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 是长期矛盾积累所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志杰/贵州瓮安报道

　　“6·28事件”之前的瓮安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6·28事件”后公开表示，要到群众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到矛盾突出的地方去，变上访为下访……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群众，从而使群众的不满情绪积淀并不断激化

　　贵州瓮安“6·28事件”震惊中外。

　　6月28日、29日，当地群众聚集在县委县政府大楼、公安局大楼附近，烧毁县委大楼，烧毁县政府104间办公室、公安局大楼47间办公室和四个门面，烧毁54辆车，其中包括22辆警车。

　　聚集人数一度达到两万人。在贵州省强力措施之下，瓮安恢复正常秩序。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对此分析说：这次事件，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调查发现，在此之前，瓮安群体性冲突不断，每爆发一次，政府威信就减少一分，沸腾的民怨，早已将瓮安县政府推到火山口上。

　　江界河的移民冲突

　　瓮安县城往遵义方向50公里处，是瓮安县龙塘乡江界河村。

　　某种程度上，江界河村比瓮安县更有名。当年，红军正是在这里强渡乌江，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大门，并举行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作为一个历史节点，贵州省政府在这里设立了“红军强渡乌江江界河战斗纪念碑”。

　　然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看到，这里的村民住的都是临时搭建的茅草棚，满山遍野。这一切，都是因为水电站的建设。

　　2003年，贵州省决定在江界河下游修建构皮滩水电站，这是国家“十五”期间开工建设的大型水电工程项目及贵州西电东送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乌江流域水电开发规划中最大的水电站。

　　大坝蓄水后乌江水位将上涨130多米，乌江天险变成高峡平湖，江界河村也将被淹没。

　　听说有记者到来，住在草棚里的村民选出20位代表与本刊记者座谈。他们介绍说，移民工作开始后，当地干部宣布：每人补偿1.8万元。当地干部没有详细回答这个数的计算标准和依据，更没有向村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邻县的补偿就更高？同样是在本地，乌江水文站的房子每平方米补偿500元，而江界河村村民的房子只给补偿232元，此外，水文站每棵桔子树补偿1000元，而江界河则只有100元。

　　江界河村的气温比瓮安其他地方更高一些，更适合橘子生长，种橘子是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村民们说，他们发现，当地政府对江界河村人口统计为2000人以上，而该村实际只有960人，这被理解为地方干部向上级虚报人数，将本来应该属于江界河村民的钱分走了。

　　在一次会议中，当地村民意外地“捡”到了一份《乌江构皮滩水电站库区移民安置实施规划编制工作细则》，这份由“贵州省大中型水电工程移民开发领导小组”制定的文件里面说，移民搬迁应“以村组为单位，尽量就近安置”。

　　这一精神符合村民们的诉求，村民们就是想后撤到水线以上，仍然留在岸边。村民们明白，将来这里是修码头的最好地段，他们将来仍然能靠水而生。

　　而当地干部要求村民签署文件说：在得到补偿后，将水库线上线下所有土地全部交清，然后各自去外地寻找地方住。在村民们看来，地方干部显然是想把他们全部赶走，收土地后又搞开发赚钱。

　　2004年12月15日，时任瓮安县长、后升任瓮安县委书记的王勤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等多家单位的领导来到江界河村考察。

　　村民们向县领导询问补偿标准详情，遭到回绝。

　　至少8位村民说他们清晰记得现场原话：王勤当时口气坚定，“补偿就是这么多”。而另一位副县长则宣称：“告到玉皇大帝那里也只有一万八，你们这些人，不知好歹！”

　　村民们因此被激怒，他们坚持要求：领导们必须将上级政策讲明白后才能走。两台政府的车辆因此被扣留。其时，村里聚集的移民超过1000名。

　　第二天晚上七时许，400名左右警察抵达江界河“解救人质”，并与村民发生了流血冲突。村民们统计说，该村共有34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妇女和六名儿童，其他外地来围观的移民也有伤者。

　　此后，五六十名村民围攻了龙潭乡政府。而政府方面也表示出强硬的态度，村民们说，当时乡里的卫生院拒绝接收在冲突中受伤的村民，村卫生室也接到类似通知。村民们只好渡过乌江，到遵义医治，或者用一些土方自行治疗。

　　因“6·28事件”被免职的瓮安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坦陈，仅2004年，警方为移民纠纷，“一年里就出动了好多次”。江界河这一次是其中的典型。

　　到底上面拨了多少款下来

　　地方干部和移民的关系由此剑拔弩张，地方干部甚至无法与村民进行直接沟通，只能通过从江界河村到外地工作的人来了解村民的想法。村民犹飞（化名）等人甚至看到，2005年6月27日，乡政府购买了大量棍棒、钢管放在顶楼。这被村民们理解为用来与江界河村民打架用的。

　　一些试图进入江界河的外地人，尤其是记者，很快就会受到特殊“关照”。2005年，山西某报社重走长征路的记者经过这里时被发现了身份，随后“与乡政府发生了不愉快”。

　　2007年4月6日，政府雇请的挖掘机进村开始强制拆迁。当时的照片资料显示，房子被挖掘机推倒后，拆迁者还将木料烧掉，以防止村民重新盖房子。稻田、玉米被铲除，灌溉沟渠和饮用水井被挖掉或者填掉。

　　许多村民无法坚持，搬迁离开。有54户人坚持留下来，他们在将来蓄水后的水位线以上，搭建了许多草棚，错错落落地分散在“红军强渡乌江江界河战斗纪念碑”附近。

　　“办身份证、学生考学办证、办低保，只要听说是江界河的，就不给办，除非搬迁。”村民们说。

　　这里没有水、电，留下来的村民们吃水要从100多米深的河谷挑水，给手机充电要到村外。

　　2008年4月，瓮安县对已搬迁移民支付了第二批补偿，给每个人新增了1.2万元。这次支付打破了原来宣传是定死了的论调：“只有1.8万元，不会再多了。”

　　新增加的补偿也让移民们有了更多的质疑，“到底上面拨了多少款下来？”

　　已经搬迁的移民也有一肚子苦水。

　　移民王可（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愿意接收他盖房的村委会和镇政府都盖了章，按照规定，还必须移民局盖章，他跑了一个多月，硬是没有得到这个盖章，房子因此无法动工。

　　另一个移民江岸（化名）的儿子2002年考上了西安一所重点大学，但是2006年毕业后没有找到一个正式可以落户的工作单位，于是只好将户口从学校迁回了老家，然而，移民局不承认这个土生土长的大学生是库区本地人，拒绝将他列入移民名单。

　　瓮安县城文峰加油站附近的50多户移民则苦于水电问题，他们自2006年在这里买地建好房子之后一直无法通水通电，原因是移民局认为他们的房子修了七层，超过楼层限制。但诡异的是，一些同样是修了七层房子的移民却可以通水通电，移民们认为这是“要我们去走关系”。

　　一位王姓老奶奶抱着一个两岁半的孙子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哭诉说：同是一个村，别的小孩也是两岁半就可以得到补偿，而她的小孩就不能算。她不断跑移民局，一直没有结果。后来，一个负责办事的干部说：如果你愿意少领3000元，你这个事情我就帮你办下来，如果不愿意，就放在这里吧。

　　“3000块对我们来说好难挣的，我舍不得啊。” 老奶奶哭着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7月3日召开的贵州省委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表示，“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认真吸取教训”，“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时时、处处、事事以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为重。”

　　石宗源要求贵州全省以深入开展“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为契机，“到群众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到矛盾突出的地方去，变上访为下访……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群众，从而使群众的不满情绪积淀并不断激化。”

　　田坝事件：预演“6·28”

　　面前的玉米地塌陷，露出一个20米深的洞来，地下的坑道从两边黑乎乎地延伸开去。

　　7月8日，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玉华乡岩根河村田坝组老虎洞发现这个情况时，旁边的当地村民也吃了一惊，“我们20分钟前还来这里，当时还没有塌。”

　　“快走！快走！”村民们急忙说，说不定我们站的地方也马上要塌了。

　　这样的提醒并非危言耸听，就在这个洞10米之外，一个名叫谢关伦的60岁村民，就曾经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遇崩塌，摔到20多米深的洞里。这个洞如今已经被矿渣填满了。

　　1998年，瓮安县磷化公司开始在岩根河村地底下开采磷矿。到2003年，这个村组的水位迅速下降，村里的稻田无法灌溉，许多稻田种了苞谷，岩根河村田坝组共有村民280人，有稻田285亩，在山势陡峻的翁安山区，这些稻田稀有而珍贵。同时，饮用的泉水也枯竭，或者变成浓浓的灰白色。

　　村民们开始向乡政府诉苦，曾摔进塌陷洞的谢关伦是积极者之一。但是一直没有进展。

　　2006年7月，在田坝组完成钻探任务的115地质队准备撤走设备时，被村民阻止，地质队只好支付该村三万元，作为水位下降的损失。这成为该村维权的第一次胜利。

　　2007年1月，瓮安县又引进了一家新的公司---贵州爱思开老虎洞磷矿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爱思开）在这里开工。村民们反映说：新开矿占用田地堆积废料，损毁村民自修的道路，不少房屋出现裂缝危及安全，尤其是将使最后的一点水也消失掉了。因此，村民们坚持认为爱思开应当对村民进行补偿。

　　田坝组选出七名村民代表，每户集资100元，正式启动上访之旅。

　　现场录像显示，2007年3月7日、3月12日、3月13日，村民们三次要求瓮安磷化公司二、九号矿井和爱思开停工，并将变压器关掉。提出要先把田坝村民的人畜饮水、农田灌溉等问题解决好之后才能施工生产。但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同时，村民代表前往贵阳上访。

　　从本刊记者找到的一份磷化公司和爱思开共同写给县政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村民们最主要的条件是每生产一吨磷矿，必须向村民组缴纳5元~10元。而当时的贵州商报报道这一项目时说：该项目投产后，产值将达2亿元。

　　3月15日，瓮安县政府派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工作组进入该村。按照瓮安县法院的说法，村民则在道路上烧火，“使得工作组和乡政府五台车被变相扣留”。

　　4月29日，县政府通过村支书通知田坝组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于是，谢关伦等七名原选定的村民代表，以及两名村民当天上午9点赶到县政府大楼，在做了信访登记后进入了政府会议室。

　　“现场气氛一开始就不对劲，两边靠墙站满了警察。”当时在会场的一名知情者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与代表们对话的一名公安局负责人突然宣布：“今天来的，有七个代表已经构成犯罪，立即押送刑侦队审问！”

　　一同前往的两名村民试图争辩，也被控制。

　　九个人的手机都被搜走。中午时分，家属们预感出事，于是20多人先赶到县政府隔壁的公安局大楼，要求见人。

　　随后，田坝组近100名村民陆续赶到。目击者称，这期间，一警察与一名妇女发生了冲突，随后，双方开始撕扯，“村民们打进公安局，又被打了出来，三进三出。”

　　当时，县城很多人都得知了这一消息，冲突现场有数千人围观，一些目击者则认为应该有上万人。可以肯定的是，整个县政府和公安局大楼大院里挤满了围观群众，其中一些群众甚至高喊“警察不对”等口号。这一局面，非常类似于“6.28事件”。

　　从事后瓮安县电视台拍摄的画面看，警方调动了大批警力最终得以控制住局面。村民们说，卷入冲突的村民中有13人被抓，次日，四个人被放出来，而另九人则被处以10天-20天的拘留。

　　次日的瓮安电视台公布了抓捕这些村民的镜头。

　　小小的田坝组，开始和警方变得势同水火。

　　高压

　　此后连续三天，警察把守了田坝组通往县城的路口，客运车辆接到通知称，凡是田坝人一律不准坐车上访。

　　7名村民代表成为打击对象。2007年12月10日，瓮安县法院判决他们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被判处两年至六年刑期。判决说，根据县物价局的认定，田坝村民阻工给矿厂造成200余万元的损失。

　　二审过程进行了全程录像。辩护律师认为应该由有资质的评估事务所来评估矿厂损失，而不是由县物价局，而且，村民阻工的时候，爱思开正在进行维修而不是生产，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这一意见没有被采纳。

　　庭审中，被告们提出开矿后水位下降，使得该村水稻田变旱地只能种苞谷。公诉人回答说：“你们有苞谷吃就不错了，三四十年代连苞谷都没有呢……”

　　2008年1月18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终审裁决：维持原判。

　　田坝的村民们介绍说，2007年5月10日，七个村民代表被拘及冲击公安局大楼事件发生后，为田坝修建的一个电灌站开始抽水给村民的田地进行灌溉。而由当地政府负责的牵到村民家中的塑料水管，则是在“6·28事件”前不久才完工。

　　除了磷矿之外，瓮安还拥有煤、铁、硫铁、铅、锌、铝、硫磺、硅石、重晶石、钾页岩等矿产。这些矿产遍布瓮安，因此各地矿群纠纷不断。而多数时候，当地政府都是出动警力，采取高压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田坝组去贵州的上访者中，有一人名叫谢青发，田坝村民介绍说，他是“6·28事件”中死者李树芬的“干爹”。李树芬非正常死亡后，正是谢青发花钱租用冰棺保存其遗体，同时雇人24小时看护。

　　7月8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田坝组谢青发家中，为其看家的是他的姑姑，这位老人称并不知道谢青发的下落。而他在网上公布的手机也一直关机。

　　7月3日召开的6.28事件情况汇报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分析原因时说：“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田坝事件即为典型。

　　石宗源警告说：“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否则，岂非咄咄怪事！”

　　从“玉山帮”到“姨妈会”

　　“6.28事件”之前，每天晚上八九点，瓮安县城主干道---文峰路的圆形转盘边，都会聚集至少10辆轿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或聚会，或打架。

　　瓮安人都知道，这些人都归属“玉山帮”，这个帮派声名显赫，已经在瓮安县存在10年之久。

　　由于周边有许多夜宵摊，这里原来是出租车司机们晚上停车吃饭的地方，“玉山帮”定了这个点之后，出租车司机们只好避而远之，中断了在这里吃夜宵、碰头的惯例。

　　2006年，瓮安非法运营非常猖獗，出租车生意惨淡，于是，运管部门现场执法，扣押了一批非法运营车辆。一名参与该执法行动的知情人士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说，“玉山帮”一个老大出面打了个招呼，运管部门就把非法运营车全部放了。而当时，瓮安一辆出租车经营权已经卖到了15万元以上。

　　更引人侧目的是赌场，知情者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说，长期以来，瓮安县城周边赌场猖狂，高峰时期有十几个，每个赌场每天赌额都在100万元以上。而这些赌场都由黑帮掌控，一些警察则在其中提成后对其视而不见。

　　瓮安“6·28事件”之后，警方抓获了一些参与该事件的中学生，其中一名高一学生用石头砸了政府大楼。在接受贵州都市报等媒体集体采访时，这位自初二就加入“鸡家帮”的少年说：除了在街头打架斗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跑赌场”，一般来说，只要赌场当天在开业，他们就能获得几百元的“路费”。

　　另一名15岁的初二学生介绍说，从初一开始，他和同学们就经常在校门口被“玉山帮”的小头目们收取保护费。为了避免被打，他每周都要上交20元保护费，有时更多。由于有时没钱交，他在半年内被打了10多次。期间，“玉山帮”成员还当着他的面用拖把把另一个同学当场打昏过去，胁迫他们加入帮中。

　　这些学生位于黑帮的最底层，这个入帮半年的孩子和前述“鸡家帮”的小兄弟一样，只听说过帮主的名字，连“帮主”的面都没有见过。

　　除了赌场，瓮安黑帮最主要的收入来自于矿厂，或收保护费，或入干股，常常也帮助矿老板打退因种种原因前来索赔的当地居民，“玉山帮”之所以能成为瓮安实力最大的帮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玉山镇是矿厂最集中的镇之一。

　　2006年，玉山镇一名居民与“玉山帮”一个成员发生争吵，后者喊来20多个帮派成员携带棍棒和砍刀来到这个居民家中，气势汹汹，准备报复。意外的是，这个居民情急之下从厨房中拿出一把刀冲了出去，反而将一名“玉山帮”成员追到旁边一个田埂上，当胸几刀使之当场毙命。

　　这个居民随后狂奔入山，逃脱了追杀。目击者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说，“玉山帮”当天组织了大批弟兄，把守了玉山镇所有出入路口，每辆车进出，都会被提着马刀的“玉山帮”成员拦下，并严格盘查，“那阵势，比警察还厉害一些”。

　　后来，这个居民自首后被判刑，至今仍在监狱。

　　2008年7月4日，瓮安“6·28事件”专案组发布消息说，已查获涉案帮派分别属于六个帮派。

　　瓮安的帮派林立，除了中学生们不得不加入帮派寻求庇护之外，女人们也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几十个“姨妈会”，每个“姨妈会”人数在20人~100人。

　　“如果一个姨妈会里有一个会员的家里要办什么喜丧事，全部成员都会到齐，相当热闹。但是，闹事也厉害，如果其中一个会员和人吵架，其他所有人也会在几分钟之内全部到齐帮忙，集中力量辱骂、殴打对方。一个电话就搞定，比警察还快。”知情者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

　　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

　　2007年9、10月，瓮安县城连续发生了四起爆炸案，至今未破案，此事让当地居民人心惶惶，一些居民直言根本不信任警察。

　　距离“6·28事件”最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在5月6日。

　　当时，一辆警车在文峰路上出事故，交警封锁道路进行车祸现场模拟，出租车司机刘昌学按照交警指令跟在两辆轿车后掉头逆行，结果在前方被一县委官员拦下，虽再三解释，该官员坚决要扣车，并调动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人员强行扣车，其间一老人被推倒在地。当夜八时，此事致使500名左右周边居民聚集，并将两辆警车团团围住。最后，警方出动防暴队，至深夜12点，人群才散去。事后，司机的两个亲属被拘留10天。

　　“随便一个小事情，都可能酿成大事件。”一个不愿意公布姓名的当地干部说，他的一个主要工作是每当有“大事件”发生，就通知所有亲属，不要去现场。但“大事件”非常频繁，以至于他常常“不好意思打电话”。

　　“即便没有李树芬案，瓮安也很难避免‘6·28事件’。”上述干部称。

　　一个在当地曾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颇有意味：一个叫江舜的孩子在网吧里被杀害，孩子下葬之日，警方几乎集中所有警力守卫公安局大楼，以备孩子的家长来闹事。

　　7月4日，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县政法委书记罗来平、县公安局长申贵荣被免职。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7月3日的情况汇报会上说：“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石宗源的一系列讲话在瓮安引起更大的反响，一位在“6·28事件”中曾参与围观的群众说，没想到上级领导对问题分析得如此透彻，而且说的都是大实话，“作为普通老百姓，谁不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