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现有体制下，民意不可能直接左右官员去留，但现有体制完全可以做到，让民调结果通过影响上级决定下级官员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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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攀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网站对3232人的一项调查显示，25.4%的公众认为火车退票费是不合理收费，30.8%的公众认为电信、电力、石化等垄断部门的乱收费现象最为严重。
民调结果显示，公众认为不合理收费的前4项都是在电信运营范围，手机和固定电话月租费(30.5%)、电信商擅自开通服务收费(30.4%)、手机漫游费(29.9%)、手机双向接听费(28.9%)。(7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民调”对国人并不陌生。一些国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媒体往往会进行民调，而当政者也总是非常在乎民意支持率，民调结果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变化，往往都会让他们紧张不已。比如，前不久发生的韩美牛肉进口风波，韩国多家媒体民调显示，李明博的民意支持率在19.7%至22.9%之间。再比如，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黯然离职之前，日本共同社一项民调显示，安倍晋三内阁的支持率为29.0%，不支持率达到59.0%。
其实，在国内也有民调，每次也能引起一定的舆论关注，但仅仅是舆论关注而已。因为大多数民调不会对官员产生决定性影响，所以民调结果往往不被重视。像诸如电信乱收费、教育乱收费、公路乱收费等久治不愈痼疾的调查结果已有不少，尽管民意反响强烈，可始终就没有任何好转，也没有人为此负责。
因为大多数民调结果没有决定性的价值，所以，很少有人在乎民调，也很少有机构主动进行民调。可以肯定，这次《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民调，虽然会引起又一轮的舆论关注，但民调结果只怕仍然不会被有关部门重视，老百姓反响强烈的问题仍旧得不到解决。
我们对民调程序和民调结果的轻视，在诸如不合理收费方面，眼下也不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已经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发生在贵州瓮安的“6·28”事件，从瓮安县公安局政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县长，一群官员被免职，以此回应民意。事实上，如果瓮安有民调，因移民搬迁、矿权纠纷、房屋拆迁等引发的民意不满反应到民意支持率上，还会演化成群体性事件吗？如果贵州高层及时回应民意免去瓮安的党政负责人还会有如此结果吗？但就是因为没有民调程序，没有民调结果，贵州高层无法掌握瓮安党政负责人的民意支持率，也就无法依据民意支持率对瓮安的领导层采取适当措施。
当然，在我们的现有体制下，民意不可能直接左右官员去留，但现有体制完全可以做到，让民调结果通过影响上级决定下级官员的去留，民调同样可以有意义。如果我们承认发生在贵州瓮安的“6·28”事件已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那么，就让我们重视民调吧。如果我们重视民调的意义，那么，就不妨让我们从重视诸如不合理收费的民调结果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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