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灾难意识纳入中国国民教育

　　中新网6月26日电 香港《大公报》6月26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把灾难意识纳入中国国民素质教育，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灾难意识也是一种独特的科学意识与文明意识，而只有具备科学与文明素质的国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抗灾救灾，也才能真正有效地佑护我们的大中华！

　　文章摘录如下：

　　四川大地震以来，不少外国媒体把中国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救灾行动称为“快速应急”，赞誉备至。是的，与以往如唐山大地震时的中国政府相比，今天的中国决策层在施政方式和调度指挥可动员力量等方面的确是判若两人；中国舆论的公开透明程度以及广大公众对灾害的自主表达方式也与以往的严控封闭恍如隔世。在我们为这些现象和变化感到喜悦的同时，又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我国国民素质中依然十分缺乏足够的灾难意识。客观地说，无论是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社会反应，还是随后在公众中自发产生的各类“反思”，尽管迅速有效得力，但更多表现的还是一种直线型反应，它们多数仍属于反弹式举措和舆论，犹如物理学通常所说的反作用力。

　　我们通过对各类传媒所披露的信息加以综合分析，就会发现，除了个例之外，无论是受灾地区的行政官员还是公众、灾民，绝大多数都对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预防、应变、补救、自救，在事先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个“必要”不止是说必要的物质准备(物资资金等)，尤其是指必要与足够的精神准备、制度管道和政策性安排。也正是因为没有这种“软件”准备，没有足够的灾难意识，所以也就导致了不少应急救灾行动的忙乱与无序(尽管后来已有所补救，如对救灾款物发放的监管等)。俗话说“有备无患”。面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我们虽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无患”，但完全能够做到有备“少”患。

　　那么，这一切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里呢？我认为主要出在对中国公民(不是单指老百姓而是指包括一切官员在内的公民社会)的素质教育上。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公民素质教育中长期存在著“灾难意识”的严重缺失。随便翻开一本“公民素质教育”的读本，就会“发现”：各级政府在制定与实施公民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或者仅有极为淡薄的公民应对灾难意识的内容！

　　在我们这个把“家丑不能外扬”作为祖训的国度里，在我们这片把自然灾害与命运福祉紧密相连的土地上，在我们这个习惯于在神喻与天谴的魔咒中不断揣测的民族血脉中，在我们这种把天象视为行动依据的传统文化积淀里，在我们那些把政绩和晋升的希望寄托于祥瑞吉兆的新旧官僚的心目中，本能地回避、有意地讳言灾难，难道不正是最合情又是最无情的思维逻辑吗？这就是在国民素质教育中为何严重缺乏应对灾难意识的症结所在，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里公民的灾难意识却十分淡薄的矛盾所在、悲剧所在。

　　其实，把灾难意识纳入国民素质教育，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是一个用科学精神战胜愚昧迷信、破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中国人不良生产生活方式并藉此长久保护人类家园地球村的过程，也是一个真正把以人为本作为政府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过程，更是一个提高社会民主化舆论公开化、增强全社会凝聚力与和谐关系的过程。

　　说到灾难意识包含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指要敢于面对并且正视自然灾害。而“正视”的第一聚焦点就是向公众原原本本地披露中国自然灾害的历史全貌。我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就已经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中国的自然灾害史，一部中国人在自然灾害中遭受巨大磨难和深重苦难的历史。无疑，华夏版图上的山川原野是中华民族得以休养生息的母床。但另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这块广袤大地同样也是发生无数自然灾害的温床。据统计，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建立后的200年间，黄河决口就达364次。1841年─1949年的一百多年中，长江发生特大水灾的次数更是超过了黄河。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在我东南沿海因台风潮造成的万人以上死亡的灾难就达16次之多。“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1920年的北方五省大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北华北中原广东的大饥荒，都是旱魃肆虐的突出实例。至于说到1959至1961年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更是令中国许多中老年人挥之不去的恶梦。1920年12月16日，时居北京的鲁迅先生在日记中曾郑重地记下了一笔“夜地震约一分时止”。正是这一分钟的8.5级、裂度为12的大地震，造成了宁夏甘肃陕西39个县的重大破坏、四川山西河南等省的55个县轻度破坏。这一分钟，导致30万人死亡！

　　在国民素质教育中，以实事求是科学精神输入正确的灾难意识还应该包括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要原原本本、条理分明地讲明灾害形成的自然地理气候等诸多因素，讲明可能诱发灾害并扩延灾害范围加大灾害损失的人为因素。在讲明自然因素时特别要坚决摒弃那种类似“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人)”的无知妄言，分清迷信邪说与宇宙生物学的区别，同时也要科学地介绍太阳黑子活动与地球潮汐及磁爆磁场对人类的影响等等。

　　在讲明人为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制度因素时，则应该毫不讳言地介绍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由于人类在处理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时有一个从低到高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甚至是一个反覆和滞后的过程，因此失误失判失聪失觉经常难以避免。这恐怕就是常说的“学费”。不良的生产方式生存模式、错误的发展路经设计、不计后果的生活追求，大体上都可以归到这一类。从这种归类中我们就不难找出新中国成立后那次“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缘由，也就大可不必总是在这个问题上闪烁其词，似乎这是一块任何人都动不得的疮疤。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则是要毫不留情地揭示黑暗的社会制度与腐败贪污成风的官僚体系对加剧灾害后果的重大影响。翻阅史册，创深痛巨的事例简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总之，知道了中国自然灾害的成因诱因以及其它相关的经济社会政治人文问题，我们就可以把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灾难意识教育，变成一种对科学、民主、昌明、理性和健康生活的强烈追求，化为一种对生命对大自然对今天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反省与无限珍爱。灾难意识也是一种独特的科学意识与文明意识。而只有具备科学与文明素质的国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抗灾救灾，也才能真正有效地佑护我们的大中华！(秦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