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可持续发展成为政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特约撰稿董子静/北京报道

　　当可持续发展成为政绩

　　——专访原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甘师俊

　　可持续发展不是节约用地、资源回收、节能减排就可以实现的，它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

　　甘师俊，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专家顾问委员会主任。

　　上世纪80年代初起，甘师俊在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任职，随后，继邓楠之后担任这个司的第二任司长。这个部门一直是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中国21世纪议程等项目的主管机构。

　　科技和社会发展是连在一起的

　　《瞭望东方周刊》：建立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初衷是什么?

　　甘师俊：这是基层和国家科委一同推动的结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发展特别迅速，但社会发展滞后，矛盾很突出。比如当时小城镇的经济变化很快，在江浙地区最明显。像浙江龙港做回收资源起步，经济上去了，但是环境和人的生活条件很脏很差。那时地方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在江苏的一些地区，可能因为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就有一种很自觉的要求：不能只发展经济，还要综合发展，发展环境、发展生活条件。

　　这里的人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建设一个城镇。其实城镇是要有功能的，要有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它的核心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是要解决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而我们当时更多的政策是战略延伸，所以空话比较多。

　　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是搞系统工程出身的，有很强的全局观念和超前思维。过去科技部门强调比较多的是科技促进经济发展，这个时候就提出科技促进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

　　过去国家对科技部的分工是发展科技，但科技和社会发展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认识是科技管理的一个巨大进步。

　　在选择一些社会发展的例子的时候，江苏省政府反映他们那里有一个华庄很不错，我们过去一看，确实很好，以点带面。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试验区是应运而生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但是社会没有发展，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协调发展。所以我们开始不叫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而是叫社会发展综合试点。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试点最初做了哪些工作?

　　甘师俊：开始有两个试点，常州和华庄。我举个例子，那时常州提出一个观念叫培育人、造就人、保护人、服务人。现在看这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观念，而且是地方自己提出来的。我认为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萌芽。其实那时候讲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都没有经验，都是地方的摸索。

　　社会发展综合试点是1986年建的，1987年联合国才搞了一个“我们共同的未来”，就是全世界25位顶级专家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然后出了一本书，里面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

　　软项目要包装得硬起来

　　《瞭望东方周刊》：这样一种试点为什么没能迅速大规模扩展呢？

　　甘师俊：首先是没有钱。这几十年我都觉得过得很艰难，因为没有钱。我们国家从总体上讲一直“重硬轻软”，科技经费是不会投到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这种项目上的。在很多人看来，科技部就应该去搞火箭、航天飞机，这是对科技发展的一个片面看法。最近这些年我们提出软实力建设，但还是比较落后。反映到具体工作上，就是没有人认可它。

　　原来我们有个副部长，实际上是正部级的。他有一次为了这个项目去要经费，其实很少的一点儿钱，结果接待他的处长跟他谈了半天，说科技部的经费不应该花在这种事情上，最后钱还是没要来。当时我们说，也许去搞维生素什么的项目，钱就下来了。

　　另一种出路是进入到哪个计划，就可以从这个计划拿钱。可惜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从来没有划进哪个计划里，因为它和过去搞的科技项目不一样。本来科技部去年想推出一个“科技促进区域发展行动”，以支持实验区为主。当然它的资金需求顶多是5000万，多了一两个亿，和863计划等等是不能比的。但到现在为止，还是希望我们支持一些比较硬的项目。这其实是在用老思路来看待这个新东西。这种思路可能还会存在一段时间，以建设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作为成果。

　　最近科技部在搞一个项目叫做科学方法大系，事实上管理科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如果花了很多钱，但方法不对，不仅是白花钱还造成浪费。长期以来我们其实非常忽视科学方法。

　　另一方面，我想这个过程中还体现了协同发展的问题，这可能也是现在中国发展最大的问题，互相协作，而不是想管着对方，一些细小的地方也管着，因为一个部门不可能什么都明白。这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也很大。

　　十七大可能是一个标志，应该说从十六大开始党和政府的思路已经发生了转变，所以还是有希望的，但是这个转变需要过程。

　　《瞭望东方周刊》：在20年前让人们接受这种观念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甘师俊：试点是可以超前的。那个时候，需要向许多老同志解释这些东西，为什么说它比发展经济还重要。当然，当初我们在搞试点的时候，也是想能够推广它，比如在太湖边上如果都搞可持续发展，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是和体制改革相结合的，应该考虑在一起，包括我们用人的标准。这是20多年来可持续发展试点的经验。

　　当可持续发展变成政绩

　　《瞭望东方周刊》：干部们为什么让自己管理的地方加入实验区？

　　甘师俊：总是有一些先进的东西由少数人在少数地区搞出来，这是个规律。比如说把一些种子撒下去，它不是一起冒出来的，总有一些先出来。而且还要看到中央的导向。和谐发展这个观点，中央讲一句话，地方官员就会重视起来。今天，可持续发展已经开始变成政绩的一部分了。

　　我们的管理体制有一个不变的规律：想要地方政府重视，就必须变成他政绩的一部分。

　　当然有的地方官员并不了解实验区，他本来希望进来以后拿到钱和项目，结果发现和高新区是两回事，就没热情了。这些我们都遇到过。

　　《瞭望东方周刊》：但现在国家开始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甘师俊：当中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时，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终于熬到头了。但是我们现在也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像刚才说的，当它成为政绩的一部分，就可能变形。我们经常看到，大家有一种急躁的情绪，中央要求这个事情要在一个季度之内完成，那么到了省里面，就要求必须两个月完成。到了县里面就要一个月完成。但社会发展都是要有积累的，急躁的结果可能就是出现虚假。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遇到的问题，无论是社会协调发展、公共政策问题，还是注重软实力、协作、管理科学，包括政绩考核指挥棒、急躁等等，都是最近20年来中国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所以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说节约用地、资源回收、节能减排就可以实现的。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念是整个社会、全体政府部门、官员观念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观念的大碰撞。如果在最近10年之内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就很让人高兴了。我们最初想搞实验区是充满热情的，但是长期打磨以后，我们并没有对它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