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视学问为生命的“忘年人”

　　《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上海报道

　　蔡尚思:

　　视学问为生命的“忘年人”

　　作为最后一位辞世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学术大师的弟子,蔡尚思让人记住的不只是他多年勤奋铸成的等身著作,还有独立治学精神和乐观积极、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

　　这个春天对于上海的学术界来说有些哀伤。

贾植芳走了,王元化走了,5月20日,史学大家、复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先生也走完了他104岁的人生历程。

　　作为最后一位辞世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学术大师的弟子,蔡尚思让人记住的不只是他多年勤奋铸成的等身著作,还有独立治学精神和乐观积极、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

　　“蔡先生视学问为生命,……他的等身论著,也是近80年来中国现代学术走过曲折道路的历史见证。他参与了这期间关于传统思想的历次重大争论,而且有话直说,不为贤者讳,不怕开罪当令的显赫人物”—— 2004年,蔡尚思先生百岁寿诞之际,曾与蔡先生共事多年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撰文赞颂了先生的治学精神与学术品格。

　　“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这句话,蔡先生践行了一生。

　　遍访名师 醉心书海

　　1905年,蔡尚思出生于福建德化,很早从父通读四书五经。青年时代的蔡尚思酷爱文史,尤喜吟诵韩愈诗句“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20岁那一年,他看到报上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招生的消息,即打算以同等学历资格投考。面对父亲的阻挠、乡亲的劝说,蔡尚思只有一句话:“我宁愿到北京饿死,也不愿留在家乡平安地过一生。”他负笈北上,因途中遭遇闽南战事误了考期。蔡尚思并未灰心,先后到孔教大学和北京大学自由听课,接触到不少当时享誉全国的名师。

　　王国维是蔡尚思在北京拜的第一位老师。蔡尚思曾拿着自己的文稿趋前请教,王国维勉励他说:“前日枉顾,便知足下志趣不凡。……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

　　蔡尚思曾以自己撰写的关于先秦诸子的书稿求教于梁启超。梁先生在复信中称赞他:“大稿留读,具见深思,更加覃思,当可成一家之言。”这成为蔡尚思后来潜心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直接动力。

　　晚年的蔡尚思曾在自传中谈起对诸位老师的感念:“师长方面,首推郭鹏飞的勤于为我改作文。王国维(1877 ～1927)的教我治经学与勉励我不可自馁自限。梁启超(1873～1929)的鼓励我成一家言与研究思想史。陈垣(1880～1971)的教我言必有据,戒用浮词。梅光羲(1880～1947)每两星期必从天津到北京讲学,来枉顾一次,最鼓励我治佛学。蔡元培(1868～1940) 在教育行政上的做出最好榜样与常介绍我教大学。柳诒徵(1880～1956)的给我多读书多搜集史料的机会与经常为讲近代掌故……”

　　除遍访名师,蔡尚思更醉心于书海。

　　1934年,整整一年,一位年轻人几乎天天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读书达十六七个小时。馆长柳诒徵感其勤奋,特批年轻人住读于馆中。一年时间,他读完了除诗赋词曲之外的历代文集数百万卷,从中抄录中国思想史资料数百万言,柳馆长惊叹“前既无古人,后也恐怕难有来者了”。这个年轻人便是蔡尚思。

　　蔡尚思还曾先后在沪江大学图书馆和合众图书馆常年住读,并将图书馆视为“太上研究院”。1936年,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称赞时年31岁的蔡尚思:“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卷帙浩繁,非一日之功。”

　　不屑做“好好先生”

　　蔡尚思是一位率真的学者,在学术圈是出了名的敢言之人。

　　1946年,时为复旦大学教授的蔡尚思与张志让、沈兰体、周予同等四人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及文化研究所,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重要外围组织之一,前后发表了几十次战斗性政治宣言。

　　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主任傅德华教授将解放战争时期蔡先生发表在《大公报》、《文汇报》等各大报纸上的文章做了整理,结果发现,有100多篇矛头直指蒋介石的统治,被人誉为“红色教授”。国民党当局曾于1948年将其列入“黑名单”,并以国民党教育部的名义给蔡尚思所在大学写过警告信。

　　“文革”中,蔡尚思遭到批斗,被诬为“反革命”、“臭老九”。家前后被抄十多次,最让他痛心的是,凝聚了他30多年心血的《中国思想史通论》手稿因此下落不明。但即便如此,蔡尚思风骨仍在。他曾拒绝为2000多“革命听众”讲“儒法斗争史”,并针对一位权威人士撰写的儒法斗争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其对荀卿言论的歪曲,结果被“(上海)市委写作组”视为不思悔改的“学究”。

　　“文革”结束后,他率先发表《解放思想,繁荣学术》,多次呼吁“学术没有禁区,学术必须民主,学术必须争鸣”。他鄙视见风使舵、左右摇摆的“专家”,讨厌一派捧场声、唱赞歌的讨论会。

　　在学术上,蔡尚思尤喜争鸣。他一生参加很多学术研讨会,会上他喜欢直话直说,与人争鸣。常常是会上与人针锋相对、面红耳赤,会后则与相争者坦诚相见,握手言欢。他的文章颇富争鸣精神,勇于论战。为此,有人觉得他“过于激烈”、“火气太大”。但他执拗地不屑做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力主“学术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创新”的观点。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是对待孔子的评价问题。

　　蔡尚思一贯以为,孔子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但决不是不可批评的完人,更不是 “万世师表”。在“文革”全国一片“批孔”声中,蔡先生逆潮而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应对孔子“一分为二”,不可将孔子与“历史孔子崇拜者”混为一谈。1976年“四人帮”被除后,蔡先生秉持“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的主张,积极呼吁对孔子思想开展百家争鸣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匡亚明在《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一文中提出对孔子评价应采用“三分法”,蔡先生则在《文汇报》上发表《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 与匡亚明同志商榷》的文章,提出对孔子评价必须采取“两分法”,这场争论一时成为学术界美谈。

　　朱维铮曾就此称道:“他(蔡尚思)立志站在时代思潮前面,总是坚信自己的选择和追求,在学术上决不朝秦暮楚”。

　　言传身教 诲人不倦

　　傅德华当年在复旦读书时曾上过蔡尚思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课。在他的记忆中,蔡先生“上课基本不用讲稿,一口闽南普通话,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讲到激动处还会手舞足蹈,从讲台这头走到那头。尤其在讲到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时,因为蔡先生和其中的许多人都打过交道,有很多亲身经历的事情,讲起来尤其生动。”

　　“治学之道,首要的在于多读书。”蔡尚思的学生、安徽大学历史系现职教授汤奇学,至今仍牢记蔡先生当年的教诲,“我在复旦读蔡先生的研究生,他会开很多书目,两周向他汇报一次读书心得,迫使我们一定要在图书馆里勤奋地啃书。”汤教授向本刊记者回忆那段求学生涯。

　　“蔡先生常常给我们讲起他自己勤奋苦读的故事,以此勉励我们奋发读书。”蔡先生的学生、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历史研究》副主编李妙根告诉记者。

　　汤奇学和李妙根都是蔡先生带的最后一批研究生,那时蔡先生已过古稀之年。他们常去先生家中聆听教诲。“蔡先生会就某个学术问题滔滔不绝地讲一个上午,先生讲得很生动,我们也听得很入神,都正襟危坐。往往起身告辞时才觉得腿已经麻了。”李妙根回忆。

　　蔡尚思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不限于学业上。让曾在蔡先生身边当过15年助手的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吴瑞武难忘的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蔡先生去北京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请吴瑞武到北京帮忙。蔡先生在北京见到吴瑞武的第一件事不是谈工作,而是径直把他拉到王府井大街,自己掏钱为吴瑞武添置了御寒的衣帽。“你刚从上海来,在北京生活,这两件是最重要的。”蔡先生当年的这句话让吴瑞武至今难忘。

　　李妙根研究生毕业后曾给蔡尚思当了三年助手,帮助蔡先生整理了一些文稿。“文稿出版后,蔡先生知道我家庭比较困难,特意把所有稿费都给了我。后来文稿再版,我已调离复旦,已近耄耋之年的蔡先生又步行20多分钟,亲自将再版的稿费送到我的家中。我知道,老人家是想来看看我过得好不好。”李妙根说。

　　“现在有些学生称呼老师为‘老板’,我很不理解。在我的心目中,蔡先生是影响我一生,让我永远尊敬的导师。”李妙根言及此,眼圈泛红。

　　养心炼身 耆老如青春

　　蔡尚思是复旦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百岁教授之一,有人曾问蔡先生的养生之道,他的回答是:“一曰养心;二曰炼身”。

　　蔡先生一生清苦,不沾烟酒不喝茶。去过他家里的人往往不太相信这就是一位知名教授的住所:六十几平米的屋子中挤住着蔡先生和儿子、儿媳还有孙女好几口人。家具都很陈旧,甚至没有一台空调。

　　对于名利,蔡尚思看得很淡。曾任历史系主任和复旦大学副校长,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蔡先生,在他的同事、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教授看来“是最不会当官的人”。“蔡先生当领导时没有任何待遇上的要求,退下来后,除了去华东医院看病,他从不使用学校派给他的小车。”姜教授说。

　　年逾九旬后,蔡尚思仍是上海图书馆的常客,都是挤公交车,不愿麻烦学校为他派车。

　　吴瑞武对一件小事印象深刻:任副校长时,蔡尚思在家写稿子,给读者、青年学子、朋友寄信,从不用公家信封信纸、稿纸和邮票,全是自己掏钱买。吴瑞武曾想替他去校长办公室领一点稿纸,蔡尚思坚决不同意。

　　除了淡泊养心,蔡先生还坚持“炼身”。冷水浴,是蔡先生几十年的习惯。他每天按时浸泡在浴缸里,只露出个头,一动不动,在冷水中呆上几分钟甚至半小时。从上海解放后一直到95岁,50多年天天如此。

　　“文革”中,他乘“靠边站”之机,读了不少中西医药书,学会了自我针灸。步入老年后,蔡先生摸索出一套简便的健身法,包括开关功、桔槔功、十面操等,竟慢慢治好了自己身上的不少毛病。

　　“蔡先生是个不服老的人,从不愿意让人家称他‘蔡老’。在他眼里,‘老’就代表暮气,代表失去追求,而‘永不毕业,永葆青春’则是他始终如一的信念。”他的学生如是说。

　　晚年的蔡先生自称为“忘年人”,这其中有段缘故: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只身到江西三清山旅游,一群小青年看他健步登到山顶,出于好奇,问蔡先生的年龄,蔡先生让他们猜,小青年们七嘴八舌,60、70、80……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面前的这位精神抖擞,满口闽南普通话的老人时年86岁!

　　回到招待所,蔡先生颇为感慨,写了首题为“忘年人”的诗:

　　“忘年人,耆老如青春,晚上如早晨。生活过难关,常令人感叹,不怕饥寒,不怕艰难。思想求日新,只知路向前,不迷神仙,不迷圣贤。治学意志坚,自甘做异端,不愿效尤,不愿守残。注意健身,锻炼贵野蛮,不避高山,不避冷泉。一切做不完,非如山有巅。忘年人,忘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