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普通民警，能够流利地用20多种语言与外国人交流，这个听起来很有点天方夜谭色彩的故事，却真实地在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民警刘文立的身上上演了。
不仅如此，2004年6月9日，刘文立因为其突出的外语特长成为北京市参与雅典奥运会火炬传递的5名火炬手之一，跑过了他的工作岗位———北京北海公园北门外，短短400米的距离却在刘文立心中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他总说：“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而这正是他自己真实的生活写照。
1986年，高中毕业的刘文立走进警察队伍，成为西城公安分局的一名后勤民警，主要工作是电工。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能和外语结下不解之缘。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刘文立参加了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期间很多外国人用充满期待的眼神向他求助，可是他却几乎一句都听不懂。“那次是真有点受刺激，高中时背的那点课文、句子，到跟外国人说话时，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从那以后，学好英语成了刘文立最大的心愿，而那一年他28岁。
对于28岁的刘文立来说，重拾英语绝非易事。刚开始时，他专门买了个小电子辞典，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外语书。几百字的小短文，他都是一个词一个词地查，一个词一个词地背，一篇文章少说也得看个五六十遍。就这样学了五六个月。刘文立开始一拿起英语书，手就哆嗦：“这个学法，实在太枯燥了，而且学了半天还是听不懂、说不出的哑巴英语。”通过不断的摸索，刘文立终于悟出来，英语这东西不是听会的，得多说，最重要的是克服心理障碍，别怕寒碜。从那以后，刘文立就多了个“毛病”，走到哪儿嘴里总是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
就靠着这股子“拧”劲儿，刘文立成为北京市第一个拿到英语口语高级证书的警察，2001年，他又在全国英语电视大赛中获得了第一名。次年，为了发挥刘文立的英语特长，他被调到了北海派出所，成为负责景山公园万春亭的一名巡逻警察，从此他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
而刘文立的“外语情结”却没有至此止步。在万春亭执勤中，刘文立见到外国人总是主动打招呼。可是有一次，当他热情地向两位外国游客打招呼时，人家却不理睬他，后来那两个外国人用蹩脚的中文向他解释说：“很抱歉，我们是法国人，确实不会说英语。”当时，在周围人的注视中，刘文立闹了个大红脸。从那开始，刘文立又跟法语较起了劲儿，之后他的外语学习一发而不可收，现在已经可以熟练地应用包括丹麦、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德、法、日、韩在内的25种语言进行日常交流了。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火炬接力传到了中国，刘文立作为北京仅有的5名火炬接力手的一员，也是惟一的一名警察火炬手，跑过了他人生最有意义的400米。
眼看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开幕，刘文立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用一口流利的外语，向世界展现我们的新北京”！
律师王传宁：服务奥运之路始自四年前本报记者 李松 黄洁
2004年3月26日，联想集团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签约，正式成为国际奥委会第6期全球合作伙伴(TOP计划)，这是中国企业史上第一次作为国际奥委会的顶级赞助商出现在世界面前。与此同时，为之提供法律服务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也成为国内首个为TOP项目提供系统专业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从那时起，天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传宁走上了他的“奥运之路”。
回忆起自己服务奥运的经历，王传宁的第一感触是义不容辞。他告诉记者，申奥成功后不久，天元律师事务所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奥运对中国是件大事，作为律师有责任进行积极的配合。“为了能够服务奥运，所里很快成立了一个由10名专业律师组成的"奥运法律服务小组"，并将奥运赞助商确定为主要的服务对象。”王传宁告诉记者，他当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服务小组。
但是，对王传宁来说，参与奥运法律服务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体育文化的法律服务在国内还是个新兴的服务行业，与以往我们做的商业服务有很大不同。在提供体育文化的法律服务时，不仅要满足我们所服务的赞助商的最大利益，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奥运赞助本身的公益性。也就是说，律师必须能够在两种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王传宁告诉记者。
可转变服务思路还只是奥运法律服务工作的一个方面，时间紧、信息要求量大则是必须应对的另外一个挑战。王传宁记得很清楚，在修改联想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的时候，正好赶上过春节。可当时的工作还在进行中，谈判的对象都是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不仅影响重大，而且时间紧。那个春节，王传宁和他的团队就是在办公室里、在会议桌前度过的。
此外，为奥运会提供法律服务还要求必须遵循国际惯例，很多法律文本都是从以往奥运会合作伙伴的文本中继承下来的，其中的新鲜构思都需要进行重新的理解，然后才能转换成适用于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的法律文书。曾经，就为了做出两个奥组委要求的“偏差表”，王传宁和他的团队几乎掌握了两家公司的全部业务，差点成了公司的业务专家。
王传宁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法律服务已经转向了对奥运赞助商的合法权益保护方面。此前，也曾经有人建议他担任奥组委的法律专家志愿者，他自己非常有兴趣，可考虑到自己服务赞助商可能会与服务奥组委产生利益冲突，最终还是放弃了。
王传宁说，其实服务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北京奥运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综治干部张之放：“我们有信心保奥运一方平安”本报记者 李松 黄洁
7月6日是个炎热的星期天，而张之放仍然在他的办公室里忙碌着。作为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办事处主管综治工作的副主任，他要在奥运的最后一个月内，和同事们一起将平安奥运的社会面防控部署工作做得细一些，再细一些。
对于张之放来说，辖区的奥运安保方案已经不知道修改过多少次，补充过多少次，可面对着汇集了11处涉奥场所和无数学子的学院路，安保方案无论多好也都有再完善的内容。
对于自己辖区内的综治工作特点，张之放早就了熟于胸：“学院路地区综治的特点可以说是高校多，学生、流动人口和涉外人员多，重点涉奥场所多，不仅包括了奥运比赛和训练场馆、签约饭店，而且北京奥运大厦、奥运制证服务中心、奥运票务中心等多个奥运重要场所都集中在学院路地区。这都决定了我们这个地区的综治工作必须要做到位。”
综治工作和单一的安保还不一样，社会上凡是可能产生安全隐患的东西综治部门全都得管，而且必须管到家，让隐患彻底消除。
今年4月，一个让张之放和同事们头疼了好几年的精神病人小海(化名)终于被送进了医院。小海父母去世后自己一个人住在一所筒子楼里，几年前由于受到刺激，精神有些不正常。他出租了自己的房子，搬到楼道里住，每天衣冠不整地到处跑，周围人对此反映非常强烈。“以前也曾试图解决他的问题，不过总是因为资金、鉴定等各种原因没能彻底解决。”张之放告诉记者，为了给奥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也为了小海能够早日得到医治，他们下决心这次一定要帮助小海接受正规的治疗。为了说服小海的姐姐同意让小海接受精神病鉴定，张之放和学院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做小海姐姐的工作，并召集了社区居委会、小海所住房屋的产权单位、管理单位等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了多次联席会议，共同商议解决的办法。在综治办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下，今年3月，小海姐姐终于同意了小海的鉴定申请，在确诊其为精神病人后，小海被送进了专科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
小海的问题解决了，但小海毕竟只是个个案，如何让辖区8.55平方公里的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确保奥运期间无安全隐患，用张之放的话说，“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系统的工程就要用系统的方法来解决。
采访中，张之放专门带记者到会议室看了两张图，一张是“平安奥运行动分片包干指挥协调的体系图”，图上辖区内的每一个社区都已经“分包到人”，要求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必须下到社区，配合居委会共同开展综合治理工作；另一张是“奥运安保社会面控制等级启动流程图”，详细列出了参与安保工作每一级的责任主体，确保安保工作的部署和责任落实到位。
张之放说：“通过这么长时间以来严深细实的工作，我们完全有信心保奥运的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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