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国际法的佐证

　　钓鱼岛历来为中国神圣不可侵犯之领土，这是在历史和国际法等方面均有佐证的。

　　历史见证：中国比日本早四百年发现钓鱼岛

　　根据中国史藉记载，钓鱼岛的发现和命名最早可见于明永乐元年(1402年)的《顺风相送》航海图，而日本声称对钓鱼岛有主权，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将台湾连同钓鱼岛割予日本。之后日本才将钓鱼岛列入为日本领土，以“尖阁群岛”一词来表示钓鱼岛列屿，并划归琉球。

　　在1895年以前，日本刊行的地图均未将钓鱼岛列屿划入琉球范围。反而在1785年日本人林子平刊行的日本地图，“三国通览舆地路程全图”所标明的颜色，则清楚显示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亦即中国发现该列屿比日人起码早四百年以上。

　　除此以外，于清代(1893年)更有慈禧太后曾将钓鱼岛列屿赏予盛宣怀之诏书，其孙辈的家族成员盛承楠在1949年自江苏迁台后，更不时到其家族“产业”钓鱼岛上采石苁蓉及其它生草药以供制造药丸之用，他并于1970年9月9日在台北市大华晚报发表《钓鱼岛列屿采药记》。

　　历史足以证明钓鱼岛不是无主岛屿，而是中国所属，不属日本，不属琉球。

　　国际法佐证之一：日本不符“有效先占”条件

　　日本主张对钓鱼岛列屿有主权的主要理由是：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后，在岛上建立了木头鱼工厂，搜集羽毛鸟粪。指该岛屿沿海一带久为琉球渔民捕鱼的地方。

　　此点意在声称日本人为钓鱼岛列屿的发现者，并登陆、占领与使用该岛，若此点属实，在国际法上，日本已满足了对该岛的“有效先占”(OCCAPATION)条件，从而建立了日本对该岛的管辖权(意即取得该岛为日本之领土)。但其子在1970年8月则否认该列屿为他父亲首先发现之说，只承认他父亲曾去过，但在此之前早有人去过。

　　但是中国史藉对此岛的最早记载见1403年的《顺风相送》航海图，即中国发现该列屿比日本人起码早四百年以上，中国符合国际法“有效先占”的条件，日本难强词夺理。

　　国际法佐证之二：钓鱼岛不附于琉球

　　再者，在国际法上若欲依据发现并占有一块无主地为理由，先占之主体必须是国家或由国家授权者，但日本人古贺氏在向日本内政部申请对该岛的租地权时，却被日本政府以“不认为该岛属于日本”为由驳回其申请。而在1941年日踞台湾时代的“台北州”为了保有钓鱼岛渔场，与冲绳(琉球)郡打了一场官司，1944年日本东京法院更判决确定钓鱼岛列屿属于台北管辖。

　　当时日本虽已并吞琉球，但到1895年，中国战败后，日本占领台湾时同时占据钓鱼岛列屿。并于次年批准古贺氏的申请，又于次年将之列入为日本领土。但在1942年中美英会议宣言即指出“所有日本窃夺自中国的一切土地，均应由中国政府收复之。”这无疑包括钓鱼岛列屿。

　　此外，按照国际法中，1958年“大陆礁层公约”第六条规定：“(一)海岸毗邻及(或)相向之两个以上国家，其大陆礁层界线之划定，应符合其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之原则。”即钓鱼岛列屿属中国土地的自然延伸，主权属中国所有绝无疑问。

　　国际法佐证之三：美日不能私相授受

　　有关钓鱼岛主权，日本的一个主要理据之一是“美日和约”发生效力后，琉球与日本分离，基于和约与有关奄美诸岛的日美协定，所颁布的美行政官署布告第廿七条“琉球之地理环境”第一条规定，该列岛是在琉球列岛的地理范围内。所以将钓鱼岛列屿一并于1972年“归还”日本。但日本此主张完全违背了一项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即“一国的领土主权，不因其他国家间的条约对该领土有所处置而受到剥夺或影响。”因为任何个人或政府，皆不能将其所不拥有的权利转让于他人。这是一项基本的私法及国际法的原则。钓鱼岛的主权既于战后属于中国，则美日和约与协定虽将此列屿划入琉球地理范围内，欲由美军管辖，中国对其主权仍是完整并不受影响，日方所持主张列屿主权的第三点理由在国际法上亦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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