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圆地方”还是“太阳军刀”？

    “天圆地方”还是“太阳军刀”？

　　总投资超过11亿美元，高492米，中国第一高楼。由美国KPF建筑事务所设计、曾因“太阳军刀”外形引起国人强烈争议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于今年秋季正式建成。KPF主设计师威廉·佩德森接受了本报专访。

　　文/ 刘莉芳 图/ 观光层图片由上海秀仕观光会务有限公司提供

　　当一位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建筑师的设计方案被质疑时，他会怎样？

　　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放了司机大假，亲自开车到处散心。

他在一家不知名的酒店里住了8天，没人能找到他。安德鲁这么做的原因是，他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一再被否定，第一稿被认为是“火锅”，第二稿被认为是“烧烤”。在酒店里，他骂自己为什么如此无能。这是安德鲁第一次设计剧院，业主对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要求是：北京的、地标的。

　　安德鲁眼下正等待时间来验证大剧院的成效。似乎除了首都机场T3航站楼，中国当下所有在建的地标建筑都被诟病。在北方，被诟病最多的是荷兰建筑师库哈斯设计的CCTV大楼，马岩松不客气地指责那是一幢“生殖崇拜”的大楼；在南方，一度被激烈争论的则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争论的焦点是酷似“太阳军刀”的外形和日本投资方的背景。

　　在任何国家、城市，地标建筑都得结合当地文脉。“成功是合作与沟通的结果”是KPF成立30多年来的设计哲学。KPF主设计师威廉·佩德森（William Pedersen）1993年就来到上海，1994年开始设计环球金融中心。澳大利亚Images出版公司出版的《KPF作品集》中这样写道：“在一座主要特点是缺少文脉而追求耀眼夺目的城市中设计建筑，佩德森选择用抽象几何体和雕塑性的简洁手法，设计了一幢形体单纯的摩天大楼。塔楼在底部是正方形平面，往上逐渐变细直，到顶部成为一片。顶部的圆形洞口可以减小风荷载，同时也是底部正方形的补充，和中国传统宇宙观对天地区分的理解相一致。”

　　简单地说，“天圆地方”是佩德森最初的设计理念。但让佩德森不曾想到的是，正是这“天圆地方”引起了强烈的争议。

　　今年70岁的佩德森，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新闻周刊》杂志评为美国高层办公建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著有《都市建筑与高层建筑的思考》等书。在上世纪60年代，他是贝聿铭的合伙人。1976年，他和另两位建筑师成立KPF建筑事物所。KPF分别是三人名字的缩写，其中“F”——谢尔登·福克斯（Sheldon Fox）于2006年底去世。2004年，KPF获得国际高层建筑奖。全世界有200多座高层和超高层建筑是KPF的设计，在中国，包括108层的香港九龙车站大厦、480米高的香港环球贸易广场、288米高的上海恒隆广场等。

　　KPF在高层建筑设计和建筑细部处理方面引领着潮流，价格昂贵的原版《KPF作品集》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KPF建筑的特征被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所借用和模仿：方的、圆的镂空檐口；立面上虚实墙面的猛烈撞击；水平遮阳板与竖直不锈钢桅杆的固定组合……

　　一个中国建筑师在博客里写道：“我很清楚地记得当年做设计的时候，某领导指着我的设计作品说：你应该在这里抄袭一个KPF式的帽子。后来，KPF式的帽子被中国建筑师弄到了烂大街的地步。”

　　设计师都是从模仿大师的作品起步的。KPF影响了一批中国建筑师的成长。几十年后，佩德森来到上海。此前，KPF在东京六本木新商业区内设计了54层的“森之塔”，这是东京最高的建筑。投资方森公司非常满意，就把自己的另一个大项目——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交给KPF设计。

　　按照1993年《上海陆家嘴中心区规划设计方案》中的规划，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和陆家嘴Z3-2地块，将建造3幢超高层的标志性建筑。佩德森知道这点。距环球金融中心仅40米的金茂大厦，由另一家著名的美国建筑事务所SOM设计——美国的最高建筑以及某个时期全球的最高建筑基本上都出自SOM的手笔。

　　KPF和SOM都用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外壳来包装古典设计理念。SOM从杭州雷峰塔中得到灵感，整幢建筑的外轮廓层层渐变、推进，从底部到顶部，由疏到密，最终收成一根尖尖的柱子。佩德森则从一块古玉璧和另一块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中得到灵感。但是，“天圆地方”最终在2005年被改成了“天方地方”。佩德森并不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曲解”，他说，“过于简单地理解圆形的含义，这是我的失误”。

　　佩德森是个温和的人，不会像库哈斯那样反唇相讥。在某国外媒体的报道中，他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显示了在各种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开展业务的复杂性。”

　　事实上，如何与当地文化融合，是所有外来建筑师的难题。KPF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把业务推向全球。一位经济学家警告美国建筑师们，如果不将业务全球化，50%的事务所都将在5年内倒闭。1993年，KPF来到了法兰克福，这是欧洲不多的不反对高层建筑的城市。当法兰克福试图成为欧洲金融中心时，盖一座有意义的摩天大楼DG银行总部，便成了显示经济实力的姿态。这座楼也是佩德森的作品。考虑到法兰克福当地原有建筑不高，佩德森将大楼设计成高、中、低三部分，既呼应了周遭建筑，又满足了业主对摩天大楼的要求。

　　如今，在KPF的纽约和伦敦工作室里，有来自43个国家、说着33种语言的建筑师，其中有20多个员工会说中文，“这种国际化的工作氛围是工作中最有趣的一部分，否则，我们也不可能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完成这么多的作品”，佩德森说。

　　经过KPF纽约公司的公关Elizabeth的安排，本报于6月19日对佩德森进行了电话专访。

　　对话威廉·佩德森

　　设计环球金融中心是一项非凡的挑战

　　文/刘莉芳

　　B=《外滩画报》

　　P=威廉·佩德森（William Pedersen）

　　不仅仅是一座高楼

　　B：KPF是通过竞标还是其他途径，开始设计上海环球金融中心（SWFC）的？

　　P：并没有竞争，开发商日本Mori公司在1993年直接给了我们这个项目。

　　B：为设计SWFC，你做了哪些准备？比如，有没有去江南小镇采风？

　　P：没有，但我们通过其他方式，努力捕捉到了某些中国传统的象征意义，比如天和地。我试着尽量理解这些，并把它们作为设计的基调。

　　B：事实上，你自认为很东方的设计一稿，遭到了很多建筑师的反对，反对焦点是它像“太阳军刀”。你对此怎么看？

　　P：其实，原设计中的圆形代表了中国园林中的月亮门。当时，在建筑顶层必须有一个开放式的直径巨大的空口（即风洞），减缓风的压力。空口的形状可以是任何一种。那时候，我认为圆形能让建筑整体看上去很舒服和谐，并且符合中国古典意象。但是我的想法被误解了。我十分理解那些反对意见，所以做了大量的思考和修改，在空口加了一座桥，最后完全推翻了最初的设计，把圆形换成了梯形。现在的设计更加符合整个建筑的气质。也许月亮门的确不是个好点子。

　　B：为什么会出现“太阳军刀”的设计？

　　P：我过于简单地理解了圆形的含义，这是我的失误。当我认为圆形能代表月亮门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这可能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我们最后的设计更棒，因为它更能满足中国人民的审美和情感，并且更能融入整个建筑设计中。虽然整个建筑设计最终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它的出台却困难重重。我们为这个设计冥思苦想了很久，花费了整整15年，里面饱含着我们的热情。

　　B：KPF的作品和当地文脉的融合度之高是公认的。在中国项目中，你们如何体现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P：这正是我们试图达到的境界。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为例，首先，浦东已经有了大量的高层建筑，每一个都有自己不同的建筑风格，融合了很多不同地区的建筑韵味，让我们眼花缭乱。我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设计应该是——我想用“宁静”这个词。它的形态简约，安静地站在那儿。我们并不想尽力把它做得专横张扬。我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在古代中国，人们将自己和一些代表天地的象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多古建筑都用了种种设计手法突出了两个主题：天和地。于是，我想用这样的象征理念来设计SWFC，通过某些象征手法来建立天与地之间的确存在的联系。

　　SWFC很高，所以我把它的底部设计得具有厚重感，顶部则比较轻巧。同时，我试图用几何图形来表达，想让建筑有种弧度，由底部到顶部，弧线慢慢地变成一条直线。

　　B：也有评论说，KPF的作品大都是“国际式”的，放在任何一个国度都可以合理存在，很难说这是优点还是缺点。你怎么看？

　　P：我认为这是错的。如果你比较我们在纽约和在上海的建筑就能看出。还是以SWFC作为例子。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建筑，中国以前是不习惯如此高耸的建筑的，以前的建筑大多比较低矮，任何一个异常高的建筑看起来都像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所以我们试图去建立建筑和它周围的关系。这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没有对错之分，最重要的是去努力尝试。

　　我们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当然是可以辩论和质疑的，但我们是否努力尝试了则是不容置疑的。我个人也希望能让中国人感觉到，SWFC是他们自己的建筑，代表他们自己的文化。

　　B：上海沉降严重，金茂大厦附近每年下沉6.3厘米。随着SWFC的落成，下沉势必更加严重，你在设计时，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P：在上海设计一座摩天大楼，和在曼哈顿设计一座摩天大楼，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因为两座城市的地下环境完全不同。上海靠近水域，地下环境更软，曼哈顿地下则更多是坚硬的岩石。我们建立了不同的机制去适应不同的环境。在SWFC，我们用90根摩擦力管道接入地下，还有其他很多科技手段来支持整座楼。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十分认真地考虑了种种可能。

　　B：有资料显示，超过100米的高楼，人在里面就会眩晕、呕吐。所有摩天大楼都会随风摇摆，比如，帝国大厦的摆动幅度是2米，那么SWFC的“竹竿”身材怎样挡风、抗震？

　　P：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牵扯到各种繁复的数据。SWFC里既有办公场所，也有酒店。酒店和办公楼的设计要求是不同的。我们在90层设置了两台风阻尼器，用传感器探测强风时建筑物的摇晃程度，通过计算机控制装置内部，用钢索悬吊的重约150吨的配重物体锥子动作（这句要表述得更清晰，什么叫“配重物体锥子动作”？），抑制建筑物由于强风引起的摇晃。目前，世界各地的很多超高层建筑物都设置了风阻尼器，但是在中国大陆，启用风阻尼器是很领先的。

　　B：美国经历了“9·11”，在后“9·11”时代，怎样保障高楼安全？

　　P：其实，非常高的摩天大楼比低矮的房屋更加安全。在“9·11”之后，很多注意力被更多放在了如何保证摩天大楼的安全问题上。我们无法阻止飞机去撞大楼，但我们能在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时给人们提供安全的地方。在上海以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地区，最好的设计要求就是必须有避难楼层。我们开辟了专门的避难楼层，人们可以在这里躲避灾难。我们也设计了更多的紧急出口。我们还有很多特殊的电梯，保证紧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并且整个建筑的结构都异常坚固。对于高楼安全，我们做了非常周全的考虑。

　　B：在中国目前的施工条件下，金融中心面临什么挑战?

　　P：完全没有。也许在10年前的中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现在绝对不会。我们非常惊讶于中国工作人员的水平之高，快速、高效。

　　B：应该如何欣赏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只是一座高楼。

　　P：我曾用3个词概括它：安静、简约、高贵。它功能强大，满足了各种需求。内部拥有一流的办公楼、观光台、购物中心、餐厅、酒店等。我们在94-100层设计了观光台，我们想让金融中心接纳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能走进去看他们想看的。在这个建筑里，每个人都有可以去做的事情。

　　B：环球金融中心在你的设计生涯中意味着什么？

　　P：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设计。设计世界最高建筑之一是挑战，尤其是在中国、上海，更具体点，在浦东新区，做这样一个设计，更是非凡的挑战。

　　在我眼中，环球金融中心是独一无二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世界上有其他任何一座建筑像它那样。它的不凡不仅仅来自眩目的外表，还来自功能和安全性能。

　　亚洲人比美国人更爱高楼

　　B：KPF近年在设计标志性高楼时都遇到了争议。比如纽约世贸中心5号楼，大厦的悬垂部分会在白天投下很大的阴影，公众对此的争议很大。

　　P：是的，就连一些媒体也在攻击这个设计。我们正在商议如何改进。

　　B：在后“9·11”时代，高楼的发展态势如何？

　　P：随着世界上的人口逐渐增多，城市不断兴起，建造一座摩天大楼的功用可能是很多小型建筑加起来都无法比拟的。建造很多小型建筑，既消耗更多的能量，效率也低下。在亚洲，建造越来越多的高楼是必然的趋势，因为亚洲的人口很多。另外，亚洲人比美国人对高层建筑更有好感、更能接受。亚洲人更喜欢城市，也更享受在城市的生活。而美国人则更向往农场庄园般的环境，他们在城市里觉得并不舒坦。亚洲人的生活密度很大，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近，他们也都能享受这种比较近的人际关系。在美国，人们可能并不是这样。

　　B：KPF在北京和上海都有作品，但是风格明显不同。你对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分别有什么看法吗

　　P：从1993年起，我就开始了在上海的工作，这个城市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第一次到上海的感觉和现在截然不同。那时，每个人都骑着自行车，而15年后的现在，上海极大地往大都会的方向发展了。城市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是一个令人感到兴奋的地方。现在的上海和世界其他的国际大都市没有什么区别，交通繁忙，建筑物高耸。

　　我没有到过北京，根据我的主观印象，一说到北京，我就想到紫禁城之类的建筑，那就像是一个再创造出来的小世界。北京更多是一座“水平”的城市，上海则是一座“垂直”的城市。就像在美国，华盛顿是一座非常倾向于水平式的的城市，而纽约是一座垂直式的城市。我想，紫禁城之类的建筑在首都京城存在是合理的，因为它以及它周围的建筑设计要维持一种象征上的平衡，这也体现了城市的独特内涵。

　　B：KPF独特的设计风格和理念，的确影响了一批中国建筑师。很多中国作品中都有KPF的影子。你是否注意到了这点？

　　P：（笑）这的确是事实，从很多方面我都可以感觉到。中国建筑师对我们作品的欣赏与肯定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出版了一些书，有一些在中国非常受欢迎。我们在中国感受到了最大的欣赏。

　　B：最后请概括什么是“KPF风格”？

　　P：我们的每一个作品都有不同的形态，但一定都和自然、城市以及用户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人们的行为、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发生的种种改变，都会折射到我们的设计中。设计不断地融入周围的生活，构成和谐的整体。

　　（本文感谢王思阳小姐提供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