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炼成之道：着力于金融和国际规则创新

　　文/冯维江

　　金融中心是怎样炼成的

　　金融中心的出现、兴起及衰落自有其演进的规律。置规律于不顾，一厢情愿地建设中心，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可能陷于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的窘境

　　从历史来看，新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通常伴随大国之崛起而出现，京、津、沪、深等地争夺“金融中心”头衔之台前幕后活跃着的政府身影，一方面折射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及普罗大众期待崛起之自信心态的迎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局部区域欲借全局之东风、乘势而起的急切心情。

　　然而欲速则不达，金融中心的出现、兴起及衰落自有其演进的规律。置规律于不顾，一厢情愿地建设中心，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可能陷于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的窘境。为此，冷眼审视古今中外的经验事实，明辨其规律，慎思其得失，有助于我们研判自己应当选择的道路。

　　“需求拉动”还是“供给推动”

　　世界级金融中心大多是顺应了巨额的融资需求而产生的。

　　14世纪佛罗伦萨的兴起与它为百年战争中英国一方融资有关。后来阿姆斯特丹成为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为大规模海外贸易所致的资金需求提供了融资便利。而之后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18世纪末世界的金融中心并发展出成熟的资本市场，其动因亦在于借助该市场为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多次战争融资。

　　同样，纽约市场的发展也是得益于美国国内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的融资需求，特别是“一战”的融资需求，使得纽约在那之后“无可争议地取代伦敦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

　　中国热衷于建设金融中心的经济理由与前述金融中心兴起的背景恰好相反，其重要出发点不是希望借助这样一种世界性机制来相对低成本地获取资本，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通过出口、引资等途径已经积累起庞大外汇资产的情况下，希望在本国内有世界级金融中心来运作这笔资产，实现“可操之在我”，从而规避外部市场风险。

　　换言之，中国兴建“金融中心”的诉求明显带有资金供给之推动的特征。问题在于，就算在器物层面上营建了资金交易的场所，并且为之注入大量可供使用的资金，但如果本身缺乏更具吸引力的获利机会，缺乏投资收益得以实现的开放透明的配套制度保障，我们的“金融中心”仍旧前景堪忧。

　　“大师化”还是“大楼化”

　　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在论及大学建设时有句名言，称“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这道理用在金融中心建设上同样适用。

　　2008年3月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将评价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指标分为五个关键方面，其中人的因素列在商业环境、市场通路、基础设施以及一般竞争因素之前，位居第一位。根据该报告，所谓人的因素包括训练有素的优秀专业人才储备充足、劳动力市场富有弹性、良好的商业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环境等。另有研究甚至将人力资本视为金融中心竞争力唯一至关重要的因素，足见金融行业对人才的高度依赖。

　　遗憾的是，作为重启“金融中心”建设的宣言书，北京市新近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四十七条意见中仅一条直接谈到要“聚集各类金融人才”。而在这份意见的前言中不难看出，所谓“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总体空间布局”等“大楼式建设规划”才是《意见》提出者们更倾注心力的亮点。

　　而前两年深圳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深圳金融业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如出一辙，四十二条意见中仅在第四十一条原则性地提及了人的问题。不过日前颁行的《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发展促进条例》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进，在金融人才引进、培养、管理和激励方面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制度保障。然而现实地看，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就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的信息收集、市场分析和交易、风险控制以及熟稔地实施监管的“资本大师”在任何一个试图成为金融中心的中国城市都极其紧缺。“大师化”之途，任重道远。

　　提出“大师化”还是“大楼化”的思考，不仅是因为从国际经验考虑，熟悉金融游戏规则、富于实战经验的人才对于金融中心至关重要，亦因为从国内教训来看，“大楼化”是一种需要警惕的危险倾向。

　　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其积累、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对其作用的考评需要一套相对复杂的激励和鉴定机制，外人很难单方面加以干预。基础设施建设则不然，此类投资直观简单并且短时间内即可进入GDP这一流量指标量化展示出来，因此从政府的角度看，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效率较之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绩效，考核起来要容易得多。

　　也就是说，大楼建设更容易成为向社会特别是上级领导部门展示政绩的信号发射器。借金融中心的令名，行大兴土木之事，结果造成基础设施相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畸形膨胀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当非杞人忧天之虑。这种情况一旦成气候，无论对“金融中心”本身还是对全社会，恐怕都不是一个理性的局面。

　　金融中心炼成之道

　　大约两年前，一本有关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被译介入中国。书中谈到的网络化世界虽然远非现实，但作为一种趋势，我们应当考虑这种扁平化对传统的金融中心观念的影响。尤其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引起金融业在业务品种、交易形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传统业务渐渐式微，新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许多原本需要柜台完成的任务已经转至网上，交易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假如我们还将财货满仓、总部云集作为金融中心的标准模式引入，那无非是引进了经济发展观念的洋垃圾。

　　事实上，如今金融中心的职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已经从传统的获取交易及信息的规模收益，转向通过寻求金融创新上的领先地位以获取新交易领域游戏规则制定权。

　　此种条件下，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正由针对资本等一定时间内总量恒定资源的“零和竞争”，逐渐转变为针对金融创新和新游戏规则创设的“双赢”或者“多赢竞争”。所以，强大的有组织的动员力量对于金融中心的兴盛所能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分散而活跃的市场主体以及规范且干练的监管当局组成的互动网络，才是金融中心活力的源泉。

　　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金融中心的建设不应急功近利地追求规模，而应该着力于金融创新和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突破。持有这样的认识，京、津、沪、深等地全无必要通过竞争性的国内政策来争夺资源，而可以致力于鼓励金融企业改良、开发和推广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及其交易标准，培育高质量的金融业人力资本市场等，通过市场而非政策的竞争与合作来提升改善中国整体的金融环境。

　　长远看来，在人民币国际化及金融开放的大历史中，一套主要由我们自己参与设定、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过的人民币金融产品标准和游戏规则，对于所有志在角逐世界金融中心的城市而言，都是最大的推动性力量。

　　但是公允地说，政府在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不该扮演主角，但亦不能置身事外。金融行业是一个产权密集型行业，需要政府建立一套法律体系和政治秩序来强制执行合同或抵押协议，提供负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安排，保障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及有效运转，确定牵涉金融开放全局的大政方针等等。

　　不过除此之外，企业怎么选址、怎么用人、怎么开展业务，完全是市场可以自行解决的事情。毕竟花自己钱包里的钱，永远比花别人钱包里的钱，更为谨慎和精明。严格限定政府在“建设”金融中心上的行为边界，才能给市场主体留下大展手脚的自由空间。有了这个自由空间，才能培育出更健康的创新之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