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后绵阳的一天深夜，城内多数人都疏散转移了，新华社唐家山堰塞湖抢险前线报道组的三个人，还坚守在城里，挤在一间小屋子挑灯夜战。
家门未入踏征程 “你这些天忙吗？现在四川这边特缺你这样能带记者的人，可否过来支援几天？”
5月25日，我刚刚结束在外地的采访返回昆明，飞机落地后打开手机，一条短信就迸了出来。
是新华社副总编辑、社抗震救灾报道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吴锦才同志发给我的。大约是体谅我的辛苦，吴总还特意补充发来了又一条短信：“你如能来，不必下去，就在成都前指协助我调度记者。”
我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复吴总。——说心里话，我好想家。离开家快4个月了，我想念年迈的父母，我想妻子，我想可爱的女儿。现在终于回到了昆明，家近在咫尺。我想马上见到他们。
今年春节前后开始，我一直在外奔波采访。2月份，雨雪冰冻灾害，我带着分社记者奔波于迪庆、昭通、曲靖等灾区；3月初，我带领一个报道组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报道；“两会”报道尚未结束，拉萨发生“3.14”打砸抢烧事件，我受命带领一个调研小分队，辗转于滇、川、甘藏区，行程万里，历时月余。
5月12日，我还在总社赶写藏区调研稿件，大地震发生了。由于云南也遭受地震灾害，我从北京迅速赶回昆明组织报道，第二天就下乡采访。妻子刚好在我回昆前一天出差，离别数月回到家里只呆了一个晚上，却连妻子的照面都没打一个，也还没来得及向7岁的小女儿表达一下父爱。
现在采访告一段落，终于可以与家人团聚了。从文山起飞前我还跟妻子通了话，商量好晚上一起带女儿去吃她最爱吃的“肯德鸡”。
在外连续奔波了好几个月，真的好累了，很想在家歇一歇，尽一尽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看到吴总发来的这两条短信，仿佛听到灾区人民在召唤着我。人民有需要，新华社记者就要勇往直前！
新闻人的责任感战胜了我想家的念头。没出机场大厅，我就马上订好了转飞成都的机票。妻子赶到机场匆忙与我见了一面，送来一些衣物，眼泪汪汪地目送着我又急匆匆踏上飞往灾区的航班。
6月3日，我已经在灾区奋战了十个日夜。按照社里的安排，赴地震灾区采访报道的记者实行10天一轮换。前来接替吴总担任前指总指挥的夏林副总编辑对我说，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的报道正是最紧张的时候，前方还缺不了像我这样一个既能在一线组织指挥报道、又能直接带兵打仗的人，希望我继续协助他工作。
尽管归心似箭，但想到灾区人民需要、前方报道需要，我什么也没说就留了下来。
20天，我成为坚守时间最长的赴灾区一线的记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个被抽调赴灾区的分社常务副总编。
雨夜长途赴绵阳 继震后抢救幸存者生命之后，解除堰塞湖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成为抢险救灾的首要任务。我到达地震灾区的那天，5月25日，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战斗正好在同一天打响。
28日子夜时分，我还在成都前指值班，接到在绵阳前线的记者姚润丰打来电话：绵阳开始下大雨，唐家山堰塞湖可能面临复杂局面！
“让我上前线去组织打好唐家山抢险这一仗吧。”我向总指挥吴锦才副总编辑请战。尽管吴总对我曾有“不必下去”的安排，但我觉得，一个一线的指挥员，当大战来临的时候，他的位置应该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吴总批准了我的请求，并授权我统一指挥在绵的各路“人马”。
我看了看时间，零时已经过了。情况紧急，我想我应该连夜赶到绵阳。最大的问题是交通工具，司机师傅们这时候大概都已经睡下了。四川分社常务副总编辑蒋作平说，叫一个司机起来吧。我想了想，不忍心半夜三更叫醒他们，他们白天一趟一趟送记者去灾区，够劳累的了。我说：“我打车过去。”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星夜长途奔赴唐家山。蒋作平很过意不去地发短信给我说：“记者出去采访都有交通保障，你是前指领导之一，让你打出租车上前线真是委屈你了。”
车在震后成都夜间空荡荡的大街上绕来绕去，绕进了一个黑漆漆的停车场。我看见有一群汉子站在那里，出租车司机下去跟他们比划着在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一个汉子过来对我说：“走吧，到我的车上去，这辆车的司机把你200块钱转卖给我了！”人生地不熟，我在黑暗中大气也不敢出，只能乖乖地跟他走，任他们“宰割”。一路上我都在心惊胆战地想还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所幸“买”我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还算是个好人，在我出示记者证后，他爽快地说：“你是来救灾的，我再宰你就不是人了。”他一口气把我拉到了绵阳，并坚持不收那多出来的200元“转让费”。
凌晨4点左右，大雨倾盆中，我和前来迎接我的姚润丰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因为赶稿子而彻夜未眠。
冒险夜宿唐家山 翌日清晨，顾不上补充睡眠，我和姚润丰寻找着乘直升机前往唐家山堰塞湖的机会，但雨一直下，我们等了整整一个上午，也没有一架飞机起飞。下午14时左右，雨终于停了，我们俩在绵阳机场停机坪外听到了直升机发动的声音，赶紧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在舱门将要关闭的那一刹那挤了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直升机。绝不像有人想像的能坐上一次直升机有多新鲜，实际上机舱里连个座位都没有，大家都只能半蹲着，随着飞机的剧烈晃动而前仰后合、左倾右倒，你撞我我撞你，发动机和螺旋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其实就是飞机中的“拖拉机”嘛，我心里说。
40多分钟后，飞机抵达唐家山堰塞湖坝顶，从几米高的地方我们就一一往下跳。我一点坐直升机的经验都没有，看见下到地面上的人都马上蹲伏在地上，很是不解，等自己直挺挺跳下去后，才发现螺旋桨刮起的狂飙有如台风，我马上就被刮得摔了一个跟头，狂风卷起的小石子啪啪地打在我身上、脸上，生疼生疼。
因为夜里下了一场雨，堰塞坝上一地泥泞。我们顾不上坡陡路滑，从坝顶一步一步下到谷底抢险施工现场采访，然后从谷底再翻过堰顶，到背面抢险部队的宿营帐篷采访。堰上没有任何桌椅板凳，我和姚润丰就在帐篷里席地而坐，用双腿架起电脑赶写稿件。
传稿成了大问题。堰上只有中国移动临时架设的一个基站，只要同时有几个人在打电话，手机就怎么也拨不出去。我一遍一遍地坚持拨号，好不容易拨通了在成都的云南分社记者伍晓阳，我一字一句地念，伍晓阳一字一句地把全篇稿件重新敲入，传回总社。这篇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采写和发出的《唐家山堰塞湖遭遇抢险施工以来首场降雨》的特写，被120多家媒体采用。
堰上余震、滑坡不断，还随时有溃决的危险，因此在堰上过夜的记者不多，唐家山的夜晚还是其他媒体从未报道过的“独家视角”。我跟姚润丰商量，觉得应该把鲜为人知的唐家山之夜展现给广大的读者，新华社应该有这样的独家报道。
我和姚润丰毅然留在了堰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我们俩相互搀扶着探路前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遍整个堰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堰塞湖之夜是一个沸腾的夜晚：专家们彻夜会商、抢险官兵挑灯夜战、战士们徒步背运油料上山……我们被这一个夜晚感动得心潮澎湃，一直忙碌到凌晨3点多钟才结束采访。
那一夜，我们俩同战士们挤在一顶低矮狭窄的军用帐篷里，头枕碎石，泥泞为席，听着帐篷外怒号的寒风，忍受着难熬的饥饿和蚊叮虫咬。在这样的险境之下，我的脑海里却思绪万千、文思泉涌，一篇洋洋4000言的长篇通讯《唐家山之夜》像是从心底奔涌而出。
子夜突击访撤离 30日傍晚，我和姚润丰从唐家山堰塞湖返回绵阳。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连续30多个小时，我基本上没有合过眼了。
“得打个盹儿，恢复点儿体力。”我这样想着，正迷迷糊糊要睡去，手机响了，一听竟是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同志直接打来的!
我赶紧使劲掐了掐自己的太阳穴，让自己迅速清醒过来，以便能听清楚何总的每一句话。何总在电话里指示：根据一些线索，为防范堰塞湖溃坝，绵阳市正在组织市民大规模避险撤离，务必要把这一情况摸准确，及时作出报道。
放下电话，我努力睁开快要抬不起的眼皮，冲了一把凉水澡，对姚润丰说：“走，去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什么事啊这么急，咱俩今天还没捞着一点东西吃呢，不能先找点东西吃再去？”他不解地问我。
“来不及了，只好委屈委屈咱俩的肚皮了。”我把何总的指示向他转述了一遍。他一听，马上进入了战斗状态。我们俩一边往“绵指”奔，一边打电话联络在绵阳的其他几路记者。
谁知在“绵指”的采访极不顺利，我们焦急地在这里泡了好几个小时，任我们磨破嘴皮，这里的干部就是不肯开口。想尽一切办法，我们好不容易才打通了绵阳市林副市长的电话。真是“神仙好见，小鬼难缠”，林副市长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一些面上的情况。
这时，已时近午夜。我说：“我们还应该有现场的见闻。”我、姚润丰和肖春飞三人组成一个报道小组，群众连夜疏散撤离，我们就连夜追踪采访。我们请出租车司机领路，根据林副市长在电话里提供的线索，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实地查看，一个安置点一个安置点地采访，还从头到尾听完社区干部们的一个碰头会，结束采访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又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连夜赶写出特写《群众进入梦乡干部犹在忙碌——子夜目击绵阳唐家山堰塞湖避险疏散群众安置》和5000多字的长篇通讯《生命至上民生为重——唐家山堰塞湖避险大撤离决策前后》。
看着肖春飞、姚润丰熬得通红通红的双眼和满脸的疲惫，我对他们俩说：“我为新华社有你们这样把人民的利益和党的新闻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的拼命三郎而自豪！”
我没告诉他们：我自己也连续40多个小时没吃没睡了，只是在饿得实在顶不住时泡了一包方便面。
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第一阶段的报道，吴锦才副总编辑运筹帷幄，我的手机上收到他上百条的报道指令；几天时间里，我们报道组的几个人高速运转得像只陀螺。
空城遗憾端午节 6月7日，唐家山堰塞湖终于泄出了被堵塞28天的第一股水流。我们的报道也随之转入最后的决战。
夏林副总编辑派我再次赶赴绵阳统筹组织报道。这一次，夏总精心谋划，在泄洪沿线都布下了重兵，加上解放军分社的几名记者，共有近20名新华社记者先后投入报道。
我的“老战友”姚润丰才回到北京没几天，又被夏总急召归队；另一名“老战友”肖春飞则一直坚守在绵阳，他发誓堰塞湖的威胁一日不解除，就一日不退出战斗。
8日，泄洪抢险进入紧要关头，何平总编辑亲自布置了一篇报道：《“悬湖”抢险36小时》。我按照夏总的指示，把记者调度到各个点上去采访。傍晚，各驻点记者陆续将现场情况传回，我们三位“老战友”负责执笔统稿。
这一天，正好赶上端午节，总社领导没有忘记还在前线奋战的我们。何平总编辑给我打来电话，委托我向唐家山堰塞湖抢险前方报道组所有同志转达李从军社长和他的节日问候，并再三关心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周锡生副社长、周树春副社长也先后给我发来问候短信；夏林副总编辑、吴锦才副总编辑分别从成都和北京打来电话……
我把领导们的关怀一一转达，大伙儿虽然忙了一天还没吃上一顿热饭，心里仍然暖烘烘的。我说：“赶紧把手上的活儿干完，我请大家好好过一个端午节！”
但等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稿件写完传走，仍然到了夜里23时许。
我们开着车满大街去寻找吃的。大家的肚子里都唱着“空城计”，但此时的绵阳因为避险撤离更是一座“空城”。我们不知转悠了多少条街，奔跑了四五十分钟，却始终找不到一家张灯营业的餐馆。肖春飞没信心了：“还是回去啃压缩饼干吧。”我心里一酸，说：“不行，今天就是开到德阳、成都，也一定要让兄弟们把端午节的粽子吃上！”
我们就向着城外开，在城边上终于看到一个露天烧烤摊还在营业。大伙儿兴高采烈坐下来，安徽分社皖南支社社长汪延看了看时间：23时55分！大伙儿都兴奋地说：“咱们终于赶在端午节过去之前，吃上了端午节的饭！”
遗憾的是，粽子终究还是没能吃上，大家只能凑合着吃了点烧烤、小吃。我把菜单上最贵的品种全都点了，最后一结账，还不到200元！
争分夺秒抢独家 9日，又是废寝忘食的一天。夜里，姚润丰从抢险指挥部采访归来，带回来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泄洪口流量已达每秒81立方米，很快将大于入湖流量。
我感到这是一个重大的逆转。根据常识判断，一旦出水量大于入水量，出水流量就会呈几何级数递增，水位也就将迅速下降，这意味着原定的抢险方案已经接近成功，堰塞湖泄洪在即！我果断地做了一个决定：马上抢发一条《唐家山堰塞湖抢险出现重大转折水位将下降》的消息，并将有关情况通过内部渠道连夜向中央报告。
抢发这样的消息，我们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我坚信这是建立在对事物趋势性进行科学判断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论，新华社记者应有这样的勇气和气魄！如果等到第二天水位真的开始下降再报，我们就失去了报道的先机。为了慎重起见，我和姚润丰又将我们的判断提出来向多位水利专家请教，得到他们的肯定和证实。夏林副总编辑对我们的报道设想给予大力支持，很快，这条绝对的新华社独家新闻就播发出来，夏总来电话告诉我，内部报道也已经同时报送。
我们打开电视，央视只报了泄洪口流量达每秒81立方米的干巴巴的数据，网上其他媒体的报道也大同小异，只有我们唯独一家把枯燥数据背后具有标志性的“临界点”的重大意义发掘了出来。
子夜零时许，当我们找到一家小饭馆吃当天的第一顿饭，看到全饭馆里的人都围在电视机旁，听央视名主播张羽正在一字不拉地全文口播我们这条消息，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老板娘一边招呼我们点菜一边兴奋地对我们说：“听见新闻没有，堰塞湖有转机了，洪水终于要泄下来啦，明天以后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啦！”
我和姚润丰相视会心一笑。这个小饭馆里的员工和客人可能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津津乐道、让他们看到美好希望的这条新闻的作者，正是坐在他们面前的这两位灰头土脸、满脸倦容、一身臭味，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洗脸洗澡的“农民工”。
我们格外开心的是：央视也不得不全文口播我们的这篇消息，因为他们自己的记者没有抓到这个重大新闻！后来，我们从采用统计看到，这条消息有200多家报纸采用！
那条晚上，我和姚润丰都睡得格外香甜，因为我们比许多人都更知道：真正的决战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明天将是更紧张忙碌的一天，我们必须保持充沛的体力去迎接更加艰巨的挑战！
决战发稿创纪录 我们判断：10日，就将是堰塞湖成功泄洪的最后日子。报道方案经夏总批准之后，在其他媒体都还没有醒悟过来之时，我们已经在调兵谴将、排兵布阵了。
清晨，在我住的小房间里，唐家山堰塞湖抢险前方报道组的主要干将们都赶过来了，我们简短地开了一个会，然后大家就各奔东西、各就各位。
在唐家山堰塞湖坝体上，有我们的新华社记者。军分社记者黎云头天晚上就住在帐篷里守候着，音像记者虞福卿一大早挤上直升机前去增援，他们记录了堰塞湖洪水越过坝体奔腾而下的壮观景象；
在北川通口，江油青莲、九岭，绵阳城郊、涪江大桥、城区两岸，几乎洪水经过的所有关键地点，也都有我们的新华社记者。洪水到达哪里，记者肖春飞、朱立毅、林艳兴、曾志坚、赵颖全、陈海宁等人都在第一时间发出现场报道；
在抢险指挥部，有我们的新华社记者。水位、流量的每一点细微变化，都尽在安徽分社记者汪延、王圣志掌握之中，新华网直播车也守候在这里；
在水利部前方指挥部，有我们的新华社记者。记者姚润丰第一时间发出水利专家们宣告泄洪成功的消息；
在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还有我们的新华社记者。记者董素玉第一个向公众发出绵阳市宣告解除警报的快讯。
只有我们新华社一家，做到了在沿途所有乡镇和重要部位都有记者守点；网络上、电视中、广播里，到处滚动播出的全都是新华社的快讯和消息，往往我们的稿件发出去才分把钟，就看到已经闪现在央视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短短数小时内，前方报道组就发出各类图文稿件280余条，其中还不乏洋洋数千言的长篇力作。媒体用户们惊讶不已：怎么哪里都有新华社记者在第一现场！新华社的快速作战能力叹为观止！
下午4时左右，记者们带着胜利的喜悦陆续返回到我那间小屋里，每个人都是一进门就报捷：“我发了18条”，“我发了20条”，“我发了25条”……
我跟他们击掌相庆，然后对他们说：“任务还没有完，还要有一篇展示泄洪全过程的综述性报道，需要每人分别写上一段现场见闻。”
说干就干。屋子很小，肖春飞、董素玉并排坐到了屋里唯一的书桌前，朱立毅坐在床沿上，姚润丰斜靠在床头，林艳兴把放杂物的高脚凳用作了写字台，我则被挤进了卫生间的洗漱台……键盘的敲击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我被这艰苦而又热烈的工作场面深深感染，端起相机把这动人的一幕在瞬间定格。
一个多小时后，一篇内容生动、形式别致的“新华视点”《滔滔洪水过绵阳——新华社记者亲历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全过程》送到了我的手里。
我也拍拍手说：“大功告成！”我用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最后完成了对抢险战斗的全记录——长达8500余字的长篇通讯《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写在唐家山堰塞湖成功泄洪之际》。
这篇作品，凝聚着我和姚润丰、肖春飞20天的艰苦奋斗和心血汗水。我们三个人从头到尾经历了抢险战斗全程。
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报道的成功，也凝聚着李从军社长和何总、夏总、吴总等领导们以及前方指挥部、抢险报道组所有同志的心血与汗水。这惊心动魄的20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殚精竭虑，为的是向党和人民奉献新华社人的坚贞和忠诚！
灾难突如其来。新华社记者听从人民的召唤而来。
我们，一群忠贞的新闻人，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艰苦卓绝和重重危险面前，就是这样义无返顾地冲锋、冲锋着！（作者为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黄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