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体制上的优势，使美国在国际市场上过度透支信用，过度消费世界资源，特别是石油。美元是国际石油市场的结算货币，因此美国具有消费世界石油资源的特权。当石油市场出现供不应求局面时，美国就会印刷更多的美元用于购买石油，由于石油的供给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美元的印刷速度，因此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就会飙涨，进而带动天然气、煤炭价格大幅上涨。油价高企又吸引大量农民改种能源作物，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又导致其它农产品价格飞涨。
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其根源都与石油供应不足有关。
6月29日，第19届世界石油大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幕。与一周前在沙特吉达举行的国际石油会议一样，此次会议的焦点仍是如何控制飞涨的国际油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会议举行期间，7月2日，纽约、伦敦两地油价双双冲破每桶144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显然，市场对此次石油大会的效果并不抱什么希望。
市场是对的。像世界石油大会这样的非政府、非盈利的国际石油论坛组织，很难对高油价问题提供实质性帮助。当今世界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远未实现，因此，在立场迥异、利益相互对立的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在石油公司和各国政府之间，达成油价控制协议的机会微乎其微。
那么，究竟谁能决定油价的走向呢？我认为，发挥基本影响的仍是两大因素：一是供求关系，二是国际金融体系。
从本质上讲，高油价是供求失衡的结果。虽然有观点认为，投机资金才是油价飞涨的元凶，但投机的基础是供求关系，如果没有供不应求的客观现实远景预期，投机资金也就无从炒作。
世界经济衰退难免 过去2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14亿，越来越多的人由农村走向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开上了小汽车，坐着飞机在全世界旅游。人口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不可避免地带来能源消费的增加，可是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储量、产量都是有限的，不可能随着人口增长无限制提高。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带来生产效率提高，极大地刺激了全球能源消费，导致石油供求日益失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过去5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都超过4%，形成了过去30年世界经济最长的一轮经济扩张周期。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能源消耗速度超过了能源供给。这种供求关系的改变，就是国际油价不断上涨的基本面。
同时，国际金融体系的固有弊端也对高油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从那时起，世界进入了“自由印钞时代”。虽然过去30多年的实践证明，货币摆脱黄金的束缚，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埋下了货币信用无限扩张的隐患。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意味着，只要美国把纸印成美元，就可以用它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任何资源和商品。这种体制上的优势，使美国在国际市场上过度透支信用，过度消费世界资源，特别是石油。美元是国际石油市场的结算货币，因此美国具有消费世界石油资源的特权。当石油市场出现供不应求局面时，美国就会印刷更多的美元用于购买石油，由于石油的供给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美元的印刷速度，因此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就会飙涨，进而带动天然气、煤炭价格大幅上涨。油价高企又吸引大量农民改种能源作物，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又导致其它农产品价格飞涨。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其根源都与石油供应不足有关。
如果以上论述成立，世界经济的前景显然是灰暗的。当前国际市场上出现的油价、粮价暴涨，通货膨胀等现象，从根源上说，都是以石油为代表的不可再生资源满足不了人类发展的需要造成的。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已经撞上了能源天花板，除非有新技术、新能源的大范围开发和利用，否则，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
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当资源（马尔萨斯指的资源主要指土地）供给赶不上人口增长时，就会出现罪恶（战争、瘟疫、饥饿等）消灭人口，直到经济重新达到平衡。人类历史的多数时期，正是在这种怪圈中往复循环。当前世界面临的能源困境与马尔萨斯怪圈类似，如果人类拿不出办法突破能源瓶颈，就只能通过衰退甚至战争来消灭刚性需求。
中国应成为第四次技术革命领跑者 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开始第四次技术革命，开发新技术、新能源，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按照一般的说法，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是以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第二次是以电力的发明和化石能源大规模使用为标志的重工业革命；第三次是以计算机等高技术发展为标志的信息革命。这三次革命，都曾使人类突破马尔萨斯怪圈，通过技术创新发展生产力，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物质需要。而目前，高油价时代的来临，为新技术、新能源的研发和推广创造了条件，以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必将出现。
对中国而言，只有成为第四次技术革命的领跑者，才有机会突破能源瓶颈，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放眼历史，前三次技术革命都发生在世界领先国家，中国要有雄心壮志，在人类第四次技术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在这方面，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中国石油、天然气严重依赖进口，具有开发替代能源的强烈经济愿望；二是中国的巨大市场，为研发新技术、新能源的公司提供了广阔的获利空间；三是中国国内目前面临流动性过剩，可以利用这一契机，为新技术、新能源的开发提供巨额资金支持；四是中国的科研体系比较完备，如果能和企业进行有效结合，可以为新技术、新能源开发提供强大的技术和人才保障。这些条件，完全有可能让中国成为产生技术突破的国家。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要满足13亿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就必须有稳定的能源供应。因此，全力开发新技术、新能源，对中国不是该不该做的问题，而是必须做好的问题。目前，对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要为新技术、新能源的开发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引导人才、资本向节能技术、新能源领域流动。今年4月1日，修订后的《节约能源法》正式施行。这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节能问题的体现。下一步，我们还应进一步制定保护、引导新技术、新能源开发的能源法案，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为环保、节能、新能源企业创造便利的融资条件。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新技术、新能源的应用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巨额投入，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眼前的世界性衰退。我们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当前的难关。对内，一方面要进一步节能挖潜，减少浪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应逐步调整产业结构，淘汰、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对外，我们一方面要加紧实施走出去战略，确保油源的稳定供应；另一方面，应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与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同制定能源政策，共享节能技术。东亚国家普遍贫油，日本更是一滴油不产的国家，可日本的石油消费量却长期位居世界前三位。因此，日本的能源供应面临着比中国更严峻的局面。在这方面，世界石油消费第二大国和第三大国，完全可以携起手来，共同寻求能源对策，通过整个东亚的团结，影响国际能源市场走向。（窦含章）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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