游，中国对美国加大金融开放的力度，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同时，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管，还有双方在一些共同的领域，像能源、环保合作方面，实现了共同的目标，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成果。最后，这次对话也显示出中美两国除了自身的利益以外，也能够超越双边关系本身，为全球的宏观经济稳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所以这么多的积极的成果的存在，如果理性的分析，应该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对话的机制，也许改变一个名称，也许改变人员，但是这样一种对话的精神实质、内涵和形式，我觉得没有理由把它给废弃，当然话说回来，对话不是万能的，对话如果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世界上就和平了、就和谐了。所以，不能因为对话没有达到所有的目标，就对这个对话产生气馁，甚至放弃，所以从战略对话本身的初衷，通过战略思考，应对经贸关系，通过经贸关系的稳定推动战略关系的稳定，这个目标是达到了。
主持人：谢谢袁老师。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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