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瓮安事件背后
基层治理软弱，公权使用不当，导致当地群众不信任、不支持政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赵鹏周芙蓉刘文国
“当看见县政府大楼烧起来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可现场围观的不少群众却在大声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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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71岁的老干部、前瓮安县长徐银芳这样说。“群众心里有股怨气，憋久了就要出事啊！”另一位老干部王儒德对本刊记者说。
连日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接触到的瓮安县干部群众都在反思：为什么女中学生李树芬之死，会引发万人聚集和打、砸、烧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办公楼这一罕见的群体性事件呢？
“群众不向政府讲真话了”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瓮安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当地政府反应迟钝，处置失机。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群众不和政府讲真话了”。
由于对李树芬的死因存在疑问，从6月22日凌晨李树芬被其叔李秀忠等人打捞上岸后，李家就将遗体一直停放在事发地点。受访的多位干部群众指出，有两个时段是避免“6·28”事件发生和扩大的关键时段，都一一错过。
第一个时间段，6月22日到6月28日事件爆发前。在长达7天时间里，尽管县公安局和县有关部门对李树芬家属做了一些工作，但终究没有达到让家属安葬死者、防止事态扩大的目的。
“这一周，应该是政府预防6·28事件发生的有利时段。”徐银芳对本刊记者说。从李家停尸河边的那天算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去看，传言满天飞。由于政府或公安部门都没有就群众的议论和疑问给出明确的说法，也没有通过其他传播手段给予澄清，导致失真的传言一传十、十传百。
“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相信了，义愤了，几次出现要闹事的迹象，但都没有引起警觉。这样，就丧失了引导舆论、防止事态扩大和稳定人心的主动权。”徐银芳说。
第二个时段，6月28日16时到20时，大批群众聚集上访的4个小时中，无论是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负责人，还是黔南州委、州政府的负责人，均没有人出现在现场群众面前。
受访的多位现场目击者，不约而同地都说出同样一句话：“如果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哪位主要领导出面接待上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当时的局面就不会失控，大规模的冲突也不会发生。”
这天是星期六，当时县、州领导干啥去了？本刊记者了解到，28日22时20分，黔南州委负责人到达瓮安。由于现场人太多，汽车开不进去，只能焦急地围着现场转了又转，一直等候正从贵阳赶来的贵州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崔亚东。
而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当时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通知县直部门负责人和乡镇干部职工800人赶往现场维持秩序，调集消防车辆前往灭火，指派副县长郑毅前去现场指挥，后又通知各干部职工挤进现场，最后自己转移到县武装部大院内坐镇指挥。
值得深思的是，“6·28”事件当天有包括学生在内的数百人要游行时，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事先都没有掌握任何信息。当地公安局曾找了一位“线人”，要他随时报告李家的动向，但对方没有报告。王勤在事后总结教训时说，由于“线人”失去了作用，思想准备不足，没有应急预案，以至于事件发生时束手无策。
但这种说法不被当地干部群众认同。
县政协委员、县人民医院护师王德清说：“如果说‘线人’不起作用，为什么其他群众也不向县委报告？如果群众都不跟你政府讲真话了，人民政府就危险了。”
“信息不灵，反应迟钝的背后，是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徐银芳坦言。
瓮安不安人心难安
“瓮安不安”，这是本刊记者采访多位瓮安老百姓时，他们普遍说到的一句话。
瓮安乱，全省有名。据了解，自2007年以来，瓮安县已发生多起中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没有一起破案。2007年12月，草桥中学女生付朝鲜就在距家不足200米的地方被奸杀，凶手至今逍遥法外，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永河镇村民张延洪说，他9岁的侄子张小云2006年5月被人贩子拐走后，至今没有下落。他到公安局反映案情，与公安发生争执，还被公安打了一顿。
一出租车司机驾驶员说，同行徐其安因琐事被当地黑社会组织“玉山帮”成员殴打，县公安局一直不作处理。全县出租车司机声称全体罢运，到县政府堵路，公安局才让对方赔了3000元医药费。
2007年9月12日至26日，在瓮安县城的金龙花园、花竹园小区、北门水井小区和广场酒楼接连发生4起爆炸案，至今没有一起告破。而这4个地方或是县政府干部居住较为集中的小区，或是公务员出入较为频繁的场所。
一盲人按摩店店主吕小丽夫妇对本刊记者说：“城里这么多娃娃被杀，一个坏人都没有抓到，让老百姓啷个相信他们嘛？”一位中年妇女哭着对记者说：“老百姓为李树芬讨说法，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娃娃呀！”
在瓮安县治安混乱的背后，是黑恶势力的猖獗。据群众反映，瓮安县有“玉山帮”、“青龙帮”、“斧头帮”、“菜刀帮”等大大小小十多个黑帮组织。黑帮为患的背后，是因为公安办案不力，甚至有公安队伍中的败类为其撑腰。
由于治安不好，破案率低，当地群众与公安势同水火。本刊记者连日来在瓮安县城采访时，明显感觉到这种对立情绪。7月3日晚21时，记者在纺织品公司宿舍里看到，由二三十个群众自愿组成的服务队，正在为前来维护秩序的武警官兵煮水饺宵夜。“他们来了像青天一样，平时社会治安太不好了，抢人的多，晚上七八点钟就有人被抢，晚上我们都不敢出门。他们来这几天我们感到最安全。”纺织品公司下岗职工聂勋贵对记者说。
正在吃水饺的一武警官兵对记者说：“当地群众非常热情，非常善良，白天给我们送矿泉水，晚上给我们做宵夜，把我们当一家人了。但群众对当地公安人员却不是这样，我们把他们送来的矿泉水送给同样站岗的当地公安时，他们甚至指责我们，并明确表示不愿意把自己掏钱买来的水送给当地公安。”
抓了经济丢了民意
瓮安县内矿产资源丰富，近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却和群众利益不同步。多位受访干部指出，经济发展上去了，民意支持下去了，是瓮安事件发生的大背景。
近日，瓮安群众仍不断到政府上访。本刊记者现场采访了其中几位积案上访群众。
已经搬到县里居住的木引槽乡移民赵兴江对记者说：“2005年12月就搬迁到县城，当时县政府给每人的补助标准是1.88万元，全家3口人，至今没有全部得到补助款。花了近4万元买地皮，2万多元买了田。挣了一年的钱，2007年才有钱打房子地基，刚打好地基，政府却不准修房。你说气人不气人？现在一家人租房住，年租金1300元。负担不了啊。”
玉山镇大坪村大坪坡村民组罗国学对记者说：“我们惟一的水源大坪坡水井被挖矿的挖断了，只有吃沟边的水，吃了两年多。我们已经查明地下采掘情况，不仅房子地下多处被掏空，房子开裂，而且14口矿井都在向13户居住地掘进，有的甚至已经穿越了13户居住地区。我们打报告要求搬迁安置，从村委一直到县有关部门，至今没有答复。找了矿上，也同样不答理。”
瓮安县柴姨妈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柴冬梅说，当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者发生冲突时，如果政府不作为，富人就会花钱找社会上的“凶人、恶人”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从而为黑恶势力提供了成长的条件和空间。
权力异化基础不牢
木引槽乡大坝村村民陆龙松带着相关材料7月9日再次来到县政府，要求政府严惩当地村干部。陆龙松对本刊记者说：“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勾结地方恶势力，贪污受贿，无恶不作，群众无不愤恨！”原大坝村村主任胡永华对记者说：“这个人处理事情不公平，而且村里账目只他一人掌握，我不清楚，一般老百姓更不清楚。”
记者在当地了解到，反映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无力、公权异化，导致群众怨恨的上访为数不少。跟着进城上访的村民们，本刊记者到玉山镇大坪村作了一次探访。
玉山镇大坪村村民罗国雄说：“村委会不敢站出来为我们理直气壮地撑腰、说话，靠不住。”大坪村村民因土地占用费等问题，多次与矿山发生纠纷，2005年、2006年分别与当地矿山发生冲突。矿山叫来20多个社会上的人殴打村民。村民堵矿以示抗议，村、乡、县政府均协调未果，最后竟是矿山叫来社会上的中间人作为调停人，才算了结。
村民罗国华说：“县里派来调解的都是公安部门的人，威胁我们不要再闹事。说再闹就把我们抓起来。我们是在闹事吗？对矿山找黑社会的人来打我们为什么不闻不问？我们是在为自己讨一点公道啊！”
大坪村支书记张显书说，在这个村范围内，有20多个矿井，但老百姓在矿上工作的最多时也仅仅十来个人。在协调矿井与群众矛盾时，难度特别大，群众要求高，企业又不愿多拿钱，协调不下来的，只好交给上一级政府。
记者在村里看到，受矿山开采影响，村民的房屋，木房倾斜，砖瓦房不同程度开裂。虽然矿山没有生产，已停产三个多月，但惟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却被装矿的车压得坑洼不平，17公里长的路坐车就要走近一小时。
“不要说村民靠着农业致不了富，就算村里有点什么好东西，这样的道路，拉出去也是成本翻倍，农民增收难啊。”村支书张显书无奈地对记者说。
反思“6·28”事件，本刊记者在瓮安听到比较集中的呼声是：对历史积案需要一个一个地排查清理，一个一个地解决；干部要扑下身子，沉到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和所愿，重归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本来位置。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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