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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事件:一起刑事案如何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没有任何征兆,6月22日凌晨,一位14岁的女孩在贵州瓮安县西门河溺水身亡。在这个出租车都跑不起来的小县城里,爱凑热闹的人都来到了河边。少女之死,对于他们充满着戏剧性的诱惑和各种猜测。因为在事件中,有看上去纯情的少女,有看上去不良的青年。


  各种怀着自己目的人也来到了河边。其中包括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居民,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新兴的“市民广场”找到了共鸣。

  笼罩悲痛中的死者父母,一方面带着疑问不断上访;另一面,在县城里不断和政府讨价还价。最终,他们的左右摇摆让局面失控,一场震惊中外的群体性事件爆发了……

  一起刑事案件如何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本刊特约撰稿/钱真(发自贵州瓮安)

  

  李秀华属鼠,今年36岁。赶上本命年,在村里人眼里,尤其是道坎。在他的家乡——贵州瓮安县,迷信的当地人把这叫“伏吟神煞”,克自己,还克家人。

  在这个不吉利的年份,李秀华的生活出现了如下变动:

  首先,家里种植的烤烟收成不好。往年光是雇的工人都能挤满院子,现在就他们两口子。

  其次,买拖拉机跑运输,却始终等不到活。

  第三,老婆也嚷着不想跟他过了,说他有了外人。两口子还动了手,这是结婚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第四,眼巴巴的盼着儿子高考,却没想到,考试前孩子折断了右手。

  第五件事似乎正要发生,他更不敢想,他觉得再没有比前四件事更倒霉的了。

  2008年6月6日,他背着干粮进城了,为的是伺候在城里高考的儿子。

  从他家到县城,得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再坐半个小时的汽车。

  儿子和女儿为了上学,在县城里租房子住。虽然离家不算远,但自从住到县城后,孩子们就很少回来了。他们嫌家里什么都没有。

  前两天,儿子打来电话说,打篮球时右手骨折了。李秀华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儿子乖,学习也好,满指望着今年考出去,在村里放鞭炮,让不吉利的年份翻个身。

  他虽然只有36岁,却已经把希望全都放在了下一代身上。两个孩子,在县城吃、住、学,一学期就得六七千。以前他总觉得自己在村里算小康,每年种烟草、跑运输,起码也有两三万。但自从去年以来,他就觉得生活日益吃紧。最明显的例子是,以前多数喂猪的苞谷,现在多数被人吃了。

  县城李秀华不常去,除了个把月去看孩子,他对那里缺乏兴趣。

  

  李秀华是个沉默寡言、想象力不多的人。县城在他眼里就是一口锅,四面环山,肥水都往锅底流。

  这里只有一条路通向别处,而且离大城市都不近。因为这个原因,在县城活着,贵得就跟在北京一样。李秀华没去过首都,以上结论是乡里上访的人回来告诉他的。

  在外人眼里,和所有容易被忽视的小县城一样,瓮安具备那些被忽视的因素,它狭窄、偏僻、交通不发达,历史上不骄傲,现实中麻烦多。

  县城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它宽阔且笔直,建设于城市化进程迅速的上世纪90年代,百货商店、洗头房,全部的繁华和娱乐都聚集于此,仿佛这个城市的所有都是为生活在这条街道的人们而存在。

  县城里有一家电影院、一家邮局。电影院里平时不放什么电影,大片到不了这里。作为适合大众的娱乐生活,这里只有随处可见的街头麻将。

  县城小到出租车都跑不开速度。开车从南到北5分钟,从东到西用不了2分钟。一条安静的小河,淌过城市的东边,相对于步行五分钟的繁华街心,它显得有些偏僻。

  和匮乏的文化设施相对应的是,在县城的狭窄中心,错落着30家当铺。显然,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人,很多时候都急着用钱。

  这城市看上去什么都有,只少点希望和文化;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激情的年轻人和爱凑热闹的人。凑热闹已经是这里的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激情属于没有去处的年轻人。

  

  李秀华背着干粮来到孩子们的住处。另外,他还揣着500块钱的存折。这是孩子们接下来一个月的吃和用。

  儿子写字的那只手骨折了,接下来能否参加高考也成了问题。他没有选择放弃,打算搏一把,用左手。哪怕考个三本,只为出去。

  父亲为儿子惋惜,村里人都知道儿子肯定会给他争气。他问儿子要不再等明年,儿子不答应。

  6月7日,儿子用左手参加高考,回来说,题目简单,但左手写字慢,试卷没答完,自此郁郁寡欢。

  李秀华在县城住了两天,第三天,就回乡下了。

  临走,他把存折留给儿子,另外给女儿悄悄塞了50块。

  女儿和儿子不一样,比她哥小两岁,对于走出去或许有另外的打算。在她的QQ聊天记录里,她不止一次跟别人说,她不想读书了。

  当然,这些李秀华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姑娘正上初二,学习差强人意,但却活泼、大方,人缘好。

  回到家里,李秀华总惦记着儿子,他甚至想着要不是自己犯本命年,儿子肯定能考得更好,或许年轻人此后就是另一条路。

  6月22日凌晨,儿子在睡梦中打来电话,李秀华原本以为是个金榜高中的好消息,没想到,却是本命年的第五个坏消息——女儿李树芬出事了。

  

  李树芬出事了,地点就在那条寂静的河边。儿子在电话里就说了这些,谁都不敢往最坏处想。那条河叫西门河,寂静地淌向乌江,它差不多可以算乌江最可有可无的一条支流。

  儿子李树勇正往河边赶。22日零点刚过,他接到妹妹的同学的电话。

  他没想到妹妹这么晚了还去那条偏僻的河边,那里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少女该去的地方。他甚至连鞋都没换,就跑了出去。在路上他遇到两个巡警,甚至把他当作小偷,拦住盘问。

  出事地点在西门河大堰桥,这个地方偏僻到令在县城住了好多年的哥哥竟然没听说过。那只是一座简单的小桥,小到只能并排走过两个人。

  等到哥哥李树勇来到这里的时候,天空没有一丝月光,水面平静得像块缎子。一个女孩指着水面说,他妹妹刚才从这里跳下去了。

  尸体被捞上来,已经是凌晨三点多。

  

  李秀华一家都不相信女儿李树芬是自己跳下去的。

  女儿是晚饭后和哥哥告别的。那时候,这个女孩还活泼得跟平常一样。那个叫走她的学生叫王娇,是女儿的同学加好朋友。晚上11点多的时候,王娇给她哥打来电话说,李树芬今晚不回去了,就住她家。

  这并不是少女第一次未归,李树芬的哥哥也没有反对。他跟妹妹通话的时候,平常得像此前任何一个夜晚。

  李树芬的尸体是好心人们打捞上来的,少女圆睁着的双目,让任何一个看到的人内心都充满了不安。

  在农村人的意识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没有人相信李树芬是自己跳下去的,而且现场不止王娇一个人,还有两个陌生的少年。

  这两个少年不是学生,身上散发着社会青年的散漫气息。这两个人一个名叫陈光权,21岁,目前在瓮安县纸厂打工;另一个叫刘言超,18岁,同样在瓮安县纸厂打工。这些另类的人在老实的李秀华看来,无疑就是决定女儿生死的坏人,强奸的念头开始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

  而警察的不作为,成了这种不安情绪的催化剂。哥哥李树勇最先报了案,这位少年称,闻讯赶来的警察拿着手电筒在河面上扫了两圈就放弃了努力。“他们借口,夜太黑,明天再说”。尸体被救起的时候,已经天色泛白,父亲李秀华来到派出所,希望警察去下现场。得到的答复还是“白天再说”。

  到了天亮,不安的情绪开始萌发,县城里爱凑热闹的人们都来到了河边。少女之死,对于这些并不忙碌的围观者充满着戏剧性的诱惑和各种的猜测。事件中,有看上去纯情的少女,有看上去不良的青年,简单的溺水背后,与其说是对于真相的追究,不如说是一场关于民心的投票。

  任何一个带着感情来到这里的人都把同情献给了少女,死得太蹊跷了,许多人得到一个的推论——少女的溺水和那两个陌生的青年有关。李树芬的尸体放在岸上,人们希望得到一个说法。

  根据贵州省政府后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通报,陈光权是李树芬的男朋友,刘言超则是陈光权的朋友。4人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李树芬在和刘言超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约10分钟后,李树芬跳入河中。

  而在6月22日官方结论没有得出时,宁静的西门河成了这个县城的中心。四里八乡的人正在朝这里赶来,有些人充满好奇,有些人带着目的。

  

  一个胖子现身河边,引起了那里第一波躁动。

  这个人叫袁树国,瓮安永河镇人,是个民间颇富声望的和事佬。这些年,当地纠纷不断,矿权冲突、移民安置,样样都让当地政府头疼不已。矛盾化解不了的时候,村民们礼失求诸野,于是就出现了袁树国这样的人。他们在当地有威望,懂法律,擅言辞,有手腕。

  这正是李秀华需要的,他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法律一窍不通,更没有和公安、政府打过交道。

  在当地,后者无疑是一门学问。

  今年3月,永河镇一家煤矿发生矿难,死了一个村民。当地族亲纠集了两百多人,劫持了矿主要讨个说法,政府出面调停也是束手无策。

  这时候,袁树国出马了。按照当地习惯,开矿死个村民,最高的补偿不过15万。袁树国一度协调,最终赔偿的结果竟然是25万,而且双方都满意。

  袁树国的名头自此叫响,因为村民们觉得,政府协调不了的事,这个人可以办好。

  熟悉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起先靠修烟囱为生,默默无闻,如今尝到了消解民间矛盾的甜头,摇身一变,成了官民冲突的解铃人。

  李秀华期望通过这个人,最起码可以多得到些钱。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寻求女儿死亡真相的努力。

  在家属的要求下,22日晚进行了第一次尸检,得到的结论是“溺水”。

  所有仰着脖子拭目以待的局内人和看热闹的局外人,都对这个结果不免失望。自此,李秀华一家开始矛盾地尝试两条解决问题的路子。

  一方面,李秀华带着疑问不断向自治州政府和省政府上访;另一面,李秀华的妻子则在县城里不断和政府讨价还价。

  李秀华无法确定事件最终的走向,于是他选择都不放弃。对于他,这也许是最实用的办法,而却将整个事件,愈发推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

  6月23日,袁树国代表李秀华一家出面去和公安交涉。他提出的要求是,公布嫌疑人的口供,把结论让周边群众的检验一下,进行第二次尸检。

  这次交涉,按照袁树国的想法,一切都将逐步走向和解。而让他意外的是,在提到经济补偿的时候,还不待他开口,一个家属里的年轻人就抢着说,“我们要50万,让他们三家出。”

  

  50万的消息传到西门河,人群密集的河边于是炸开了锅。每个看热闹的人都以为这笔钱即将兑现,传言插着翅膀诱惑着那些对钞票充满幻想的人。

  参与搭救李树芬尸体的好心人,开始试探地向家属要5000元。

  人们似乎愿意相信,50万,正离李秀华一家越来越近。

  袁树国被这种不可理喻的乐观精神抛弃了,李秀华一家很快就不再来找他了。而他心里最清楚,在当地,此类民事赔偿从来都没有过三万的。事情发展至今,他一个和事佬已经无能为力。

  于是那两天,另一批热心人开始活跃起来。比如谢新发,他是个开磷矿的老板,据称是李树芬的干爹,但和李秀华一家的关系并不算近,平时鲜有走动。

  这一次,在李淑芬死亡当天,他就出钱找来冰棺,收敛了尸体。很少有人知道谢新发的其他背景,2007年他因为带着村民集体冲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全县出名。这次事件成为当年轰动贵州最为著名的群体事件之一。

  自此,河边已经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案发点,而是一个失意者的阵营,县城里真正的市民广场。这些年瓮安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小河边,在那两天,得以万花筒式的呈现。

  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市民,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河边找到了共鸣。

  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是,那两天,河边自发出现了募捐箱,往里面投入的票子从百元到毛票。

  李秀华就是拿着这些陌生的钱,走向上访之路。按照乡下的说法,这叫本命年里犯斗牛,走的是险招。

  

  到了6月25日,这一天,新人物登场。他叫刘金学,是县里农机站的站长,一个老党员。

  他是县里派来做家属们思想工作的,他和李树芬的母亲沾点亲,平时走动也多。李树芬和她哥在县城租住的就是他的房子。

  刘金学是个远近闻名的老好人,总是笑眯眯的对人,没人不给他面子。

  在这个县城生活一段时间,要想找到一两个陌生人显然很难。周围乡村的族亲纽带,交接到县城里,就是一张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反映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幅既实际又理想的农村图谱。

  

  竿子打不着,却又熟络得要死,这种现象时常发生。要说朋友,满大街都是血缘;要说仇人,随处都可找到不睦的理由。

  而刘金学和李树芬他家正是这种不亲不疏的关系。

  李树芬的母亲事实上也巴不得有人来代表政府跟他们谈。打从上回一位族亲冒冒失失地提出了50万的条件,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为他们家要发了。这两天河边捐款,有人甚至说,他家已经收了30万。麻烦接踵而至,当地的黑社会也瞅上了他们。

  而在当日下午,李秀华的弟弟、教师李秀忠在街上被一帮年轻人给打了。河边的人更愿意把这件事和早上发生的一段插曲联系在一起。25日上午,李秀忠被公安局叫去,鉴于他是李秀华的弟弟,又是知书达礼的教师,公安局希望他“重大局,出面负责做家属的工作”。短暂的接触中,这个读书人和几名干警发生了冲突。公安局无奈派人把这个老师送到教育局去做说服教育。

  被打事件就发生在李秀忠从教育局回来的路上,暴徒向教师动手,这件事轰动了县城。

  教师李秀忠的被打,把整个事件引向了一个暴力且无法控制的边缘。待在河边的那些人,把愤怒的矛头转向了这些年的社会治安软弱。

  

  6月25日晚,进行了第二次尸检。

  尸检一直持续到凌晨,随后,家属们和县政府的代表也再次坐到了一起。家属们要求得知李树芬死亡真相的同时,把经济方面的赔偿降到了6万。

  这是一个不错的转折,刘金学觉得自己不辱使命。

  而就在第二天,26日,河边又出现了风波。

  有人报案说,在打捞尸体的对岸,发现了“强奸现场”。刘金学赶到河边,就看到李树芬的姥姥拿着一个信封,朝着人们挥舞。信封里是一叠卫生纸,据说是从“强奸现场”发现的。不远处,几个法医正在刮取地上的血迹,太阳底下,血迹泛着暗黑的光。

  河边人们的讨论已经炸开了锅,真相仿佛正在向人们此前情感的推断一步步地靠近。强奸、杀人、沉尸,那即是21日晚上发生的一切吗?

  与此同时,第二次的尸检报告传到河边。法医鉴定,少女李树芬处女膜完整,溺水前未发生性行为。

  但那滩血迹,让刘金学不由想起,6月22日晚上,有场大雨,一直持续到黎明,足以冲刷此前的一切罪恶。

  可现场的人们多半不这么理智。

  

  李树芬的母亲也不希望河边的事态再持续下去。这些天,她感觉自己一家更像是暴风雨中的孤舟,身不由己,被看不见的力量推来搡去。

  6月27日晚上,家属们和政府代表试图最后一次达成共识。他们又坐在了一起,这一次,李秀华也从贵阳回来了,大家都在猜测这个男人从省政府那里究竟得到了什么。

  那一夜的协调会,开到了12点,进展异常的顺利。

  政府在经济上提出了八点补偿,能表的姿态都拿出来了,能动员的部门也都掏了腰包。

  那三个孩子,由于家里穷,每家最多只能拿1万块钱。其次,教育部门适当捐助一些;李树芬所在的学校三中,捐助5500元的保险费;他们家所在的玉华乡政府,给予经济补助和粮食补助。另外给家里老人低保方面的照顾,还有李树芬的哥哥,如果考上大学,给予贫困生资助。

  李秀华对于这个处理意见没有异议。刘金学不由得舒了口气,他感觉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自己办成了一件大事,随即给负责善后的副县长肖松拨去电话。双方商量好,第二天上午在县政府去签字画押。

  那一夜,在刘金学看来,李秀华显得颇为异常。他莫名其妙地对刘金学说了这么几句话:

  一、北京今年开奥运接待上访者吗?

  那天有个警察威胁我,说我随便去上访,即使到了北京,今年开奥运也把我赶出来。

  二、儿子的高考分数下来了,480多分。

  我儿子就是厉害,左手答卷子都能考上大学。

  三、这事过了,我跟我老婆肯定得分(手)!

  那一晚两个人聊得很迟,刘金学留他住下,李说什么都不答应。他说县城里,不习惯。摸着黑,就进山了。

  第二天,28日,早上八点,电话铃声吵醒了刘金学。

  电话里是李秀华的声音。他说,“哥,对不起,昨晚的事,我不能答应,我本命年犯斗牛。”

  李秀华的出尔反尔彻底惹恼了副县长肖松。他当天下达了最后的处置通知,要求在下午两点半开始,处理安葬李树芬的尸体。

  刘金学吓得不敢见县领导,灰溜溜地去上班。大约下午4点,他听到街上喊声震天,跑出去一看,河边的人们上街“请愿”了……

  本案的三大疑点

  其一,少女因何而亡?

  法医只是证明少女是溺水死的,并没说孩子是自杀溺水。

  如果按照官方公布的结果——李树芬和刘言超在谈恋爱,那么从任何角度看,西门河大堰桥(溺水处)都不是一个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那里只有废弃的厂房和大片的玉米地,很容易让人产生犯罪的联想。这个城市谈情说爱的年轻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查了10对左右,他们如果非要去西门河,都不会是大堰桥。

  支持少女自杀论者,拿出的证据是,在QQ上,李树芬曾不止一次地跟别人说,我不想读书了。

  但这个结论的问题是,少女不想读书,并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或者是传闻中所说的,她在家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一点在记者的采访中,除了3位现场的当事人(王娇、刘言超、陈光权)持此观点以外,没有人这么说过。

  其二,“叔叔”为何被打?

  6月25日上午,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被公安局叫去了。公安局希望这位教师“重大局,出面负责做家属的工作”。但李秀忠和几名干警发生了冲突,回家的路上,被打事件发生。随后,有人传言“死者的叔叔在讨公道时被打死”。

  至今,此事还在调查中,李秀忠被谁打仍是谜团。

  其三,为何要做“俯卧撑”?

  这是外地人最关心瓮安的一个问题。

  2008年7月1日晚,贵州召开新闻发布会。贵州省公安厅发言人在介绍调查情况时说到,6月28日22:00时许,即在李树芬溺水之前,与其同玩的刘言超曾制止过其跳河行为,见李心情平静下来。刘“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言超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做俯卧撑”一语即开始流行于网络。

  “俯卧撑”的制造者刘言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一、他平时很少做俯卧撑;二、他平时最常见的动作是以一条腿为重心,另一条腿抖动。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第二次尸检时,围观的群众已有五六百人。开始有人谈论,“多是对政府和公安局的不满”。

  经过两次尸检,死者家属接受了李树芬溺水死亡的事实,也基本认同排除他杀及强奸。但他们仍认为存在“过失杀人的可能”,并将这些希望寄托在“被取走的器官”上

  本刊记者/蔡如鹏(发自贵州翁安)

  第一次:对尸表的全面检查

  2008年6月22日——李树芬的遗体打捞上来那天,胡仁强正陪妻子在贵阳看病。中午,他接到单位的电话,“有个女孩淹死了,要做鉴定,你尽快回来”。

  56岁的胡仁强是瓮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科的副主任法医师。除他外,局里的法医还有两人,但一个正在沈阳学习,另一个则在见习期间。

  18点多,胡仁强回到了瓮安。他立刻给刑侦大队城区中队中队长唐仕平打电话,让他通知死者家属准备尸检。前往停放尸体的西门河东岸的警官除胡仁强之外,还有唐仕平、22岁的见习法医魏鑫、技术科科长周芳沁等4人。

  由于怀疑李树芬不是自杀,死者家属租了一个冰棺将尸体冷冻起来,停放在出事现场。家属还从附近的居民点接来电线,还在冰棺上用竹竿和编织布搭起一个简易的棚子。

  当胡仁强一行人到达时,围观者已经聚集在狭窄的河岸边,“大约有六七十人,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女孩的死因”。当时,人们都觉得李树芬自杀的原因“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这太蹊跷。

  在与死者家属简单交待后,胡仁强开始检验。

  检验时,李树芬的父亲李秀华、母亲罗平碧、干爹谢新发3人站冰棺一侧;胡仁强、魏鑫、周芳沁3人站在另一侧。整个过程中,魏鑫负责记录、周芳沁负责照相。

  李树芬被打捞上来时,脸的右侧有一道明显的划痕。由于“不相信她是自己跳下去的”,因此,李秀华怀疑这是“抓扯留下的痕迹”。

  但胡仁强发现,这道1.5厘米长、0.1厘米宽的划痕“比较浅”。他告诉死者家属,如果是手抓的,“宽度应在3毫米以上,并且能看见脱落的表皮”。

  “这很可能是水中漂浮物擦伤造成的。”胡仁强分析;但李秀华不愿认可这种推测,“为什么就一种可能,也可能是抓扯时用刀逼的……”

  由于这道划痕不是致命伤,双方都没有进行深究。

  接下来,在褪去死者衣物后,法医对尸表进行了全面检查,“头部、颈部、胸腹部、腰背部、臀部、双上肢和双下肢均未发现损伤”。胡仁强说,所有的检查都是按照尸检程序进行的,而且当着亲属的面。

  但整个过程,没有检查死者的外阴。

  胡仁强的解释是,当时家属并没有质疑是奸杀,而且“当着直系家属的面,检查那里,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除了脸部的划痕外,其他较明显的尸表特征包括死者右鼻腔里有“(音同军)状泡沫”,左鼻腔有“夹杂着泥浆的血性液溢出”,口唇和双手指甲发绀,“呈青紫色”。

  胡仁强说,这些都是典型的溺水死亡的特征,“据此可认定李树芬系溺水死亡”。

  大约40分钟后,尸检结束。

  在突然失去女儿并等待了整整一天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李秀华觉得心有不甘。但这个长期生活在山里的农民又说不出什么,最后在尸检记录上签了字,按了手印。

  胡仁强等人离开后,家属们越想越想不通。这样“拿着手电随便照了照”的检查,实在让他们无法接受李树芬突然离去的事实。最后,他们决定去县公安局的上级黔南州公安局,申请第二次尸检。

  这让胡仁强很意外,“当时他们并没有提出异议,也签了字”。

  “西门河经常淹死人,此前我至少做过5次类似的尸检。”胡仁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中一次捞上来一名中年妇女,也是溺水死亡。后来调查表明这名妇女患了癌症,同时孩子考上了大学,她担心家里经济条件不能兼顾两头,就跳河了。”

  第二次:死者有无性行为?

  6月25日中午,胡仁强接到周芳沁的电话,说州里来法医了,要做第二次尸检,让他陪同去。

  “既然是重检,我就应该回避。一是不能让新法医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二是更不能让死者家属误会。”于是,他拒绝了周芳沁的要求。

  事实证明,胡仁强的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李树芬的亲属在对第二次尸检提出异议时,曾说“有县公安局的两个人,他们第一次也去了”。这让他们感觉尸检“难以做到公正”。

  周芳沁就是那“两个人”之一。当天,她负责接待黔南州公安局派来的法医王代兴等3人。

  “第一次尸检后,死者家属又提出有奸杀的可能。”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在翁安,当时很多人认可“奸杀的可能”,花季少女、社会青年、偏僻的河边都是这种猜测的最好注脚。

  因此,第二次尸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检查死者死前是否发生过性行为。但这次检查并不顺利。

  王代兴赶到瓮安的25日下午,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在县教育局门口遭到6个陌生人殴打。这让死者家属心头原本就难以散去的疑虑更加浓重。当县里通知“上面的法医到了,你们快过来”时,他们迟迟不肯露面。

  “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家属才基本同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王代兴回忆说。

  这位处于舆论漩涡中的警官今年52岁,具有24年的法医经验。2005年,调到都匀市公安局工作。与他同去瓮安的3人均来自都匀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其余两人是见习法医张雪和负责照相的梁政。

  见到死者家属后,王代兴先把事先打印好的委托书交给他们。这份委托书上,死者家属填写的要求是:

  1.尸表检验;2.解剖检验,其中包括(1)提取胃内容物化验,检查有否毒物如酒精安眠药,(2)肺组织,(3)阴道内的分泌物。

  “当时有死者母亲、两个姨娘、外婆和一个姨父在场。”王代兴回忆,“填写委托书时,他们很多字不会写。”

  棚子里仅有一盏灯,王代兴不得不换上一个自带的灯泡。冰棺被打开了,尸表检验中,法医在死者右上臂外侧发现了两道由下往上的条状皮肤擦伤,一道2.5厘米长、1厘米宽;另一道2厘米长、1厘米宽。“很可能是落水前被桥上的水泥护栏划伤的。”王代兴推测。

  王代兴称,他每检查一处,就会问站在旁边的家属“看清楚了没有?有异议没有?”

  检查完尸表,王代兴在死者胸腹部划了一个很大的T字形切口,开始解剖。这个切口上至第二肋骨,下至下腹部。

  死者肺膨大了,呈暗红色,表面有淡红色的血斑块。在肺里法医发现了水气泡,切开后,有带泥浆的液体留出。同时肿大的还有肝脏。王代兴说,这些都与溺水窒息死亡相吻合。

  为了检查死者死亡前是否中毒,他打开了死者的胃。里面有大约200克未消化完的米饭、白菜和豆腐。

  “有敌敌畏吗?”解剖胃时有家属问。

  “敌敌畏有臭味,谁会喝?”王代兴说。

  王代兴还切下了死者的胃,以及50克肝、100克肺。“胃和肝主要是用于检测是否中毒,而肺是为了看是不是溺水死亡。”他解释说,“如果是溺水,肺会吸进河水,水中的杂质就会沉淀在肺里。”为此,他们在现场取了500毫升河水做比对。

  但由于尸体长时间冷冻僵硬,当晚,没有做下身检查。王代兴让家属切断冰棺的电源,等待解冻。

  这一切结束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

  次日早,王代兴等人再次来到现场。当天正赶上翁安的赶集日,围观的群众已有五六百人。人群中开始有人讲过激的话,“多是对政府和公安局的不满”。

  为了防止意外,王代兴等人在用棉签提取完死者阴道的分泌物后,很快离开。他告诉记者,在检查死者外阴时,“处女膜基本完整”。

  26日回到都匀后,王代兴在实验室对阴道分泌物做了检测。但并未发现精斑,网络上风传的“奸杀”被排除了。

  在采访王代兴的过程中,记者可以明显地感到他身上的压力。他自称在网上看到很多针对自己的议论,“再干几年,我就退休了,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

  他还把记者拉到办公室外的楼道中,指着墙上挂的各种法医鉴定规章制度说,“我们都是严格按照程序来的,整个过程都不止一个法医,家属也在场现场,还做了记录,照了相。”

  经过两次尸检,死者家属接受了溺水死亡的事实,也基本认同排除他杀。但仍认为存在“过失杀人的可能”。他们将这些希望寄托在那些“被取走的器官”上。

  7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李树芬老家玉华乡雷文村采访她家人时,他们抱怨说“器官取走后,至今还没得到结果”。

  死者家属说,当时并不愿意“让他们拿走那些东西”。“我们不懂,(他们)这样要点,那样要点,还把内裤里边中间那些割去了。他们还说如果自己拿去检查,要花两万元钱,我们没钱,只好让他们拿走了”。据贵州媒体报道,2005年,个人申请法医尸检是收费的,仅检测精斑一项就要花费500~1000元。

  但王代兴和周芳沁都否认,尸检时提过钱。

  “他们既然委托我们做检查,现场没有检查条件,肯定要拿回来。”据王代兴介绍,提取的器官,他已全部交给贵州省公安厅。

  第三次:家门口的告别

  此后,有关李树芬死亡原因的各种猜疑在瓮安县越传越多。这使得李树芬的家属更加确信“孩子的死另有其因”,并一直拒绝安葬遗体。最终,导致了震惊全国的“6·28”事件。

  7月1日,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经过当地政府向死者家属耐心细致地解释,死者家属同意安葬死者,但要求安葬前再做一次尸体检验。

  当晚,在西门河岸边停放了十天的李树芬的遗体,由政府连夜护送“回家”。

  据当地媒体报道,7月2日上午,由贵州省著名法医组成的专家组,对李树芬的遗体进行第三次解剖检验。

  在两个多小时内,法医专家对遗体体表、胸腔、头颅、阴部等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验,并提取了部分内脏组织进行生化和理化检验。

  李秀华、姨妈罗兴菊及61岁的村民代表李成华等见证了解剖检验的全过程,并在检验笔录上签名。

  专家组成员之一、贵阳医学院法医教研室主任王杰副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专家组中高级别法医有三人,除他之外,还有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副主任医师杨永刚和贵州省公安厅主任法医师屈剑平。

  7月6日,王杰向记者透露,提取的器官正在进行检验,“周末也没停,进度比正常案件快得多”。第3次尸检结果将于7月8日下午或7月9日上午向社会公布。

  李秀华曾对记者说,他之所以这样三番五次地要做尸检,“不是为了钱,只想给女儿讨个公道,大家都说是冤枉的。”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这场意想不到的群体性事件,让瓮安县政府面对空前的信任危机。一系列应急反应中,放开媒体报道以及组织专人网上辟谣,被认为是化解此次危机的关键

  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贵州瓮安)

  像一只不断膨胀最终炸裂的汽球,这场群体性事件在2008年6月28日下午爆发了。

  警戒线没能隔离开群情激昂的人群

  15点,约30多人从大堰桥出发,前往瓮安县县政府请愿。走在前面的是两名约十三四岁的男孩,“为人民群众伸冤”的白色横幅被他们高高扯起。

  目击这一过程的瓮安居民杨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游行队伍经环市东路前往县政府,中间不断有人加入。大约15:30——队伍抵达瓮安县政府办公大楼时,已有两三百人的规模。

  请愿者在县政府门口停留了大约半小时,但无人接待。16时许,队伍涌向距县政府100米左右的公安局。

  此时,瓮安电信局会议室,县委书记王勤,分管信访、公安工作的副县长肖松正在参加“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电视电话会议。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电视讲话刚到1/3的时候,我接到雍阳镇派出所所长的电话,紧接着玉华乡政法委书记也打来电话,称李树芬的家属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文峰大道游行。”7月5日,肖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跟县委书记王勤汇报后,我就带着县文明办副主任黄亚华、县公安局副局长赵守菊等人往公安局赶。”

  路上,肖松看到不断有人往县政府方向聚集。曾处理过多起群体性上访事件的他隐隐感到不安。李树芬一事已调解多次,为何突然有这么多人上访?果然,半小时后,上访演变成一起震惊中外的打砸政府办公区的恶性事件。作为此次事件中唯一公开露面的县级领导,肖松同时被推上风口浪尖。

  16:10,肖松一行人来到了公安局门口。

  “有什么事情可以按照信访条例办,大家推荐5名代表来对话。”肖松说。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新《信访条例》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

  “我刚说完,马上就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冲到面前,拿一个矿泉水瓶指着我的脸,骂"对你妈的屁"!”肖松说。听口音,这个青年不是县城人。

  旁边的县文明办副主任黄亚华喝道,“不许说脏话,这是肖副县长!”人群中马上有人骂:“卵县长!”

  突如其来的一幕,令在现场的官员们一时语塞。

  “包括黄亚华的干部都开始被骂,我们就进了大厅。”肖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几分钟后,30多余警察在大厅外拉起了警戒线。

  然而黄白相间的绳子,没能隔离开群情激昂的人群。16:30左右,站在最前面的少年开始往警戒线里冲。警察们试图用警棍推走他们,但此时,后面的人群已经挤成一堵难以移动的墙壁。有少年在前后夹击中受伤,于是请愿者上前跟警察理论,一些人乘机用砖头等往警察队伍里扔。

  16:50,30多名警察组成的人墙被人群冲开了。一些人冲进办公楼,在一楼大厅打砸,并用花钵、砖头砸向警察。

  这一切,被摄影爱好者王诚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镜头里还包括一波波往里面冲的人群。十几台停在公安局门口的警车都被砸坏、掀翻,有人开始点火烧车。站在大厅里的肖松一边打电话给书记王勤,一边命令警察退向二楼。

  “冲进大厅的人越来越多,我只好让警察们戴上头盔,用盾牌边挡边往楼上退。”肖松说。撤到二楼的时候,他向州政法委书记打了第一个电话。

  “三楼有枪械库,要拼死守住!”

  此时,一辆警车及一辆民用车被抬进公安局一楼大厅,有人点燃了它们。还有人将一楼户籍大厅的门砸开,大量户籍资料被付之一炬。

  被迫撤到三楼的肖松只能向消防队求救。但闻讯赶来的消防人员也被人群挡在了百米之外。甚至有人开始登上消防车打砸,据瓮安县消防大队关于“6·28”事件的处置报告中称,被打的消防官兵有13人,包括指导员尤永忠。

  事态迅速恶化让肖松始料未及,他下令警察用摄像机拍下打砸人员“锁定证据”。

  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长罗邦平和两位负责摄像的人站在二楼走道口,用盾牌挡住机器。或许是摄像头刺激了那些疯狂的人,越来越多的砖头、空酒瓶砸向警察。最终,他们只好继续往三楼撤。

  “除了死死守住三楼楼梯口,别的什么也干不了。”罗邦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接到了肖松的命令:三楼有枪械库,要拼死守住!

  十几名警察手持盾牌,在二楼到三楼之间筑起人墙,终于挡住了打砸者的脚步。

  但“失守”的一楼、二楼内,几十个房间全部被砸,收缴的大量管制刀具被夺走,成为制造骚乱者的武器。

  “我害怕县政府大楼也被烧,赶紧打电话给县政府办主任,让他赶紧通知其他部门的干部来保护政府大楼,同时劝围观人员离去。”肖松说。

  但干部们的劝说收效果甚微。夜幕渐沉,有人开始冲到县政府里打砸,甚至抱来成捆的烟花礼炮,对着公安局大楼的楼顶“轰”。礼炮一个个在楼顶上炸开,站在马路边的摄影爱好者王诚用摄像机拍下了这一切,镜头中,隐隐可以看到警察和当地官员困在楼顶无处可退。

  三层高的县委大楼被点着了

  继公安局、政府大楼之后,官员们开始死保瓮安县委大楼。

  “但能抢回来的,只有一些公章和重要密码本。”县委办主任饶太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饶太明回忆,事件发生时,他正在离公安局500米左右的县医院打点滴。听说有人在砸公安局,便拔了针头往外跑。

  回到位于县委3楼的办公室,饶太明打电话通知办公室的人集合——包括秘书科、信息科、督察科、行政科等部门的人都被喊了回来,大约有十四五个。饶太明把它们分成两组,一组赶往设在电信局的应急指挥部,另一组则守在办公室。

  16:50听说有人开始砸公安局,饶太明拔通了州委办公室电话。“四川地震后,大家都有一个应急意识,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就是上报。”饶太明说,他负责对口上报的是州党委办公室。

  打完电话,饶太明开始组织留守人员把院子的大铁门锁上,同时派人在一楼把风。前面政府大楼的打砸声一阵阵传来。“这次事闹大了”,但他同样也不知道怎么办。

  大约21点,守在三楼办公室的饶太明从窗口看到一群手持砍刀、铁棍的年轻人开始砸铁门。饶太明一边整理密码本、密码机和一些机要文件,一边告诉留守人员,“大铁门一旦被冲破,大家就赶紧撤。”

  十分钟后,那群年轻人砸开了大门,手持砍刀开始往楼上冲。饶太明把公章藏在怀里,开始往楼下撤。起初,他想把公章埋在院子里一棵树下,但用手刨了几下没刨动,只好揣着公章悄悄地逃出大院。他的身后,三层高的县委大楼被点着了。

  “直至6月29日凌晨,事件才渐渐平息。”肖松说。凌晨1:30,他接到县应急指挥部的通知,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率增援武警、防暴警察抵达现场。一直被堵在外面的黔南州武警也开始进驻。

  凌晨3时,随着近万名围观者散去,肖松和45名被困警察才下了楼。

  据瓮安县“6·28”事件处理小组事后统计,除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被毁外,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

  漫天传言如何平息

  但官员们马上陷入了另外一种焦虑——事件发生后不到1小时,便有人把现场的视频、照片传到网上。6月28日晚,大量小道消息在论坛、博客里传播,不仅传言当地警方办冤案,还称死者一位叔叔已被警方“打死”。

  “互联网让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信息的发布者,而且可以不经过审查。”一位传媒研究者称,“一方面,这可以让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同时,由于鱼龙混杂,你无法分辨它的真假。而对那些年轻的网民来说,情绪非常容易被煽动。”

  于是,这些传言引来了无数愤怒的跟帖。在中国最大的虚拟社区“天涯”,在著名的人民网“强国论坛”,有关此时的帖子都被狂顶。

  但一些反驳传言的帖子也开始出现了。这些帖子大部分出自瓮安“6·28”事件应急指挥部的“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组长为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晓云。6月29日,事件应急指挥部成立,下设8个工作组,其中包括事件调查组、劝说疏导组等,而宣传组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人员上网跟帖,“以贵州的媒体影响全国的舆论”。

  “当时政府网站所在地已被烧了,工作人员只好搬到县广电局的二楼。从全县部分机关、学校选调来的十几名熟悉网络的人每天负责收集信息,并对失实信息跟贴澄清。”“6·28”事件应急指挥部一位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除瓮安县外,黔南州每个县、市宣传部也都组织了5名网评员,每天根据新华社消息和公开发表的材料,以灵活多变的形式跟帖引导网络舆论。”

  6月29日一早,新华网发布《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消息,这与以往类似事件发生数日后才予以披露的做法形成了对比。随之而来的,是贵州省及黔南州等本地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

  政府针对性地辟谣在事件后第4天展开。7月1日19:40,贵州省政府新闻办、省公安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贵阳举行了“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表示,有证据表明当事女孩死于溺水,并非被奸杀。黔南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罗毅也做出澄清:“县委书记王勤不是瓮安本地人,夫妇二人在瓮安没有任何亲戚关系。”此前,有传言说“奸杀少女的人,与当地县委书记有亲戚关系”。

  此次发布会上,瓮安县副县长肖松首次向媒体披露自己当天被困公安局时的细节。针对公安局曾多次硬抢尸体、破坏现场的传言,分管公安已两年的肖松说,自他分管此项工作,从未发生过公安机关硬抢尸体破坏现场的情况。

  一位舆情研究者认为,及时准确地公布真相,是政府成功处置“6·28”事件成功的原因。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以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高层的批示,对舆情公开起到了关键作用。

  整治官场

  一场整治官场的风暴也开始刮起。

  7月3日,瓮安县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原局长申贵荣双双被免职。次日,在瓮安县干部大会上,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宣布免去党政一切职务。

  同样在7月3日,贵州省委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召开。在这次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主持的会议上,要求进一步稳定民众情绪;坚决依法追究违法犯罪人员。同时还要求纪检监察部门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查究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此前跟瓮安居民谈话时,石宗源更直接批评当地官员。这位曾有7年省宣传部长、5年新闻出版署长从政经历的官员直言不讳:“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全程参与“6·28”事件处置工作的副县长肖松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及黔南州的纪检部门便已开始介入调查。6月29日,原县委书记王勤向州委递交了书面检查;第二天,又开始组织县委领导班子“自查”。

  已退休的瓮安县人大副主任莫开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打砸事件让瓮安县政府面对空前的信任危机,如何处理好这一危机,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

  莫开祥认为,“迅速处理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可以稳定民心,同时也有利于各个系统进行反思、自查。”

  69岁的退休县长徐银芳在当地以敢于直言著称。7月6日,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感慨地说,如果这些干部能听他一些劝说,事情断不会如此恶化。6月26、27三天,他曾分别打电话给县委书记和县长,但两人均没有重视此事。

  (文中杨青、王诚为化名。王婧对本文亦有贡献)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遭免职的公安局长申贵荣在瓮安的6年里,正是当地各种矛盾冲突最为密集爆发的六年。这些乱像究竟是谁造成的?

  本刊特约撰稿 钱真(发自贵州瓮安)

  申贵荣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特意喝了酒。他比谁都清楚,这对于一个膀胱癌中晚期患者意味着什么。

  “我并非想为自己开脱。”他说,“这些年,我工作的失误,我从不逃避;但不是我们的问题,我要替公安澄清。”

  几乎不待提问,他的答案就已娓娓道来。这差不多是一份他在瓮安任职6年来的工作总结。

  申贵荣2002年7月份从贵定(贵州的一个县级市)调到这里,刚来时赞誉声不绝于耳。那时候,他是贵州公安界的标兵。1983年全国严打的时候,他在贵定法办了14人。

  当接到坐镇瓮安的调令后,他或许还以为按着严打的路子,自己肯定可以把这里的社会治安搞好。但6年后,黯然离去的却是他。

  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为什么对公安充满仇恨?

  申贵荣:群众看公安,主要是看破案效率。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年我们有50%以上的案件没有侦破。大案、命案一般都侦破了,但今年有一起命案没有破,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安。

  另外,在去年9到10月,瓮安县城就连续发生了四起爆炸案,让人们恐慌不已。爆炸都是发生在城里,三起是把炸药包放在楼梯间引爆,一起放在小路上引爆,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以看出疑犯是想造成社会影响,不想伤人。

  我们分析原因主要是对政府部门和公安不满,对社会不满,想要发泄仇恨和气愤。因为没有侦破这起连续爆炸案,民众对公安的埋怨很多,大家觉得社会不稳定,觉得公安人员都没出息。公安的威信自此扫地,这是我们的责任。

  但作为公安,这两年我们的非警务活动比较多,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比如,遇到群体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

  我计算过,这几年,针对群体事件,我们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比如2004年,为移民纠纷,我们一年里就出动了好多次。最后造成移民包围了龙潭乡政府。我还记得那是2004年12月16日,那天差不多有五六十人去砸乡政府。

  起初,是副县长带着一帮干部去做群众工作。移民们不理解,不让官员走,扣下了。我们公安赶去营救,怕矛盾闹大,没敢进去。后来,县长、县委副书记都下去,全被扣下了,不救不行。

  解救时,警察和移民发生了冲突,最终伤到了几个移民。我们刚出来,就听说移民组织了上百人,把乡政府给砸了。

  2007年10月以后,县里把移民安置到城里,他们开始建房子。一些移民和开发商私下达成协议,开发商帮助们建房子,不要钱,建好后的房子双方分。

  这个事情,县里的某些部门可能早就知道,他们不管。当有些房子建到五六楼了,这时候才说他们违规,要强制拆除,城里一共涉及两百多户,又让我们去,搞得我们在库区移民中,抬不起头。

  我曾经和县里的一位书记一同反对,觉得不能再这样伤害移民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公安的权威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申贵荣:我们的权威早就没有了。我们机关经常被冲击,比如,去年4月,玉华乡村民和矿产开发商发生矛盾,我们去调查,最后以扰乱社会罪,抓了几个村民。这下子,玉华乡的村民不干了,一下子纠集了好多人来冲击我们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我当时正因膀胱癌在医院开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悲观,做了这么多年警察,出现这种事,真是公安的耻辱。

  中国新闻周刊:6年来,你对瓮安的治安什么印象?

  申贵荣:瓮安的治安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吸毒的比较多,登记在册的就有530多人。实际数字肯定更大。另一方面,这里艾滋病患者也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差不多有100多人。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各方的社会矛盾都在这两年集中地出现了?

  申贵荣:随着瓮安经济的发展,这两年建水库,安置移民,工作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才逐渐平息下去。而其后的持续一年多,移民们在闹。

  另一个是磷矿,瓮安的经济建设主要靠它,这两年矿业发展越来越大,老百姓冲突就越来越多。

  瓮安还有煤,这两年煤价疯涨,矿主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日益脆弱。双方利益出现冲突,政府就让公安介入。

  中国新闻周刊:当地人都说这里公安打黑手段偏软,比如玉山帮,在这里生存了近20年了,你怎么看?

  申贵荣:瓮安黑社会比较严重,没有将黑社会打压下去,这是我的责任。2005年初,我们就意识到带黑社会性质团伙在这里比较严重。

  于是,我们在全州第一家成立打黑除恶办公室,局里调来一批尖子组织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起先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是打掉了一些团伙,但到后来,遇到玉山帮这个团伙,我们明显感觉力不从心了。

  我们认为是领导的问题,于是换了好几个。到最后换了一个搞禁毒的领导,总算才摸清楚这个帮派的组成。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打黑不力的原因是什么?

  申贵荣:我和政委曾分析,我们觉得是当地人办当地案件,打不开情面。

  因为本地公安认识黑帮的人,尤其是黑帮的老大。我们虽然没有查清楚到底哪个人被腐蚀,但可以肯定地说,公安内部的人和黑帮之间,是有纠结的。

  有一次,我们组织刑警队的人去抓赌,把人组织好了,由于赌博在乡下,从城里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结果,我们才出动了10分钟,线人就打电话过来说,赌徒已全部跑了。

  中国新闻周刊:2002年你来这里的时候什么样?

  申贵荣: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组织上当时让我来这里时对我说,那个地方很复杂,你个老同志过去,去压压阵。没想到最终这个结果。
(责任编辑:张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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