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宝先生祖籍安徽涡阳，一九二六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生于夏口，即如今的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当时，其父马寿华任湖北夏口地方监察厅检察长，次年武汉国民政府成立，马寿华受任为最高法院四委员之一。而后，国事变换，宁汉分和反复，马先生便随其父先上海后南京再后迁至上海法租界。早年就读于国学名家王培荪创办的上海初级中学，接受了严格的四书五经教育，为此后从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扎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中学毕业后，在父亲的建议下，进入上海国立复旦大学法律学系就读，并坚持自修英文。
其间因机缘结识了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并成为忘年之交，也同时启蒙了对于法哲学的志趣。
一九四七年，国事飘摇、局势动荡之际，复旦大学被迫停课，刚念至大三的马汉宝不得不跟随父亲辗转至台湾。而后返校无望，便进入台湾大学法律系攻读。毕业后因成绩卓然而留校任教。其间得识国际知名法学家葛瑞·陶遂(GrayDorsey)，并由此开始研究宪法。而后因教学所需转攻国际私法。此后，先后受邀至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曾应邀为法国法兰西学院访问讲座、美国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所“李多慈杰出学人讲座”。由此，赢得了国际、国内法学界的卓著盛名。现任台湾大学名誉教授，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先生著述甚丰，内容涉及国际私法、法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史，中国法律文化等多个领域，影响深远。但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其著述皆以繁体字在台湾刊行，而未能在大陆面世。《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是其著作大陆简体字版的第一本，其中论文源自台湾版《西洋法律思想主流之发展》与《法律与中国社会之变迁》，均关涉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
文章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主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制度，并兼及法律教育与考试；在中国现代转型这一宏大背景之下，这些文章分析阐释了传统道德体系、伦理规范、法律制度遭遇中西融合时的困境与希望。下部主要涉及西方近代以来的法律思想流派，即有英美也有欧陆；其以社会法学派、分析法学派、自然法学派的三分为基础，展现了西方法律思想的整体面向和内在纠葛，并借此彰显了交替之际的西方社会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生活的诸多变迁。如先生所言：晚近以来自然法思想与法律实证主义兼容并包的趋向，所反映者并非仅仅是思想的分歧与融合，而更是西方社会的整体走向。
一如先生在《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中所言，“法律与社会生活不可分；法律制度凭藉其思想或理论基础的力量。足以促成社会生活之变迁；而社会生活之变迁亦足以促成法律思想的修正及法律制度的改革。”不止于此，自十九世纪以来，伴随着人类交通时代的开启，自洽而古老的中国亦被纳入东西文明的碰撞过程。从此，风云百年变换，神州沧桑陆沉，时代夹缝中的伟大学人，中西冷暖之间，始终不忘为古老而悠久的传统开续新元，马汉宝先生即为其中之佼佼者。
法律思想与社会的变迁，本身即是一宏大命题，其之于身处“历史三峡”之中的中国，更具深远意味。先生一介书生，却以愈耄耋之年的人生阅历始终处于新旧时代、海峡两岸、东西文化交通之间，安于持守之时，恰是其学术与思想、为学与为人、理路与理念日趋成熟而表诸文字之际。书生事业，自有天地。文如其人，温良清明的豁然所饱含的乃是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体认和关照。具而言之，即是经由阐释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而将已然消逝的历史时光拉回当下，在一切历史皆为思想史之意义上，阐发法律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公民之过程中的价值与功用，进而冀望以此验证或型构社会的变迁，最终达成法律与社会的互动、法律与历史的和解。举一细微端言之，比如，其著作在大陆的辗转波折所折射出的社会样本，与法律、法制、法治在近世中国虽反复而终有所成之历程，二者亦恰相映照。由此而言，社会变迁的最终呈现，终不脱于具体之人的希望与悲剧、责任与担当。
刻下之中国法学界，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一辈人已然成为其间的中流砥柱，或执教杏坛，或进阶为官，虽不乏浑水摸鱼之流，但多数劳心劳力。无论是“本土资源”的昭昭确信，抑或是“法学向何处去”的迷途彷徨，所反映者，皆不脱自身学术之自主性与独立性这一基本问题。而正是在此，马先生对于中与西、过去与当下之关照，以及由此秉持的问学立场，皆可视为范例。反观此辈人之求学历程，亦复如是：其多数属于所谓的七八、七九届，虽求学时与马先生相隔两岸，并无师承关系，但在学术历程与年龄上，却都实属马汉宝先生的学生一辈。当其时，中华固有学术传统飘散无归，且与西方学术世界多有隔阂，致使书籍困乏，难为启蒙之用，台湾学者之著作的传入，裨益颇大，先生著作亦属其列。
放宽视界而言，法律思想、制度的流变只是社会变迁诸多方面的一个侧影，一如马克思所言，政治、经济等因素才是历史背后真切的动因。比如，包括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殖民地独立运动在内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变革者岂止是法律，更是生活世界与文化网络。然而，文化自西徂东，百年未止。于是，不禁感叹，历史之错位，使得转型民族所面对者，不仅是传统与现代的纠结，亦有现代与后现代的混杂。遭际如此，如何发掘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如何在接受诸多普世价值的同时，亦保存一方水土之民众特有之生活方式与文明形态。此为当下国人需面对的问题，也同样是马汉宝先生贯彻始终的主题。甚而，马先生学贯中西，以超过半世纪的生活经历，亲自验证着重视伦常的传统法律文化与偏重权利义务的西方法律文化相互融合的可能。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两句话出自《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马先生的书房的名称“思上书屋”即源于此典。马汉宝先生曾在《思上书屋文集》里引申“思上”之意，盖具三端：其一，指思念天父上帝；其次，指思念祖先上辈；其三，指一切惟思师法乎上及力争上游。以此为本文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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