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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凌将崇拜姚明的男孩举过头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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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那个画妈妈走了的小女孩 |
震后灾区的心灵卫士
来源：《记者观察》杂志
本刊记者 许兰武 实习记者 尤博
四川省绵阳市九州体育馆，重灾区北川受灾群众的主要安置点。在这里有一块灾区孩子们的专属地带——大型绘画主题墙，墙上贴满了他们画的画、剪的图，而帮他们贴上去的是一支来自重庆市12355心理疏导服务团的志愿者队伍。这些志愿者身穿白色T恤，头戴红色帽子，犹如精灵般散落在孩子们中间，帮助孩子们消除心理的阴霾，重建心灵家园。
来自“毛绒公仔”的支持
地震后，伤残的身体在接受治疗。对于刚刚痛失亲人的灾区百姓，他们的精神家园还无暇回归。灾后第九天，即5月21日清晨7:30，重庆上清寺中山四路团市委楼前，徐凌和一批心理辅导志愿者在举行授旗宣誓仪式。
徐凌，“左岸方舟心理咨询事务机构”的创办者，首席心理师，医学学士、心理学硕士。
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共青团重庆市委就发布了招募12355赴川心理辅导志愿者的通知。报名时间从5月14日始，要求是“取得国家心理咨询职业资格证书，有两年以上从事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心理辅导、心理教学经历或者具有本科以上心理学学历。”
徐凌在第一时间报了名，“当时，团市委权益部的同志跟我说第一批人员已经排满，请我以左岸方舟心理咨询事务机构的名义组织第二批人，有8位同事加入了，一些教师、少年宫工作人员、公务员以及医务工作者也积极参与了进来。”徐凌回忆着15日的情形。他后来成了这支心理师团队的领队、组长及服务协调人。
而对于徐凌一行来说，此次任务主要是对灾区的孩子们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我们对于孩子的心理治疗主要是采用艺术治疗，主要有治疗厢庭（沙盘）、涂鸦法、时间家族画法、认知行为疗法、拼贴画和大型绘画主题墙，因为这种方法容易在嘈杂的灾区安置点开展，通过孩子们画画、拼贴东西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然后对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徐凌说。
徐凌离开家的时候，车内已经装满了妻子为灾区小朋友筹集来的玩具和毛绒公仔。因为她知道：丈夫即将前往的地方，有许多受伤的小心灵需要这些。“玩具要是不够，我再组织大家募捐。”一句话给了徐凌很大的精神支持。
“如果条件允许，就找两个灾区的孩子资助他们上学，或者收养一个也行。”分别的那一刻，妻子交待他。
胳膊上飘动着的绿丝带
5月21日13:10，徐凌一行抵达四川绵阳九州体育馆，温总理曾两次来到这里视察灾民的生活情况。这里是重灾区北川受灾群众的主要安置点，也是徐凌一行的重点工作地区。 在这里，徐凌接触了许多孩子。这些孩子大多是来自北川县擂鼓镇、陈家坝镇、曲山镇等地，王月就是一位。王月今年10岁，地震发生的那天中午，她正在外公家里看电视，房子突然摇晃，瓦片也开始往下掉，她撒腿往外跑，刚跑出来，房子就全部倒塌了。受到过度惊吓的王月记不起地震时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来到九州体育馆的。
“她一开始什么都不说，特别排斥我们的治疗。一次看到她穿着白色短纱裙，我们就跟她说‘你很漂亮，穿这么少不冷么’，增加了她的信任。后来我们的一个女同志将自己做的一条项链送给了她，她的态度开始转变了，能与我进行简单的谈话。我问她喜欢画画么，她说喜欢。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她画了30幅画。在她的画里，房子和周围的山、树木比例严重失调，房子要比山和树木大很多，这说明她对于当时地震的恐惧和内心的不安，因为当地有的房子是坐落在两座山中间，地震发生时山体滑坡将房子掩埋，所以她希望房子比山和树木都要大。”
徐凌还发现，她的画里都是非常深非常重的线条，它们组成了王月心里的果树，但果树上却没有果实，这表示她对未来的无望，还有她所画的房子的门和窗户都特别小，而她家里的房子都是大门大窗户，这象征着她目前一种自闭的状态。
打开了与王月的对话通道后，经过第二次、第三次心理治疗，她有了明显的好转。后来，她当起了徐凌团队的小志愿者。
地震给孩子们造成的心灵创伤是严重的，“在与这些孩子的交流过程中，一开始他们都不说话，准确点是压根就不想说，在情感上出现了淡漠的症状，有些类似于‘失忆’，同时还伴随着焦虑、不安的情绪，以及对未来无助的感觉。我们往往要经过四五个心理师的轮流开导才能打开孩子内心的世界。”
那么哪些孩子需要心理治疗呢？首先，他们带来了水粉颜料、油画棒、沙盘和木偶，然后分成两组：一组是绘画治疗，另一组是沙盘治疗。通过绘画和搭摆沙盘来疏散他们的焦虑，从中发现有问题的孩子进行个别辅导。
然而令徐凌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某个孩子个体，而是整个群体。在九州体育馆内，小孩子在受灾群众中就占到四分之一，“在他们的绘画中，全部都是在画房子，而且颜色都是采用的青色、紫色、深褐色、蓝色等等深色颜料，线条画得都很粗大，房子都比山高大，窗户和门却很小。树木基本上都没有画果实。这些孩子在画的右侧都没有画东西，画的右侧则象征着未来，表明他们对未来的无助。”
“我们通过这些进行诊断分析治疗，前两天一般是肢体上的抚慰，就是同性之间的拥抱、摸摸头等等，第三天就开始引导他们画画，第四天进行温柔预推，我们进行的是征集孩子们的愿望：先把自己父母的联系电话写到纸上，然后将自己的愿望写到上面，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每当徐凌一行帮助灾区小朋友做完心理危机干预治疗后，都会在孩子们的胳膊上系上绿丝带，因为绿色象征着生命，与此同时送给他们一个毛绒公仔，作为亲人们的替代和心灵的寄托，让他们感到不再孤独。
给救灾特警卸掉包袱
他们进行心理干预的对象不仅局限在受灾的群众，还有一些救灾人员、媒体记者、政府官员甚至包括他们自己。
徐凌解释道：因为他们当中有的工作地点就在灾区，面对倒塌的房屋、遇难的遗体、受伤的群众，以及潜在的作业危险，耳濡目染，心理必然会出现波动，容易受到灾民群众情绪的影响，产生替代性伤害，这时就需要进行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让他们走出心理的围城。
“我们每个人都会出现PTSD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每天都要给心理师进行专业的督导，防止造成心理的二次伤害，因为当我们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形象地说就是让患者将其心理的焦虑、不安等‘垃圾’丢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将‘垃圾’丢掉，那又会给我们造成伤害。”
这些成人的心理问题也不容忽视。徐凌认为，人际关系的本质就是：谁为谁承担焦虑，显然，我们的心理危机干预是暂时的，父母是为孩子承担焦虑的主体，而现场的救援人员、志愿者、警察、记者，乃至在电视机旁收看灾后惨状的观众，都要防止二次伤害，特别是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心理师，在回到后方之后，都应该进行3次到5次专业的自我分析和督导，谨防‘替代性伤害’。”
一天中午，一名特警找到他，说需要心理治疗。“这位特警就是学心理学的，所以他很清楚自己目前的状况。”据他介绍，地震发生后，重庆特警支队的200多名队员前往灾区进行救援，他将近一个月没有回过家，从未见过亲人，每天看到大量的灾区惨状让他产生了强烈的职业倦怠，看同事也不顺眼，思乡、迷茫、焦虑的情绪也在不断增加。徐凌首先对他先进行心理隔离，让他将自己置身于灾区外，然后引导和纠正他的认知，疏导他卸掉心中的包袱。
此外，徐凌还接到重庆报业集团邀请，为该集团旗下的50多名记者做心理危机干预。这些记者从灾区回来后经常梦到震后惨景，吃不下饭，同时他们产生了职业倦怠，并对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一有动静就以为是地震。这些都是急性应激障碍的表现。
据徐凌介绍，心理危机干预的要点主要有3方面：第一是在常人的情况下，告诉自己是安全的、快乐的，事物发展是可以预知的；第二是进行心理干预，因为创伤性事件将事实进行了扭曲，人们不能接受现实的东西，需要对其进行治疗；最后进行修正，纠正人们错误消极的认知，将正确的认知告诉他。同时告诉人们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将负面的消息甩掉。
完善心理救援机制
令徐凌感到尴尬的还有，在他们进行心理干预治疗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灾民对于心理师压根就不认同，很排斥这些“不知道干吗的人”。
“一次一位灾民一见到我就说，‘你是干什么的，心理治疗管什么用，也不吃药打针的能治好么？’这时他看见我包里有一包烟，半开玩笑似的说：‘能给我一包烟么？你那心理治疗还不如这一包烟呢！’说着拿走了那包烟。其实这就充分反映了现在人们对于心理干预治疗还很陌生，还存在排斥心理，希望国家能够大力宣传和引导老百姓树立积极正确的心理治疗观念，了解心理师。”徐凌很无奈地说。
2005年，徐凌接受了北大心理治疗中心专业心理危机干预培训，30个课时的PTSD症EMDR治疗（眼动心身重建法治疗），此前还接受过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吉沅洪教授专业艺术治疗培训。而在此次23人的志愿者队伍中，只有徐凌和杨婕有过危机干预的培训经验，我国在心理咨询与治疗师的专业危机干预知识方面几乎是空白。
“这个专业在国内很少有人去学习，更别说是成立专业的PTSD治疗机构。这是一个专业到连从事几十年心理治疗临床工作的专家都生疏的领域。而在日本和欧美国家，这样的机构和人员要更多、更专业些。此次，日本和美国都专门派人来重庆做专业培训。中国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干预治疗机构和人员太少了，希望国家能够重视和推动心理危机干预的发展，建立完善的灾后心理救援机制。” 这次汶川大地震有了徐凌一行运用技术的机会，但是也是他们不愿意“施展”的。
汶川地震摧毁了人们的房屋，震痛了人们的心灵，却未能阻挡住心理志愿者帮助灾民重建心灵家园的脚步。自闭、焦虑、情感淡漠，产生这些急性应激障碍的孩子们，被心理志愿者的技术以及爱与关注暂时性地带入健康，“我们又被孩子的笑容感染，被他们的坚强打动！我们的人格和职业素养因他们而得到成长，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孩子！”徐凌说道。他一直坚信：爱和关注才是一切，技术只是附属的。（文中徐凌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