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现力，提升对社会的“阅读能力”，注意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亲和力 7月1日早上，上海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一男子持刀捅伤大门保安后闯入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多个楼层疯狂袭警，致6名民警不幸牺牲，另有3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
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光天化日之下，一个犯罪嫌疑人就造成如此严重的袭警案件，震惊和悲怆之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也提醒社会各界要做好应对“个人极端暴力”的准备。
暴力袭警酿惨剧 7月1日早上9时40分许，当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民警开始一天的工作时，一场惨剧正悄悄地上演：北京来沪的男性青年杨佳，携带匕首、榔头、喷雾剂、防尘面具等，在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门口先点燃并抛投了8个用啤酒瓶自制的燃烧瓶，大门保安看到后迅速上前制止，遭杨威胁并被其用携带的匕首刺伤。
随后，杨即蹿入办公大楼，在底楼大厅和闸北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值班室用匕首刺伤4名正在办公不及防备的民警。
之后，杨又先后蹿至10楼、11楼和21楼，在几个不同的房间内趁民警不备，用匕首刺伤5名民警。闸北警方接到大楼门卫报告后，迅速指令特警实施围捕，最终在21楼将杨抓获。此案导致6名民警不幸牺牲，另有3名民警和1名保安不同程度受伤。
凶案发生后，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上海市市长助理、市公安局局长张学兵等领导立即赶赴现场指挥伤员救治和处置工作。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韩正，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等领导同志赶往医院慰问受伤人员和参与抢救的医务人员。
本刊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此时距惨案发生还不到一刻钟。
位于天目中路600号的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是一幢综合办公楼，也是闸北区公安分局、检察院、政法委等诸多政法单位的办公场所。上午10时许，受伤民警和保安陆续被送往附近的长征医院、北站医院、第一人民医院接受紧急抢救。闸北公安分局门口一克莉丝汀面包房售货员告诉记者，她亲眼看到从闸北公安分局内抬出两名身穿警服的伤员，后面还跟着两名受伤的民警，“一个头部受伤、一个肩部受伤，全身都被鲜血染红了”。“之后，我又看到了一名民警伤员被抬出，血迹斑斑，身上已缠满了布，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子。”售货员说。
据上海长征医院内一名叫贾恺的患者称，当时他正在一楼急诊室进行接骨术前准备，4名受伤民警正好送达医院，医院临时取消了他的手术，当即开通了伤员救治绿色通道，各科专家对受伤民警进行全力抢救。贾恺的父亲是一名退休民警，他告诉记者，他当时亲眼看到4名受伤民警被抬进了急诊室，个个身上都是血，脸色惨白，“惨不忍睹”。
经警方初步侦查，犯罪嫌疑人杨佳，男，28岁，北京市人。经杨交代，之所以暴力袭警，是因其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依法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而实施行凶犯罪。
同时，上海警方着重强调：犯罪嫌疑人的具体作案动机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未解的疑问 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已照常办公，分局所有民警均加强了武装，保安也都配备了警棍等安保设备。
近来一段时期，有数起影响极为恶劣的暴力犯罪案件，矛头直接对准警务机关。上海知名律师斯伟江说，暴力袭警案件，应引起我们对突发事件应急反应速度和能力建设的反思。此外，公安机关还应加强警务场所的防范，对警用器械的配备和警察处理问题的方式要进行改革，并对警务人员进行安全意识和应急防范的教育。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指出，从目前披露的案情来看，尽管伤亡警察多从事内勤、技术工作，但警务机关的门岗登记制度、技防系统也存在一定漏洞，“作为负责社会安全防范的公安机关，自身应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复旦大学社会学专家于海教授表示：此次袭警案中，歹徒“如入无人之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警方基本功训练有待加强，“内松外紧”的工作作风也须进一步完善，“"三基"建设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更需落实到行动上。”
斯伟江表示，袭警案中有几个疑问待解：一是从捅伤保安到闯入警局的一系列过程中，警局内部人员为何一无所知，最终导致歹徒到四个不同楼层行凶，而未被第一时间抓获？二是虽然遭受突袭，但从发现持刀歹徒到将其制服，民警在“家门口”的排险实战中死伤为何如此惨重？以往的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为何起不到明显作用？三是涉嫌偷盗自行车的审查一事怎会使犯罪嫌疑人心中的积怨如此深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自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不到3个小时，上海市公安局陆续对外发布了有关案情的最新进展，除了案件的最终原因还在进一步侦查中以外，袭警案导致死伤民警人数、犯罪嫌疑人的初步情况等一一给予了公开披露。
“上海市公安局第一时间披露信息让公众最快速度掌握案件初步进展，值得赞许。但下一步，有关部门应尽快公布犯罪嫌疑人的最终施暴原因，否则，待网上传言"满天飞"时将难以收拾。毕竟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华东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邹荣说。
强化对社会的“阅读能力” 余凌云教授曾任职公安大学，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要预防此类暴力袭警事件，执法部门首先要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
在闸北袭警案中，据犯罪嫌疑人杨佳交代，其犯罪动机与警方对其涉嫌自行车盗窃的处理不满有关。几乎同时，贵州瓮安袭警案则起源于一女大学生的尸体鉴定。
于海说，这些暴力犯罪均源于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矛盾，如果小矛盾得以及时化解，悲剧就有可能不会上演，暴力袭警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切矛盾在被激发的早期就应受到执法部门的重视，而不能任其发展直至无可收拾。”
邹荣指出，我们不难发现，近来发生的不少暴力袭警案中，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都与对案件处理结果不服有关，民众为了宣泄某种不满而采取偏激行为所致，这一点值得充分重视。
首先，公安机关在案件处理程序上应增加透明度，有些能够公开的执法事务，不要讳莫如深。特别要强调的是，执法要以理服人，凸显柔性关怀，不能简单粗暴，特别是对那些外来打工者、小商小贩等的一些轻微违规违纪更多的是提倡教育，而绝不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即使审查结果站得住脚，还得看执法过程离透明和公开是否还有距离。总之，增加执法过程的透明度，坚持公平正义，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道路”。
其次，我国目前解决矛盾的机制是存在的，但如何发挥最大效用值得深入思考，执法部门要善于听取民众的呼声和诉求，“然而，目前，有些环节不但不能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矛盾，对此，我们应好好加以研究。”因此，建议政府有关执法部门应加强自身对社会的“阅读能力”，关注公共利益，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切身诉求，真正将“执法为民”落到实处。
此外，对某些性格孤僻、容易走极端的个人的日常教育和引导，公安等执法人员面对他们时如何科学防范、有效化解等，也是一个严峻课题，切不可小事激成大祸，最终酿成悲剧。
“个人极端暴力”成新压力 近一个时期来，完全由一个人策划、筹备、实施的极端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安保专家认为，目前个人极端暴力行为的现实危害程度超过恐怖主义，防范难度甚于反恐，可能成为今后社会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些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通常都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往往起源于私愤，但其报复目标并不仅限于“利益直接相关人”，而出现报复目标泛化的趋势，进行“无差别伤害”。一种是将私愤放大到对某个部门和单位的仇恨，如云南瑞丽“427”爆炸案中，案犯就是因对交警扣押其摩托车不满，而采取炸民警值班室的方式进行报复，此次上海“71”暴力袭警案也属于这类情况；另一种则是将私愤放大到对社会的仇恨，报复社会，如造成17人死亡、40人受伤的温州“517”爆炸案，犯罪动机起因于赌博纠纷，但受害者中许多都是与犯罪嫌疑人素昧平生的无辜平民。
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说，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实施者之所以将私愤泛化放大，与社会矛盾进入易发、多发期相关。理论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进入社会风险的高发期。而我国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他们的长期压抑如果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报复，就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仇恨。近期一系列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属于这类情况。
由于筹划、筹备直至实施都由个人完成，没有“上下家”和同伙，没有机构和组织指使，没有成文的行动策划，防范个人极端暴力行为的难度相当大。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安全问题专家张家栋博士说，美国每年都要发生个人实施的校园枪击案件，日本东京秋叶原不久前也发生持刀砍人事件。我国近期出现的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受访专家建议，除了加强对重点部门和重点设施的安保措施，提高重点人群和社会公众的安保意识之外，还要尽可能增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现力，注意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亲和力，化解矛盾于萌芽状态。
有专家指出，要在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发生前发现其企图，目前看来相当难，关键是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多研究、多采取一些化解“仇恨”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丹季明)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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