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招”事件引爆舆论 高考招生标准惊诧论该休

　　观点评论

　　人生处处是“考场”

　　湖北省东湖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张孟苏今年高考考了445分（文科）的低分，却因在招生会现场乐于助人被预录为新加坡政府理工学院学生，并获得20万元的全额奖学金(详见本报7月14日B08版）。

　　“奇迹”为何让我们焦虑

　　每次出现国外高校来中国招生的新闻，总会被有意无意地纵比横比，论者希望借此一窥中外教育存在的差距，找到问题所在，寻求解决之道。有关张孟苏和蒋方舟的新闻中民众与舆论所表达的不同论调，也许正是中外高等教育模式、高校自主权以及素质教育“折现”程度的差距所在。

　　我国对于中国高校而言，由于几乎所有高校都属于公办，与国外私立大学只对董事会与建校理念、办学质量负责，可享受更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不同。

　　高考“大众化”离世界水平尚有距离，重点高校更是紧缺资源，民众的公平诉求也就格外敏感。在分数录取仍为现实次优选择的今天，民众有权要求公办高校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分数起点公平，压倒破格提拔少数另类人才的素质选拔公平。

　　公立学校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政府的高度干预、全民权益的高度诉求。张孟苏与蒋方舟面对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管理模式，张孟苏被新加坡大学破格录取是好事，而蒋方舟拟被清华大学降格以求就成了影响高考整体公平的坏事，这恰恰体现出中国高教发展何去何从的焦虑。

　　是进一步开放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对民办学校提供政策扶持、财政补贴及其他与公立学校对等的国民待遇，适度给公办学校松绑、让其在“教授治校”、“自主招生”及自律与他律考核监督机制建立上勇于探索，寻求中国高等教育持续而坚定的改革？还是困守于既有高考制度的制度围城无心自拔？政府、高校与民众都应直面挑战、超越空泛争论而不断进行改革试点，别总让“低分女生被录取”成为羡慕国外高校与教育制度的新闻舶来品。

　　（毕舸）

　　高招标准惊诧论该休矣

　　蒋方舟被清华特招至今仍有质疑，如今，同样是“特招”，招收学校由清华换成新加坡高校，招收对象由蒋方舟换成湖北女孩张孟苏，为何引来普遍叫好和对国内高招标准一片反思之声？国人对高招“标准”的惊诧论更值得思考。

　　在不同的高招标准之下，张孟苏适合新加坡高校录取，而只可能被国内一些独立学院录取，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诧的。标准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

　　新加坡高校录取张孟苏，折射出当前国内高招标准一些问题。但应该看到，我们的高招标准一直以来都在尝试着变革，比如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越来越多的特招生在高考分数之外走进了大学。

　　高招标准，一个是“素质化”，一个是“成绩化”。国人一边希望高招标准“素质化”，一边又维护高招标准“分数化”，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在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监督制约尚乏力的当下，如果让一个学校像新加坡高校那样偶然发现一个同学助人为乐，并认定其素质全面，那么你就必然怀疑这个招收者会不会因为得到某种好处、受到权力暗示等进而对一些并不具备条件的人网开一面或权力寻租。

　　（王攀）

　　同为“特招”，对比才有价值

　　清华大学有意降60分调档录取90后少女作家蒋方舟，许多人都认为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做法有失妥当，对其他上线考生不公平。为什么张孟苏得到的全是掌声，蒋方舟却收到了一大堆质疑呢？

　　很简单，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大家愿意相信新加坡方面的录取是公平的，所以大家都愿意给张孟苏掌声。而在国内，高校自由招生这样有弹性的考试制度，操作程序较为复杂，权力与金钱渗透的机会相对大一些。在公众普遍将高考视作社会公平最后底线的情况下，人们在高招改革问题上，往往于矛盾挣扎后会展示出“宁要公平，不计效率”的倾向。

　　所以，只能学何祚庥院士的口气说一句“蒋方舟，谁叫你不幸考的是清华呢？”如果蒋方舟考的是中国香港、新加坡或西方的大学，就一定不会有这么多审视的目光了。

　　今年高招中接踵而至的“蒋方舟”和“张孟苏”两个相似的“个案”及其激发出的截然不同的舆论，其实不仅仅反映出教育制度的问题，而且也拷问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土壤。我以为，“张孟苏奇遇”的价值或在于此。

　　(乐毅)

　　最需要反思何所谓素质

　　只看“低分女生因乐于助人被国外大学录取”的新闻标题，所有人都会以为这纯粹是一个“天上掉馅饼”式的偶然；了解到张孟苏如此全面的综合素质时，才发现偶然背后蕴涵的其实是“金子总会发光”式的必然。

　　最让公众称道的，是新加坡大学招生老师的慧眼识珠才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我们也一直倡导素质教育，虽然各高校已经纷纷开始自主招生，却绝不会产生张孟苏这样的“偶然”。造成这一区别的最大原因或许就在于：素质教育的所谓“素质”，在国内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本是广义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素质教育所谓的“素质”，却被高度条框化和死板化了，它被限指为一系列得到国家承认的证书。

　　在自主招生的高校眼里，会用钢琴弹“献给爱丽丝”，会写两首“席慕容”、“汪国真”，虽然明知他们成不了音乐家和作家，但却肯定是可以获得加分的“高素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不过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的应试教育而已———考生不是为了素质而素质，而是为了加分而素质，于是纷纷照着关于“素质”的“规范化标准”去拼贴和戏仿。

　　如果要问张孟苏事件给中国教育留下什么启示的话，最大的启示莫过于：在大力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它让我们重新思考———到底何谓素质？

　　(止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