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见证留学新时代的开启

　　新华网北京6月22日电 题：见证留学新时代的开启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李柯勇、万一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现代史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文革”后恢复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人员便是其中之一。

　　这一年的6月23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指示。12月26日，首批访问学者在中美建交前夕起程赴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事件，成为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寻访了多位当年的亲历者，他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邓小平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

　　1978年6月，“文革”结束不到两年，中国百废待兴。人们的思想还受着“左”的束缚，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刚刚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关于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指示令人惊喜。

　　这一指示是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作出的，地点是中南海。当时在场的四位老同志如今都已过世，时任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的李琼对记者回顾了她了解的情况。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听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回来以后很快就向我们作了传达。”李琼说，“看得出来，蒋部长当时很兴奋，因为小平同志的决心魄力非常大，我们听了也很兴奋。”

　　今年87岁的李琼清楚记得，邓小平这样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当时高考刚恢复半年，全国大学里的本科生都还很少，小平同志却对留学生问题如此大刀阔斧，确实令人振奋。”李琼说。

　　她回忆道，邓小平当时说，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要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李琼认为，当时，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而邓小平关于扩大增派留学人员的指示已经充分体现了“开放”的思想。她印象特别深的是邓小平关于留学生管理的指示：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么死。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的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

　　“当时我们在留学生管理问题上还有些害怕，担心叛逃一个不好交待。”她说，“小平同志认为，不能把留学生圈起来，要放开手，让他们接触派往国的社会和群众。留学生不能光学习科技知识，还要广泛了解国外经济社会状况。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体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博大胸襟。邓小平作出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指示并非突然。“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复出，他首先抓的是科教。他认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

　　“小平同志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纠正了"文革"错误。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也体现了这一点。”李琼说，“"文革"十年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人们都想争分夺秒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小平同志的指示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邓小平作出指示后，教育部不到20天就拿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对出国留学的各种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划。

　　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开启了中国留学史一个全新的时代，引发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

　　中美13天艰苦谈判打通留学之路

　　打通出国留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78年，中、美两国曾就这一问题展开过一轮艰苦的谈判。

　　今年68岁的中国驻加拿大渥太华总领事馆原教育参赞郭仪清是当年谈判的参加者。她回忆说，中央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后，随即派出了一个访美代表团，主要目的是落实1978至1979学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方案，争取把中方留学生进入的学校、专业、人数基本定下来，对有关派遣的政策性或具体问题达成协议。

　　“当时中美关系还处在互派联络处的阶段，这个"中国教育代表团"便以民间面貌出现。团长是周培源，用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名义。顾问由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担任，用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名义。代表团于1978年10月11日抵达华盛顿，从12日起正式谈判。”郭仪清说，“美方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为首，成员由国际交流署署长和白宫、国务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有关人员组成。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参加了首次会谈并致欢迎词。”

　　谈判的另一位参加者、外交部档案馆前馆长廉正保说：“当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已经开始向改革开放方向突破了，所以我们这个代表团是抱着一片诚心去美国商谈的。但那时中美建交谈判正在进行过程中，美国对我们的态度没有底数，还有各种疑虑，在这次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谈判中不断地对我们进行摸底、试探。”

　　谈判之初，双方意见差距较大。廉正保说：“一个问题是留学生的人数。我们提出，1978年至1979年派遣500人。美国人觉得太多了，他们说，美国首次向中国派留学生只能派几十人。我们把中国的人口、经济社会形势等的国情向他们作了耐心解释。”

　　郭仪清说：“对于中国留学生学习的科目，美国方面也很保守。我们想学的是理工科，而美国提出了很多限制，特别是一些高精尖的学科不想对我们开放。他们只希望我们去学语言，这当然与小平同志提出的快速提高我国科技水平的要求不符。在这个问题上来来回回谈了很多次。”

　　“中国教育代表团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谈判代表团，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各种具体问题怎样处理？情况错综复杂。”廉正保说，“美国方面的一大担心是，中国留学生会不会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出了问题怎么处置？从这种疑虑可以看出，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还很深。”

　　中国教育代表团在美国逗留了13天，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全程陪同。由于谈判一波三折，后来代表团分成两组，一组到美国各知名大学参观，另一组留在华盛顿继续谈。

　　最后，经过反复争取，双方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其中明确了“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还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1979年初，邓小平率团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中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从而载入史册。此后，中国政府和民间教育代表团纷纷出访日本、加拿大等国，同时也接待了各国访华代表团，商谈互派留学生事宜，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和执行计划。随后，我国与苏联及东欧各国互派留学生的工作也逐步恢复。

　　30年121万人，中国涌起史上最大留学潮

　　1978年，清华大学机械系讲师柳百成已经45岁了。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文革”后首批赴美的52名访问学者之一。

　　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柳百成以“绝大的惊喜”来形容当年的心情。他的父亲解放前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他的岳父——一位早年留学法国的老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受迫害自杀。这样的家庭背景曾让柳百成吃尽了苦头。他几次进入赴苏联等国留学的名单，但最后都被“刷”了下来。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骂作“臭老九”，但柳百成一直偷偷坚持阅读书籍和期刊，他坚信“知识就是力量”。1978年11月，清华大学机械系得到一个赴美留学名额。柳百成连闯系主任口试、学校考试、教育部统考三关，最终被批准赴美。他当时的感慨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当时选拔的第一标准是外语水平，而不是政治条件。相对于"文革"时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柳百成说，“我甚至成了赴美访问学者团的总领队，这让我感觉到，一个任人唯贤的时代真的到来了。”

　　1978年12月26日上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京接见赴美访问学者团全体成员。当晚，周培源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亲自到首都机场为他们送行。如此高的规格，让大家感到此行意义非同寻常。

　　当时中美尚未直接通航，访问学者团由巴黎转机赴美。在巴黎机场，中国驻法国大使告诉柳百成：“我们得到消息，在纽约机场有外国记者要采访你们。你们是否接受采访？”柳百成和其他人商议之后决定：“接受。”

　　他们在飞机上起草了一份声明，柳百成至今清楚记得声明的内容：“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是为学习美国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他们在纽约机场灯火辉煌的接待大厅里对几十名西方记者宣读了这份声明。

　　柳百成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了两年，他最深的感受是，美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令人惊叹：“当时我还没见过计算机，而在美国房东家里，三年级的小学生都有了一台苹果电脑。”

　　柳百成认为，留学经历对他的学术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运用美国的先进仪器，首次进入了材料科学的微观世界。他和美国大学本科生一起选修电脑课，回国后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计算机模拟仿真研究，用高新技术带动和改造铸造这一传统产业，取得了丰硕成果。

　　翻开史料，自1872年清政府派出首批官费赴美留学生至1978年，106年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只有14万人。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21万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出国留学人员派遣的规模和力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截至2007年底，留学回国人员已达32万人。他们在我国教育、科技、经济、国防、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留学回国人员在许多重要岗位占有很大比例：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占77.61％，两院院士占80.49％，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学研究基地主任占71.65％，长江学者占94％，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占72％。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曾经预言，“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今天，人们看到，小平同志的期望正在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