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标准更应该回归到学术理性层面

　　院士标准更应该回归到学术理性层面

　　本报评论员 李记

　　6月23日下午召开的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工作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论及院士科学道德建设的成绩和问题。据称，在将要审议和表决的新修订的《中国工程院章程》第四条“院士标准和条件”中，增加了“品行端正”的表述。

在对章程进行修改时，向院士发出了485份问卷，收回449份。调查问卷的表述是“品德优良”，填写问卷的77.5%的院士同意加上这方面的要求，但大多数院士赞成用“品行端正”。（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39版）

　　对院士这一冠以“最高学术称号”的群体进行道德品行要求，此前有关制度文本也有所涉及。此次徐匡迪先生对该问题的再度强调，足见提升院士道德已成为一种强烈诉求。大多数院士认可“品行端正”而非“品德优良”的事实，彰显了院士们对这一问题基于学术理性思考的认识；拟在“院士标准和条件”中增加“品行端正”的表述，也足见工程院对问题存在严重性的忧虑，并力图转变的努力。

　　必须厘清的问题是，大多数院士认可“品行端正”而非“品德优良”，说明院士们认识到了“品行端正”是一条道德底线。但是，过度拔高院士们应该恪守的道德品行标准，有将私人品行和科学道德“一锅端”苛责的嫌疑——这和社会话题中的道德谴责如出一辙。说到底，考量院士标准，还是要回归学术理性的语境。

　　个别院士科学道德沦陷，以学术明星或者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身份，谋求一己之利，不惜抛弃学术良心。他们之所以胆敢公然以身试“德”，无所顾忌地用名逐利，原因在于他们有院士“终身荣誉”这层强硬外壳的庇佑。所以，使院士标准回归学术理性，应严把“入口”遴选关，做好公开监督。某种意义上说，“院士标准和条件”中拟增加“品行端正”表述的本意，正是出于此种考虑。

　　院士标准回归学术理性，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不能刻意拔高院士们的道德品行标准，将他们“绑架”为道德品行的圣人和楷模。我们应该相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违法乱纪行为，自有常规的法律法规从容应对。另一方面，对院士遴选过程中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比如，我们可从“公务员退出机制”建立中受到启迪，建立“院士退出机制”。从技术角度讲，这并非难事。

　　“院士退出机制”不是对院士头衔“终身荣誉”制的反驳，它的效用，限于梯度性地惩罚那些亵渎科学精神、损坏学术尊严、破坏院士群体公共形象的院士们。“院士退出机制”的建立，不在于批评几位院士或者拿去他们的头衔，以儆效尤，而在于学术界向内部和公众传达出“惩戒学术腐败”的决心和信心，在于见证构建一套可供现实考量的整肃学术腐败机制作出的努力——法律法规框架外的学术问题，从学术理性视角审视并解决之很有必要，毕竟，院士的职责本义应该在于学术创新。当然，学术腐败等的问题积弊已久，非辅以体制改革和法制跟进难以标本兼治。正因如此，回归学术理性来建立“院士退出机制”，是当前无法绕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