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建设“总工程师”：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

　　本报记者 杨求淳

　　特区建设“总工程师”：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

　　2008年6月30日晚6时。日本驻华大使馆。谷牧同志的长子刘念远将军从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的手中，郑重接过旭日一级大勋章。日本政府将这项殊荣授予今年95岁的谷牧。

　　获此殊荣的中国人至今只有两位——1983年日本政府首次将旭日一级大勋章授予时任中日友协会长的廖承志。时隔二十五年之后，这个奖项被再次授予中国人，以表彰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日中经贸关系所作出的贡献。

　　宫本雄二说：“谷牧先生为1979年中国首次接受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的项目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主导作用。” 截止到2007年，日本一共向中国政府提供了6种日元贷款，用于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日元贷款项目的启动背景和实施过程，是中国早期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事件。1978年8月中日两国在北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中国考虑接受日本政府贷款。

　　同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访日。临行前，谷牧的老母亲不解地问他：“去那个地方干啥？”因为老母亲知道在谷牧的右胸有日本人留下的弹孔。那是1941年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殊死搏斗时留下的。

　　“谷牧同志一生不论是事业还是思想境界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是个矛盾统一体。他干过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是因为他的确有过人之处。”谷牧的现任秘书张守德接受本报采访时如是说。

　　今年3月，本报向谷牧汇报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报道计划时，谷牧说：“这是一件好事情，通过采访第一代特区建设者，反映改革开放之初的真实情况，曲折的历程，珍惜今天得来不易的成果。”

　　谷牧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当事人之一。著名作家高小林2000年走访了众多的改革当事人，在采访过程中，大家凡是讲到特区的初创，必提谷牧。他说：“谷牧是特区建设的总工程师。”

　　谷牧的长子刘念远接受本报采访时回忆：1983年4月，谷牧视察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后，去看望叶剑英元帅时，叶剑英说：“谷牧你懂经济，搞特区我放心。小平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你就是侦察兵，要杀出一条血路。计划经济搞不通，也许你搞特区能给中国找到出路。”

　　“谷牧当时扮演的角色，既是中央决策者之一，又是创办特区的具体实践人。”张守德秘书说。正是特区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从此进入一个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找到了出路。

　　1改革开放开启：出访西欧五国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30年来，“改革”与“开放”两个词，“开放”更为重要，而开放首先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978年，中央派了几批代表团出访境外，充当开放的侦察兵和先行者。谷牧同志带队的赴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西欧五国考察团，尤其引人注目，是建国后中国向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首次正式派出的政府代表团。而另一路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则是谷牧委托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相关负责人组成。

　　临行前，邓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

　　据当年考察团的成员之一杨波介绍，代表团这次出访，从5月2日开始到6月6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在西欧五国到了25个主要城市，共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看到了五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也看到了我们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与他们的差距。

　　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回来后，谷牧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时说：“都说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边沿，但我看战后欧洲经济的发展和起飞，有很多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借鉴。”

　　当时参加会议的几位老帅中就有人感慨地说，都说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只有谷牧敢讲资本主义如何如何。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而我们就不能搞呢？我看我们也应该搞。

　　会后，聂荣臻元帅让他的前秘书，当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甘子玉通知谷牧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

　　谷牧一进门，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谷牧，你的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谷牧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其间聂荣臻留谷牧在家吃的晚饭。

　　1978年6月出访欧洲，对谷牧触动最大的是西德等国的港口建设和物流管理。早在四年前，患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就对当时担任建委主任的谷牧说，世界上各发达国家，都是利用港口开展贸易活动的，因为海运不需要修铁路、修公路，运输量也很大。

　　周恩来还说，中国过去被西方包围，不可能利用海上运输开展对外贸易，现在条件允许了，你要注重加强港口的建设，利用3年时间，将沿海港口建设好。

　　当时由于国内码头吞吐量小，外轮卸货出现压港现象，需要赔付外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文革”后期国务院成立了港口建设办公室，由粟裕大将任组长，谷牧任副组长，加快了港口建设。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全国万吨级码头从1974年的60个增加到1976年的100多个，数量翻了一番。每每谈到此处，谷牧对周恩来的远见卓识都钦佩不已。

　　正是1978年的这次出访为改革开放做了前期准备，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按照谷牧的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五六年就走了三大步：第一步是建立4个特区，第二步是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建设，第三步是建立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不久又接着建立海南省大特区。

　　谷牧曾经多次表示，“特区的建设一切都是中央决定的，我只是在一线做了一些具体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这举重若轻的言谈话语背后，如果以今天的目光审视和还原当年的场景，我们试图找出答案：如何能够在5-6年的时间内，进行如此快速和大规模的一系列改革开放决策？

　　2 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

　　1978年初，谷牧委派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成赴港澳调研考察团，考察报告中吸收了广东省委的建议，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力争在三五年的时间内，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当时中央负责同志说：“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1979年1月31日，时任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经与谷牧当面商议，在广东省、交通部联合上报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作出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同时，广东省委下达文件，成立深圳市，提出三个建设目标。

　　1979年2月2日，为落实李先念批示，谷牧在李先念批示后的第三天，主持召开了由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交通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会议。会上，袁庚要了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主管部门原则同意先划出300亩，让驻港企业进行开发、建设、经营，并给与地方纳税方面的“特殊政策”，享受“特殊待遇”。

　　据香港招商局原副董事长袁庚回忆，谷牧同志在此次会议上说，“香港招商局原来设想在香港设厂，受条件限制，他们已和广东省委商量好，要在我靠近香港一边的蛇口地区开设工厂，在这里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地方行政按国内一套办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的待遇，进出自由。”

　　中国招商局的前身是李鸿章1872年建立的。抗日战争期间，总部设在香港。1950年，香港招商局驾驶13艘商船起义，回归大陆。以后就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机构。时隔28年后，中国驻香港招商局再次作出不同寻常的举动，建议策划成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1978年身为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问谷牧，广东先行一步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谷牧回答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

　　习仲勋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广东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域的设想。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

　　谷牧说：“别议了，我去请示小平同志。”下午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当年就是特区。”当天晚上，谷牧晚饭后到中南海散步时又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说：“谷牧，今天下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你一定要抓紧，抓细，把这项工作做好。”

　　邓小平确定“特区”概念之后，广东、福建两省组织“先行一步”的特区建设论证工作。

　　1979年4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外资委”)，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具体负责国家对外开放工作。

　　“外资委”主任、党组书记谷牧，汪道涵、周建南等担任副主任，其后江泽民任副主任兼秘书长。这两个部级机构隶属国务院，党组成员由外贸部、外经部、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外汇总局、商检总局等九个单位组成。

　　这种跨部门的高层机构，打破了传统的行政管理格局，为解决对外开放中自上而下的“特事特办”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扶持途径。而谷牧此前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的长期工作经历和经验，使他在协调和处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了出色的协调能力。

　　周建南后来曾称赞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集体，大家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却是齐心协力，干实事的。1982年，经全国人大第五届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外资委”与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

　　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使吸收外商资金有了法律保障。标志着中央已经打破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观念。

　　谷牧在1978年5-6月出访西方5国后，党中央、国务院初步形成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的思路，并反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出台的系列方针政策上。

　　3 50号和41号文件：改革系列文件的基础

　　1979年50号、1980年41号、1981年27号、1982年50号文件以及1980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文件，被当时地方上的同志“念念不忘地数来数去”。

　　据谷牧回忆，这几份文件及法规出台后，对于特区的性质和作用、特区建设目标和内容等已逐步形成比较标准的说法。这还只是在大的概念上提出来的，至于具体内容，“还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明确了特区的管理原则和基本建设等事宜，确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文件同意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标志着对外开放已由议论决策过程，进入多方组织实施阶段。

　　1980年5月，中发［1980］41号文件《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出台，中央对两省的对外开放活动予以肯定，同意将“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从此，“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9）50号、[1980]41号文件精神……”就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系列改革后续文件和配套文件出台的首要依据。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背景，都是以《报告》和《会议纪要》的形式上报中央，再经国务院转发下去。这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谷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对外开放工作期间的一个特点。《报告》是在地方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起草的，而《会议纪要》则是在协调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关系上出台的。

　　“由于他当时扮演决策者和具体实践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一个政策从酝酿、出台，到贯彻执行直至效果反馈的全过程都不需要等待，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张守德说。

　　同时，受中央委托，由谷牧主持召开中央、省、市和地方的大兵团联合立体作战会议，也是当时出台系列政策法规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通过会议，提出问题，统一认识，并形成重要决策。参会者大多都具有实践者和管理人的双重身份。

　　据深圳文史资料记载，1979年至1988年10年间，谷牧先后12次到深圳特区检查指导工作，特区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参与下制定和实施的。谷牧后来说，“过去我是广东的党代表，因为办特区，我连党的关系都转到广东。”

　　其中为起草中央1979年50号文批转的《报告》，1979年5月中旬，谷牧率领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达广东、福建，会同两省省委起草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仅在广东就连续召开了长达10天的工作会议。

　　1984年1月中央批转随后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时，批示中特别指出：“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谷牧同志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这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是罕见的。

　　据吴南生回忆，谈到广东省先行一步，谷牧曾经说过，“我和你们一样，对这个事很生疏，过去没有搞过”，并主张“两个特区步子要大些，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大步走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事风格，就是后来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一不小心会掉到水里，前功尽弃。对此谷牧表示，“还会有非议和批评，我们要欢迎，对那些挖苦的，我们一笑置之。但脑子里不能发烧，这个问题表现在宣传工作上，要冷一冷”。在谷牧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既有地方内部的矛盾，“也有些是来自左邻右舍的”。因此，理顺中央、广东、深圳及蛇口几方面的关系非常重要。

　　4“和而不同”与“相期以茶”

　　要改革开放，一定会触动方方面面，时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的李岚清，把改革开放初期的推进工作形容成“突围”——从上到下遇到了层层困难和阻碍。

　　1982年谷牧感到了来自多方的压力，“租界”论，“李鸿章”“洋务运动”等说法接蹱而至。

　　据谷牧的长子刘念远回忆，1983年4月谷牧在任仲夷、梁灵光、刘田夫、吴南生等人陪同下，把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角角落落仔细考察了一遍。从珠海返回中山后的当天中午，在国际饭店吃午饭时任仲夷提到“叶帅正在温泉休息”。

　　谷牧要求马上联系，下午3时当一行人赶到叶剑英住处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在院中等候，并笑着说：“听说谷牧要来看我，一中午兴奋得没睡成。”进入客厅后，叶剑英请一同前来的其他几位同志回避一下，“我要单独和谷牧说几句。”隔着桌子，叶剑英紧紧握着谷牧的手不放，服务员只能拿来一把椅子，让谷牧坐在叶剑英的跟前。“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叶剑英直接问道。当时由于不知道是谁跟叶剑英把话说到什么程度，谷牧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叶剑英接着说到：“听说你遭围剿了。我们有些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不允许你在经济开发区搞试点？”不等谷牧回话，叶剑英紧接着用广东话问了一句：“谷牧，你有料搞定吗？”谷牧当时没听懂：“您说什么？”“我问你顶得住吗？”

　　谷牧激动地站起来说：“只要中央不调整分工，仍然让我抓改革开放，管特区，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叶剑英说：“那就好，那就好！记住，如果再遭围攻，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

　　叶剑英在“文革”中关怀和保护谷牧，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力支持谷牧。刘念远说：“父亲每次提到这些，眼中都含着泪水。”

　　谷牧后来说，“我们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教训，就是在放宽政策的同时，管理工作要跟上。如果不管，一放就乱，那么不赞成改革的人就会说，还是不改革对，改坏了，搞乱了。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要继续改革，想走回头路不行。把改乱了的地方纠正过来，这也是改革”。

　　在改革一线的人们看来，谷牧既是领导者又是专家，他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是因为他熟谙中国的国情与“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

　　谷牧在改革开放的岁月中，除了抓经济工作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了文化建设上。邓颖超曾经说过，谷牧读过7年私塾，能很好地理解传统文化，让他把儒家文化的研究抓起来吧！1984年9月，由邓颖超提议，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孔子基金会在谷牧指导下于山东曲阜市成立。

　　1989年10月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上，谷牧指出：“众所周知，‘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昌盛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即使到今天，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五年后的1994年谷牧又组织推动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成立。据时任儒联秘书长的李林回忆，全世界的汉学家都把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来研究，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乃至对华政策的制订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汉学家的影响，谷牧同志高瞻远瞩通过国际儒联这样一个平台，把全世界的汉学家都聚拢团结起来，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是谷牧的老朋友，谷牧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新加坡的中国领导人，曾送给新加坡一份特殊的礼物，这是一方镌刻着一章《论语》的鲁砚。李光耀风趣地说：中国有句古语“半部论语治天下”，新加坡没那么大，一章就够了。国际儒联成立时李光耀欣然接受谷牧的邀请出任名誉理事长。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接受本报采访时还透露了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季羡林和谷牧都是“尊孔”的山东老乡，季先生不仅是儒联的理事，他作为奥运文化总顾问，还建议在奥运宣传活动中应该有孔子的形象。今年97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为95岁高龄的谷牧写下了“相期以茶”的约定。季羡林对谷牧的评价是：在知识分子心中，他是“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党内领导”。

　　·谷牧简介·

　　谷牧，曾用名刘家语，1914年9月出生于荣成宁津东墩村。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

　　◆1934年任北平左联支部代理书记，1935年在张学良东北军学兵队做兵运工作，1938年策动万毅部起义。后任山东分局秘书室主任，滨海军分区政委，中共华东局秘书长等职务。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谷牧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市军管会政委。

　　◆1952年2月，谷牧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书记。

　　◆1954年后，谷牧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

　　◆1965年后，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66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政委。

　　◆1975年后，谷牧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任国务委员。198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