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职能深析：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图)

　　作为一个群体的党校教授，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优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本刊记者 安库雷 发自北京

　　“四不主义”

　　1977年某天，北大哲学系教师王贵秀路遇中共中央党校友人，友人向他抱怨：党校简直呆不下去！当时距文革结束不久，北大也是“余孽很厉害”，王贵秀“憋了一肚子气”。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见到这位朋友，朋友说：党校变了！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任副校长并主持工作，他开了近一个月的整风会议，创办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内第一个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并发动党校808名学员，讨论路线问题。

　　“他白天晚上都干，一个礼拜有五个晚上就住在党校里，有两天回富强胡同6号，直到12月中央任命他为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时任《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沈宝祥回忆。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先发表在《理论动态》上，文末标明“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次日，光明日报刊发此文，真理标准问题的举国讨论由此展开。

　　按照其女满妹的说法，胡耀邦把中共中央党校建成“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加速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较少有人提及的是，因为胡耀邦，中共中央党校本身也种下了思想解放的传统。

　　党校1977年9月正式开学，一期808名学员分为高干班、中级班和宣传干部班，在宣传干部班学习的原空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董润民曾回忆，开学后不久，他汇报思想状况时提及，学员们讨论时不敢讲真话，怕“说错话”，“过去有人讲话被记录下来，结果挨了整成了右派，大家心有余悸。”

　　这时胡耀邦说，“三不”之外，还得加上一条，讨论不记录，不附加小材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原是中共防止党内政治生活无限上纲而提出的主张，胡耀邦加了个“不装袋子”，将其落实为“四不”。

　　“你来学习，你的发言什么的，没有任何材料带回去，谈完就完，这已经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不成文法了。”沈宝祥说。他记得，1979年，成都军区参谋长就在党校批评毛泽东，“那时候中央还没有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通过）啊，大家都很紧张，而胡耀邦的态度是，不发动大家讲，也不阻止大家讲，讲完就完。”

　　规矩要遵守，思想要开放

　　1979年，全程参与了中央理论务虚会的王贵秀从北大调到了中共中央党校，他还记得1979年1月18日，务虚会第一天，周扬带来了邓小平的两句话：不设禁区，不下禁令，“就是要造成一个民主的气氛。”王说。

　　1986年，为准备来年的十三大，中央成立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包括了不少当时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员，同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也成立了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王贵秀是参与者之一，“我们的层级低多了，但当时叫‘平行作业’，中央也不鼓励两个组过多联系，而鼓励各自研究独立的方案。”

　　“中央组”下设的办公室与“党校组”在如何发展党内民主上还一度有过分歧，前者相信这需要在民主集中制下进行，后者则并不这么认为。

　　3年多以后，“中央组”宣告解散，而“党校组”则以“中共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之名存在到了1995年。

　　同样受到胡耀邦感染的沈宝祥在1996年参与创办了《学习时报》，关于报纸的言论尺度，他提出，一要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精神，“不要照搬，要独立思考，就算你对，我也得明白为什么对，一创造，就有花样了”，二要积极地把握好度，“明确规定的东西你不要去碰，但其他的，只要不违规，思想必须放开，不然，不是在浪费青春吗？”这位75岁的老人说。

　　分管《学习时报》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对沈宝祥也有过类似表态：规矩要遵守，思想要开放。

　　2000年，《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的文章，江泽民对此作了批示，并指示复制发政治局委员参阅。

　　2007年，“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对我说要登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觉得好就登了，作为党的干部这么多年，你应该主动考虑：怎么样才是为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