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5月7日，山西省长治市妇幼保健院就手足口病预检、防治等知识对医护人员进行专题培训。 中新社发 姚林 摄
图为9月23日，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导医员”在为患者提供就医咨询。 中新社发 宋同杰 摄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多年来，在医患纠纷中，主流媒体相对多地同情弱势一方的患者，医生的声音鲜有受到关注。
这也表现在司法环节：最高法规定，从2001年开始，医疗纠纷中要施行“举证责任倒置”——就是要医生在遇到法庭审理医疗纠纷时，提供自己无罪的证据。如果拿不出无罪证据，就可以判定医生有罪。
经过“七年之痒”，这一法律解释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举证倒置”的本意是为了保护患者权利，却把医生和患者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甚至客观上加剧了医生和患者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事实上进一步导致了医患关系的恶化。
本组文章期望通过换一个角度，对医患关系进行观察和调查，以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现代医学在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处境，从而能更加“专业”地看待医患关系这一并不新鲜但仍然存在的话题。
一名妇产科大夫的24小时 “拿起拷机，就像狗一样被叫来叫去。”
“个人爱好？个人爱好就是睡觉！”
“我们的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本刊记者/严冬雪(文) 甄宏戈(摄影)
2008年的一个星期六，雨。上海某区中心医院住院部五楼，十七病区，妇产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一名医学院实习生的名义来到这里，随行体验了一名妇产科医生的值班经历。
“常规”的上午、中午和下午 章青医生30来岁，很瘦。她留一头短发，带着些自然卷，刘海底下配着一双圆圆的眼睛，一双手干燥瘦削，手指很长。
8点15分，章青走出办公室，到了十九病区的护士工作台，拽出放病历的小推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点32分，她开始查房。拿出病历，敲门，进门，逐一询问里面的产妇，查看腹部的切口恢复状况，检查子宫位置，这就是章青的一整套查房动作。十九病区的都是剖宫产产妇，每检查完一道手术切口，章青都要把产妇肚子上的腹带重新系好。
查房结束，9点10分，章青得以在电脑前坐下来。她登陆病历系统，开始对着病历本往电脑里输入病人情况。看着12本厚厚的病历，告诉记者：“还欠着前天的都没登记完，今天先补上那天的再说。”
刚把第三份病历放到电脑前，章青的拷机就响了，她起身回电话，听完通知后，下楼出了住院部，到了门诊楼三层的“特需门诊”——这里的妇产科今天无人值班，章青便顶上了。患者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里面，碰上她们去做检查的间隙，章青就翻看电脑里刚给患者开出的单子，对药量进行增减。
终于没有人再进诊室了，章青又检查了一遍给最后一位患者开出的单子，就趴在了桌上。“能来这里(特需门诊)的都是有钱人，今天不算忙，忙的时候一上午要看20个特需。”10点48分，章青回到住院部十九病区的办公室，继续往电脑里登记住院病人的病程记录。
11点多，一名医生走进来招呼章青吃饭，章青从冰箱里拿出两个盒饭——前一天中午和晚上吃剩的，急匆匆走到办公室对面的“理膳间”，翻出一只断了一个把手的铝锅，把两盒剩饭倒了进去，往里面加了些自来水，热饭。
饭还没有热好，接到护士的通知，章青去病房给病人换药。15分钟后，章青和她妇产科的同事们陆续从各个病区回办公室，同事帮章青捎了一盒食堂的盒饭，里面有大半盒饭，卧着两个狮子头和几根青菜。午餐时间只有10分钟，医生们快速地填满了肚子，便出了办公室回到各自的病区，没吃完的泡饭仍然搁在铝锅里。
章青去了趟病房，回来继续坐在电脑前登记病程记录。安静一直持续到了12点半，拷机没有再响起来。章青走回十七病区的医生宿舍——一个六七平米的小屋，爬上自己的单人床，安排记者在旁边的双层铁床上休息，自己很快就睡着了。
13点40分，午睡结束。章青又回到她的办公室开始登记病程，20分钟后，拷机响了，于是又下楼、上楼，来到特需门诊开始接待病人。这之后，只要拷机声一响，章青就必须马上赶到门诊楼，然后再快步走回住院楼的办公室整理堆积如山的病历记录。“拿起拷机，就要像狗一样被叫来叫去。”
偶尔的间隙时间，她也会跟记者聊两句。问起平时有没有一点时间做些个人爱好时，章青瞪了瞪眼睛，笑了：“个人爱好？个人爱好就是睡觉！”
晚餐很丰盛，因为同事们从食堂打了一份砂锅辣鱼回来，五个盒饭一人一个。马上就要进入夜班了，记者问章青：晚上吃宵夜吗？她摇摇头。劝她多吃些晚饭，她跟同事们相视一笑，开起了玩笑：“低调，要低调。不能多吃，吃得越多晚上病人越多，吃得少人少，这是长期以来总结出的经验。”
战斗打响——黎明前的攻坚战 没有收拾碗筷的时间，拷机响了。17点一过，“战场”正式转移到门诊楼的急诊室。
这是一位见红的孕妇，章青赶紧给她做了检查，查宫口，测胎心，结论是孕妇必须去做B超和心电图，孕妇被家属搀着去做检查了。三分钟后，又送进来一个先兆流产的孕妇……急诊一个接着一个，到了18点40分，门外没有病人了，章青赶回到住院部，去特需病房、产房查房。
21点35分，拷机又响了，章青出办公室，坐电梯下楼，穿走廊，进急诊室。四名患者，一个接一个，都是孕妇。时至午夜。趁着一名孕妇刚去做检查还没有回急诊室，章青抽空又回了住院部。出急诊室，穿走廊，坐电梯上楼，进办公室，一路都是用小跑的速度疾走着，“三分钟，一百多步，我数过。”
20日凌晨的第一分钟是在急诊室度过的。直到1：55，住院部和门诊楼间的走廊上，章青来来回回匆忙的脚步声踏完了一个又一个的三分钟。
指针指向凌晨两点整。
又送走一个患者，章青听了听门外的电子排号器终于安静下来，便一下子趴倒在急诊室的桌上，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闭着眼睛轻声说:“你回我宿舍休息吧。”“那你呢？”“我就在这儿睡会儿。”章青指了指窗边的一张急救台，上面放了一床被褥和枕头。“我给你带杯水下来吧。”“不用。这会儿赶紧抽空休息一下，到两三点的时候，一些特殊业务就会来了，一般要到后半夜才会消停点儿。”因为医院挨着附近的“红灯区”，章青经常在半夜接待一些特殊职业的病人。
记者还是给她带了半杯开水下楼，送到急诊室，刚到门口，便碰上一位病人，拿着挂号单在妇产科急诊室前敲门。看完病，送走了病人，记者把水递给她，她喝了一小口，记者问：“是怕没时间上厕所吗？”她点了点头，一声不吭地在急救台上又睡下了。
凌晨3点14分，一个男人扶着大腹便便的妻子，焦急地敲响了急诊室的门……又来了一位病人，接着又是一位。送走一位病人去B超室，章青趴在了办公桌上，一直在旁边只是看着她工作的记者，连轴转20个小时熬到现在，也头昏脑胀了。章青轻声宽慰：“三到四点是最累的时候。这会儿病人们在家睡了一觉都醒了，就来医院了，过了这一段就好了。”
做B超的病人回来了，因为她有糖尿病，体内还有56mm的囊肿，章青给她开了进一步的心电图检查，告诉她把刚才的六项检查费共60.50元交清，再去办理住院手续。病人家属犹豫着，喏喏地走出了急诊室。另一名患者又进来了，章青又开始忙碌。
凌晨3点36分，一个护士打过来电话通知：那个患糖尿病需要缴清60.5元检查费然后住院的病人没有缴费，逃费走了。“又逃了一个。”章青无奈地说。医院病人逃费经常发生，产生的经济损失，一部分算在医院头上，剩下的则算在科室和值班医生的头上。
4点零6分，一小时前执意回家的一位病人重又敲响了章青的诊室门，她的腹痛变频繁了。这次章青没有再多说什么，病人家属催着她说：“医生，我们肯办了，办住院。”送走这位病人，章青叹了口气，看了看门外，说：“下半夜了，是消停的时候了。回宿舍安心睡觉吧。”4点30分，章青一句话也没说，手术帽都没有摘就和衣睡了。
愉快的换班 两小时后记者醒了，这时章青已经起来。6点46分，章青拿起病历本进了十七病区的产房，开始查房。查房时意外发现了昨晚逃费的病人，据护士说，这个病人四点半左右就回来了，因为疼痛加剧，乖乖缴清了费用，遵医嘱办理了住院手续，进了产房。章青听完，笑了笑，继续教年轻的父母怎样给小孩包尿布，嘱托孕妇42天内的生活注意事项。
半小时后，章青查完产房出来了，哼着歌儿，话也多了起来。剩下的工作只有十九病区的例行查房，然后交班——24小时的工作就要结束了！
从十九区的护士台里推出小推车，章青带着12本病历，又开始逐个敲响她的12位病人的房门。7点58分，查房完毕。
推着小车进办公室的时候，章青有点兴奋，“开天辟地第一次在8点前查完房！昨天一晚上只接了5个病人住院，做了一台手术，还是别的病区医生做的。以往忙的时候，值一个急诊夜班，我要接待15个病人，做5台手术。有一个礼拜天，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一直在手术室里面待着，我那个恨呐，就算是骡子是马也该歇歇！”她认为昨晚雨大是看急诊的病人少的主要原因。
她接着说，赶上忙的时候，值完夜班还不能下班，因为病人太多而无法结束工作，于是要继续工作第二个24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医生会说“医生的全日制工作很可能不是24小时，而是48小时”。不仅如此，万一出了差错，值班医生还要挨领导批评。“经常有医生累得坐在椅子上哭。”章青盯着手中的病历本，说，“我们的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星期日，早晨8点整。换班的医生来了，医生们集中在十七病区产房外的办公室里，准备交班。对面的小浴室里，熬了一宿的护士们正在匆忙进出。记者问章青：“你平时也会洗个澡再回家吧？”“要看我有没有力气洗。”她说。
8点32分，交班会议结束。章青把病历本递给了她的同事周医生：“今天雨变小了，病人会很多。”章青说着，掏出拷机，交到了她手里。
“风险很高、收入很低、付出很多、理解很少”，专业人士眼中的医护行业这一特点，与普通老百姓所认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本刊记者/蔡如鹏(文) 甄宏戈(摄影)
国家统计局2006年工资统计报表数据显示，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的19大类91个行业中，卫生行业在岗职工以人均24030元的年收入排名24位，略高于全国行业间人均年收入21001元的平均水平。
“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费用， 比擦一双皮鞋还便宜”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医院改革与管理研究室主任李卫平研究员目前正在做有关医护人员收入的调研。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这些年医护人员收入有了较快增长，但这种增长一方面是在医护人员收入过低基础上的增长，是试图纠正“脑体倒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医疗服务量迅速增长的结果。
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医院的门诊人次在2000年至2006年间，从4.31亿人次增长到6亿人次，增长了近40%；城市医院的住院人数从1398万人增长为2320万人，增长了65.95%。李卫平说：“随着医院医疗服务量的大幅度增加，医护人员工作量严重超负荷。”
即便医护人员收入有了增长，但在李卫平看来，目前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仍不合理，收入不能直接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务价值。她说：“北京地区医院的普通挂号费为0.5元，主治医师挂号费1元，诊疗费为2.5元，造成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费用，比擦一双皮鞋还便宜。”
据统计，2006年中国内地医护人员支出仅占医院支出的26.86%。相比之下，香港公立医院人员支出却占医疗机构总支出的80%。
李卫平说：“(中国内地)医院的这种收支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医生收入分配只能间接或直接地以其服务后产生的药品和检查收入为依据。”
她认为，“医疗行业具有高教育投入、高专业技术、高劳动强度和高执业风险等特点，医生应当有较高的收入。”
“以后越来越没人愿当儿科大夫了” 目前，中国医护人员的收入一般包含基本工资、津补贴和奖金三部分。根据2006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统计，2006年中国医疗机构的人员收入构成中，基本工资占45.59%，奖金34.18%，津补贴24.22%。
在这个基础上，如再将基本工资的30%～50%作为奖金发放，则实际上奖金在人员收入中所占比例最高。
改革开放以来，医院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数次大的改变。李卫平告诉记者，从演变过程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放宽奖金限额的过程。在一定的总额控制下，试图给医护人员必要的激励。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大多数医院采取院科两级核算的奖金分配制度，让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主要与所在科室的“效益”相联系。
这样的初衷是想利用团队激励的办法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医疗成本，但由于客观上各科室医疗手段的不同，造成收入水平相差甚远。在一些用药少、缺少手术的科室，主任医师的收入甚至还赶不上其他效益好的科室的护士。
一位曾在北京某医院儿科工作过的主治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儿童用药量少，只有成人的1/6到1/3，导致儿科的奖金远远低于其他科室，但儿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却丝毫不比其他科室少。再加上工作压力大，这位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的医生不久就辞职，做上了医药代表，为医药公司推销药品和医疗器械。
目前，医院效益较好的科室一般是骨科、脑外科、创伤、心内科，这些科室可以大量地用到进口的各种医疗材料，而且手术多，因此收入高。
“现在决定医生收入差距的不是医术水平，而是你所在的科室。”另一位仍在儿科工作的医生跟记者说，“以后越来越没人愿当儿科大夫了。”
“医院靠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支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医院是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当时，在国家“包工资”的情况下，医疗收费不含人力成本，因而长期执行低于成本的医疗服务价格。
“但近些年来，国家财政补助不到医院总收入的10%，只能承担离退休费，其他的费用都需要医院自己去挣。”李卫平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行不含人力成本的医疗服务价格，医院就只能依靠业务收入，尤其是其中的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支出。”
2006年政府下拨的财政补助所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仅为6%，医院超过90%的收入不得不从“市场”取得。
与此同时，药品和检查收入不断增加。2006年中国内地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占到总收入的71.42%——相比之下，香港公立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仅为7%。
“这就容易对医生行为造成误导，使医生认为奖金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都是来源于药品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为医生私自收受药品回扣提供了道德上的借口。”李卫平说。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位医生对记者说：“承担大致相同的医疗工作，不同的医生收入差距可能超过5倍，关键就看你怎么做。”
部分医生为了弥补收入不足，开始在体制外寻求收入，出现了医生兼职行医的执业行为。“你经常可以在周末的航班上看见很多医生。他们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到其他城市的医院做手术或会诊的。”李卫平说。当然，并不是什么医生都能兼职行医的，必须要有一定声望。
40万人放弃行医 一方面，很多患者把“看病难、看病贵”归咎于医护人员的高收入，对医生为提高收入开高价药、拿回扣和收红包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医护人员却埋怨工作强度和压力大，收入低、与劳动付出和技术含量不成比例。
在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蔡忠军看来，医护这个行业的特点是“风险很高、收入很低、付出很多、理解很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压力大、收入低，很多已经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医学毕业生都放弃了从医，“一个医学院士的博士生，毕业后，却去卖保险，很遗憾”。
“现在，很多医院后备力量严重不足。”中国医师协会信息部副主任张帆告诉记者，日前她刚受卫生部委托，去各地医院调查，发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2300多张病床，却只有47名住院医师，大量一线的工作需要主治医师，甚至副主任医师去做”，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医护人员“缺口更为严重”。
张帆自己就是医生改行的一个典型案例。她1988年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开始当儿科医生，她的丈夫也是医生。“一个家庭里有两位医生，孩子就荒废了，根本没有教育孩子的时间。”张帆说。
1996年，张帆从医院出来，进了外企，怀里还揣着军官证，第一次拿到5000块钱的工资，张帆说，当医生的时候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还有一个朋友，带着崇高的理想选择了当医生，医学硕博连读后却去卖保险。”提起自己这个朋友的经历，张帆难掩心中的惋惜。
据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办的中国卫生人才网报道，最近6年中国共有100多万人通过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有40万人没有注册。也就是说，这40万人都没有选择从事医疗行业。
“在医护行业，收入高和收入低的现象都是事实。”蔡忠军说，“但收入高的毕竟是少数，而普遍的低收入、高压力，已经严重影响到医护队伍的稳定。你去问一问，有哪个医生还愿意自己的子女去做医生？”
举证责任倒置极大程度上加重了自我保护性医疗现象，而这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最后患者付出的是生命和痛苦
本刊记者/ 严冬雪 方玄昌(文) 甄宏戈(摄影)
今天的中国人得了感冒会怎么办？排队，挂号，拍片，验血，排除一切可能引起感冒的其他疾病之后，再去开药、打点滴。部分医院还流行一个“秘方”，感冒可以在2天内治好：糖皮质激素加大剂量抗生素点滴，保证48小时内见效。
而在世界范围内，针对普通感冒的治疗，目前西方国家的原则应该是不使用抗生素，或至少在没有合并细菌感染时，不得使用抗生素——一般医生只给病人开一点阿司匹林来抑制症状。
在这个问题上，普通患者所感受到的，就是在中国“看病贵”，一个普通感冒也要花几百甚至上千块钱。而在职业医生眼中，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异常复杂，一个感冒要做那么多的检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一个名词——“自我保护性医疗”。
医学并非万能，“意外”责任在谁？ 1970年，陈毅元帅因时常感觉右下阑尾部隐痛而就医，经过多次专家会诊，结果都是慢性阑尾炎，因而采取保守疗法。但到了最后，陈毅疼痛到无法忍受，医生开始做阑尾切除手术，打开后，却发现是肠癌——对元帅的疾病也存在误诊。
“30多年过去了，将肠癌当作慢性阑尾炎的误诊率一直没有下降。”作为一名资深的病理专家，来自武警总医院的纪小龙无可奈何地告诉本刊记者。
电视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情节是：打了120，来了急救车，病人一上车，家属放了心。现实中情况并非总是这样。“要向患者强调的是：疾病复杂，人类认知有限，现代医学并非万能。在已知的疾病谱系中，现代医学只能解决其中的1/3，剩下的疾病，目前依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纪小龙说。
因此，一个病人进入医院，如果“出了意外”，显然也是很正常的事。“一个人生了病，你说责任在谁？如果他因为病而死了，责任又在谁？今天的中国，似乎一个人生病，只要进了医院，一切责任就将全部归于医生。”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如果这仅仅是普通大众的一种“感觉”，关系也不大；现在的问题是：似乎中国的法律也认可了这一点。
“举证倒置的法律解释令整个卫生行业震惊！疾病的后果往往是多方面的，很少有一个疾病只有一个原因或一个结果，多数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上海某区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左白衣(化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名医生在病人“发生意外”之后不能解释清楚原因，怎么能简单地指责医生失职？
另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误诊的不可避免。在医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名医都是从死人堆里站起来的”。“会总结的才能成名医。医院看病，有错误是必然的，不出错是不可能的。”纪小龙说。也就是说，即使发生误诊而导致病人死亡，也不能简单地就给医生定罪。
纪小龙说，即使如美国的先进，疾病的误诊率依然很高。但在美国，很多医院通过为医生购买行医保险来解决这一问题。出了医疗事故，赔钱的是保险公司，而不是医院或医生。但如果一个医生出现医疗事故多了，他的行医保险金便会随之升高，医院不愿接收一个要交高保险金的医生，他的饭碗便岌岌可危。在这样的体制下，医生也会更加谨慎，保险费就更低，形成良性循环，利己利人。纪小龙认为这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办法。
但在目前的中国，这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医生和医院。
医生自我保护，患者付出代价 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加重了一种现象：自我保护性医疗——即在面临医疗风险尤其是重大医疗风险时,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和目的,医方以自感合理合法、加大保险系数的手段来选择、实施往往会带来多重后果的医学决策及行动。
是治疗原则重要？还是先考虑自我保护？在医疗纠纷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巨大压力下，很多医生开始采取了自我保护性治疗，加多了患者的检查项目，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一个迫于医疗纠纷压力而改行的眼科医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患者就医时，处处想着留证据，有的患者甚至带着微型摄像机去看病；医生也随时想着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看个感冒也要将患者全身查遍，甚至连颈椎和艾滋病都要查一查。而对于疑难杂症则宁可不治，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医生的从业信条。
“否则，要你倒举证的时候，你怎么个举法？所以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左白衣说。
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的孙福川曾经组织学生就“手术协议书签字”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专门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有60%以上的医生承认，在遇有医疗风险时，曾将自我保护放在首位。
孙福川将自我保护性医疗的特点概括为：医方在初步认可、重视患方知情同意等自主权的过程中，伴有对己方权利受限的失落感、无奈感；医方关注、维护自己正当权益时,伴有对应尽义务的再界定、获减免等诉求，充满法律与伦理的内外冲突。就其行为本身而言，这种选择的主观动机是规避风险，但客观效果往往会是更大的风险和危害。
“过度自我保护的陷阱经常出现在如下情境中：为加大自我保险系数，不该作为乱作为，例如在病情诊断中"海选海开"辅助检查单，尤其是所谓高级、现代检查手段；为加大自我保险系数，该作为时不作为，例如面对有风险的患者或者必须使用侵袭性医学手段时，把风险完全转嫁给同事、他院，或者让患者独自承担，等等。”孙福川在其论文《自我保护性医疗的伦理扫描》中如此分析。
妇产科是左白衣的专业，他提到，举证责任倒置施行之后，即使最保守、最强调手术指征的产科学教授，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所谓原则。为什么？产妇一旦出事，医生无法举倒证，所以不论是否需要剖宫产，都一刀切了了事。这样，剖宫产率就再次为现代医学在中国攀登了一个数字高峰：60%～90%。尤其是大医院、名医院，名誉和官司都输不起，他们的剖宫产率更加高。“类似事情多起来之后，什么治疗原则，我们都得放一放。”左白衣说，医疗过程中，医生的签字也畏首畏尾，该做的手术不敢做，而改为保守治疗。
最后为这一切后果买单的，显然都是患者。“自我保护性医疗恐怕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最后大家付出的是生命和痛苦。因为医疗水平降低之后，钱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左白衣说。
照本宣科的危险 在“自我保护”的前提下，医生面对疾病和病人有多种做法，其中有一个最普遍的做法，就是“照本宣科”。
现在杭州一家社区医院当医生的袁唐红有着10年的乡镇医院工作经验，他说，如果乡镇医院在面对农村病人时也如同城市大医院那样采取自我保护性医疗，那么情况会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乡镇医院里，医生很多时候要处理城市医生很难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袁唐红说，“如果大家都按照教科书、医疗手册那样去下药，最终这类病人十个人中或许要死掉九个。治疗这类病人，医生的经验比什么都重要。”
袁唐红拿农药中毒病人为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按照教科书，即使是重度农药中毒的病人，也只能用5个单位(毫克)的阿托品梯次加量来治疗。由于阿托品有强烈的副作用——导致心跳加快，因此加量要慎重。
“然而，如果你真的一直用这条原则来处理，那么农村里那些喝农药自杀的病人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袁唐红说，他一般都是先给重病人注射30个单位的剂量，然后准备100个单位以上的剂量做随时的加量准备。“最多的一次，我前后用掉了将近3000个单位的阿托品——后面部分用量主要是用以对付病人对阿托品已经形成的依赖——把整个县城所有医院的储备都用光了，但病人得以挽救。”袁唐红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是：宁可让病人死于用药过量，也不能让他因为下药过分保守而死于农药，因为后一种情况更容易出现。
袁唐红所遇到的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三岁的小孩误服了老鼠药，送到医院时已经急剧抽搐，对症的药物是用安定来止住抽搐。按照规定，这么大的小孩最多只能用3毫克的安定剂量。然而，袁唐红凭经验就知道3毫克的剂量肯定远远不够，他直接下了10毫克，然后看情况增加。最终，他用了20毫克的安定，才把抽搐止住，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但现在，谁还敢这么依照经验治疗？所有医院都形成了约定：按照规范来做，病人如果要死，就让他死好了，反正这样我们就不会担当责任。”袁唐红无可奈何。
(责任编辑：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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