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1966-1986：新中国体育回溯系列(二)

     奥运·新中国体育回溯系列(二)

　　一种体育意志如何上升为了国家精神？

　　新中国体育，经历了初期的苏醒和萌动后，在其后20年又遭遇了被迫蛰伏与突然登天的巨大反差。

　　在最高领导人及社会舆论的引导下，被“文革”停滞和打碎了的民族自信心，通过体育竞赛的胜利，瞬间将全国人民的情绪点燃至沸点。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从此在中国成为事关政治、外交、民心所向、民族团结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结合体。

　　这其中，中国女排从人到神的经历，最为贴切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乒乓球如何转动了地球

　　在新中国初期，面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排斥，体育担当了超越其自身的职能，几乎任何重大的体育比赛背后，都事关国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关系。面对赛事，做、不做、如何做，都成了从上到下相关部门需要审慎考量的事件。

　　“乒乓外交”就是当年打开沉重国门的第一个成功的体育尝试

　　★ 见习记者/陈园园

　　1971年3月15日深夜11点多，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鲁光。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就听到屋外人喊道：“赶快到南三楼集合。”

　　这位后来因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一炮而红的作家，当时是国家体委宣传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是他从五七干校回到体委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做31届世乒赛代表团的秘书。

　　1971年初，国家体委大院还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授意下，文革中受波及最大的乒乓球队开始恢复训练。文革的阴影尚在，但清脆的乒乓声响，还是打破了一些沉郁的氛围。

　　“冒死”参赛日本

　　“上飞机前，所有人心想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

　　鲁光急忙穿衣下楼，快步赶到会场，代表团的成员已全体到齐。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亲自主持会议。韩念龙说，自己也刚刚接到总理电话，让大家再次商量一下，究竟要不要去参赛。

　　“中国将要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乒赛”的消息早在2月份就公布在了《人民日报》上。可是，在备战期间，关于究竟要否参赛的争议还一直未停息过。出发在即，这样的讨论再次被郑重其事地提上了日程。

　　代表团成员个个面露难色，据鲁光回忆，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当时国内政治过于敏感，还是不参赛为好；另一派则坚持，既然已经答应了日本乒协，就应该信守承诺，按时参赛。争执不下，会议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

　　最后，应总理的指示，代表团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汇报讨论结果。听取了各方汇报后，总理当即拍板，“权衡左右，我们还是应该去参加”。并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1500余字的请示信。

　　第二天，即收到毛泽东批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主席这样的语词并非虚张声势。日本右翼影响颇大，特别是1970年11月，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剖腹，引起轰动。在中国参赛之前，右翼人士也公然挑衅，“敢来日本参赛，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乒乓名宿梁戈亮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接下来，是具体安排参赛的细节。“不突出政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总理为本次世乒赛定下的总基调。但是政治立场也必须鲜明，“比赛中遇到美国支持的朗诺集团，中国队将拒绝比赛”。

　　临行前，每一个细节都细心准备，连要不要带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这样的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按照总理的要求，“下了飞机，就不要戴毛主席语录了，一些小的像章可以戴，大的不要戴了”。

　　临行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握着鲁光的手，总理嘱咐道：“万一有闪失，你们工作人员一定要冲在前面。”

　　3月17日，代表团开赴广州，转机前往日本。离开北京前，大家都纷纷跟家里托付了后事。“在广州，我们受到了广州军区领导的亲自接见，并且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梁戈亮说：“上飞机之前，还组织我们看了《上甘岭》，所有人都热血沸腾，心里想着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

　　按照总理事先的安排，为以防万一，代表团成员分乘德航和加航的飞机前往。梁戈亮说，当时很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前赴后继”。两家航空公司看中了中国未来巨大的市场，都非常重视，亲自派经理压阵。起飞前，已想好了对策，一旦飞机出现意外，绝不在台湾降落，直飞上海或者香港。

　　承载国人的重托，这些刚刚经历了红色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青年人，作为先头兵，冲出了重重铁幕，亮相在世人面前。

　　惊心动魄的日本之旅

　　代表团每个房间门口都端坐着一名警察，时刻守护

　　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中国代表团一行60余人的队伍，就成了记者们追逐的焦点。全世界睁大好奇的眼睛，审视着这群走出封闭国门，重新亮相的年轻人。

　　中国队所到之处，总是一队记者相随。鲁光在代表团里分管宣传、礼品和保卫工作。每天都要应付记者的热情“骚扰”。敏感的记者们对他们说，你们中国代表团要么不发生新闻，要么就是大新闻，抓住了我们就可以提薪，抓不住可就要丢饭碗。

　　抵达日本后，代表团发现政治形势仍相当严峻，中国队下榻的旅馆四周，聚集着许多右翼分子，他们举着牌子，高喊一些反华的口号。作为东道主，日本政府对中国队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每个房间门口都端坐着一名警察，时刻守护。代表团出行，也是前后左右摩托车护航。

　　代表团和反华人士间的斗法，如今想来，仍很惊心动魄。鲁光回忆说，在旅馆里讲话是要悄声细语的，以防隔墙有耳。为了防止窃听，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要打开录音机，大声放着“样板戏”，即便这样，还是经常头一天晚上的会议内容，第二天早上所有记者就都知道了。

　　后来他们才听说，当时的窃听技术已经非常先进。“距离几百米，只要用仪器对准那扇窗子，所有的话都能捕获”。鲁光说。

　　尽管防范严密，也难挡反华势力的侵入。不知何时，国民党的“策反信”，通过门缝塞进了屋。上面写着：“你经过了这么多年痛苦的审查，好容易出来了，赶紧投奔自由世界吧”之类的话。鲁光负责安保，一旦发现信件，赶紧报告团长，把各屋的信件集合在一起，全部焚毁。

　　另一方面，世界也对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鲁光同屋的是一个年轻的翻译，每天走到哪里总有一个美国的女记者跟着他，摆脱不掉，而且女记者的打扮非常“扎眼”，今天一身红，明天一身白，走到哪里都异常醒目，吓得那个翻译整日愁眉苦脸，“完了，我以后别想出国了，你们都看到了，那个美国记者总跟着我”。鲁光问:“她为什么总跟着你？”“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请你帮帮忙，我想访问中国’”。

　　尽管不了解中美局势回暖的大局，代表团里还是清晰地感觉到美国人的“示好态度”。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听说中国邀请南斯拉夫访华，即主动向当时的中国乒协代主席黄中透露：美国刚刚取消了美国护照不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并且提出：“如果有机会，美国队可以到中国参加比赛”。

　　比赛期间，宋中当选为国际乒联执委，美国代表团哈里森第一个上前祝贺。

　　中国代表团将这些点滴都报告给了中央，但没有接到新的指示。比赛进行得波澜不惊，平静中，又酝酿着某种涌动。队员们用比赛的输赢，以及对待比赛的态度，表达着和“友好国家”的友谊，宣告着和“反华集团”的坚决抗争。

　　所有人都以为本届世乒赛将会在平静中收场。直到上演了那次“偶遇”。

　　“偶遇”开始中美外交的萌芽

　　科恩和庄则栋的合影，第二天，登上各大报纸头版

　　各参赛队在同一个馆里训练。一天，中国队正要开始训练，一名美国队的队员来到了中国队中间。长发披肩，乱糟糟的头发上还扎一条发带，非常显眼。许多人认出来，他就是美国队那个“自由散漫”的科恩。

　　科恩毫不发怵，对中国队队员说，“能一起练会儿球吗？”当时的梁戈亮，还是首次随队参赛的小运动员，也是中国队此役的“秘密武器”。为了不影响别的种子选手热身，梁戈亮自告奋勇，陪科恩练了近20分钟。

　　能和中国队的高手练球，科恩打得很高兴，练完表示感谢后，科恩离开了训练馆，中国队员也坐上大巴准备去比赛馆。这时，一个身穿“USA”队服的外国人闯上了车，许多人认出了，这人正是科恩。

　　原来科恩只顾和梁戈亮练球，没能赶上美国队前往比赛馆的大巴，就冒冒失失闯上了中国队的车。车上突然蹿上一个美国人，大家都愣住了，禁不住议论纷纷。科恩面对车门站着，表情非常尴尬。

　　这时，坐在后排的庄则栋站起身来，朝科恩走去。其他队友赶忙扯庄则栋的衣袖，“别去，别惹麻烦”。

　　此前，庄则栋已经连续三届取得世乒赛冠军，见过世面，说起话来也非常得体。

　　“你好，欢迎你坐我们的车去比赛馆。”

　　“谢谢。”

　　“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了表示中国运动员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幅杭州的织锦作纪念。”庄则栋说。

　　一席话，打破了科恩的尴尬，却在无意中展开了连接两国的一座桥。当然，诸种意义都是许多年之后的评价。说着，庄则栋拿出了前一晚在鲁光那里领的“小礼物”——出发前，代表团为队员们准备了一些折扇、织锦等礼物。

　　大巴抵达体育馆，一下车，就被记者团团包围。敏感的记者们嗅到了中美关系解冻的一丝前兆。科恩兴奋地拿着织锦，和庄则栋合影。第二天，这张大幅照片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

　　由于当时的中美关系过于敏感，出国前，代表团有明确的纪律规定：赛前不主动交换队旗，但可以握手致意。庄则栋的这次大胆“越轨”，在当时还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晚上，庄则栋愁眉苦脸地来到鲁光屋里，“坏了，以后我别想出国了。刚才团领导找我谈话了，说我把事情弄大了，叫我以后不要和美国运动员照相了，到此为止，不再发展”。

　　孰料第二天，科恩高调回赠了礼物，并又拉着庄则栋拍照。庄则栋只得礼貌配合。

　　“庄则栋关键时候能这么做，和周总理长久以来对乒乓球队的教育分不开。周总理鼓励队员间的交往，鼓励民间沟通，要不卑不亢，友好往来，虚心学习。”说起总理的教导，如今年近花甲的梁戈亮还是一套一套的。

　　“1969年开始，总理就要求我们乒乓球队恢复训练，随时准备迎接外事任务”。当时年纪尚轻的梁戈亮，并不明白“外事任务”的含义，跟着同屋的老大哥庄则栋一起坚定地点着头。如今看来，周恩来早早在乒乓球队埋下的外交种子，到这次偶遇，乒乓外交的芽终于破土而出了。

　　值得玩味的是，多年之后，庄则栋作为中国外交史上的功臣，仕途一番顺风，曾官至国家体委主任。科恩却逐渐被人遗忘，在困窘中，早早谢世。

　　最佳外交途径

　　无论什么比赛，中国队总是赢得少，平得多

　　事实上，伴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来，中国即有意从僵持的中美关系中解脱，以牵制现实威胁最大的前苏联。基于类似考虑，美国也有与中国交好的意图，双方一直在寻找机会。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曾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这也是对美方的一次暗示，不过，美方似乎并未领会这种东方式暗示。

　　代表团立即将在日本发生的一切，报告了中央。并且请示关于美国队要求访华一事的意见。4月6日，国内来函，称“访华时机尚未成熟，可以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4月7日，所有比赛即将结束。当人们以为中美的初次试探结果已成定局时，转机出现了。

　　据当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在决定不邀请美国访华的文件发出之后，毛主席还一直在思量。夜里一觉醒来，主席突然改变了决定，对身边的吴旭君说，“打电话给王海容(当时的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毛泽东的表外甥女)，邀请美国队访华”。因在此之前，主席定下规矩，吃了安眠药之后他的话不算数，吴旭君犹豫再三，没有动。过了一会，见吴没有动静，毛主席问道:“小吴，你怎么还没去？”“不是说吃完安眠药之后的话不算吗？”“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吴旭君这才着了急，连忙通知了外交部。消息传到日本时，美国队正准备离开。副团长宋中立刻驱车赶往美国队下榻的酒店，正巧碰上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哈里森在招手叫出租车。听到宋中向美国队发出了访华正式邀请的消息，哈里森又惊又喜。

　　就这样，1971年4月10日上午10时，斯廷霍文率领的美国乒乓球队跨过深圳罗湖桥，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人，翻开了中美历史新的一页。

　　在当时中国外交所处的恶劣环境中，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选中了体育这一突破口，并获得极大成功。“小球推动大球”的创举传为美谈，也成为体育和政治相得益彰的最佳注解。

　　之后，中美成功建交的经验被推广为中国应对全世界各国的外交手段。1971年内，中国乒乓球队在港澳作汇报表演，访问阿联酋、古巴、智利、加拿大，并举办了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之后，男女篮、羽毛球、田径、足球队纷纷出访，成为了中国“外交攻势”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些比赛中，基于政治的考量，无论什么比赛，中国队总是赢得少，平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