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调查:警方与黑帮关系密切成公开的秘密

　　瓮安:纷乱难管

　　以“玉山帮”为首的黑恶势力在瓮安日益猖獗，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刑事案件猛增。据上述退休老干部介绍，瓮安为革命老区，在黔南算得上是文化底子较厚的一个县，“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起，瓮安一个县每年因信访立案的案件数量就能抵得上黔南南部6个县的总和，但大多为百姓之间的纠纷。

直至近几年，杀人、伤人、盗抢等比较恶劣的刑事案件才猛增起来”。相关数据显示，近年瓮安每年的刑事立案数量都高达600～800起，而破案率仅50%上下。“干部考察的时候，谁都知道瓮安难管，不愿意来。即便是来了，也一般不愿意下狠心治理，做几年不出大事就走了，何必得罪那么多人？”这位退休老干部如此描述一些从外地调到瓮安任职的领导的执政心态。

　　破案率持续低下，既与部分领导的不作为甚至是偏袒有关，亦有诸如警力不足等现实原因。据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人士介绍，瓮安县共有警员200多名，虽然相比其他兄弟县市并不算少，但较之如此高的刑事犯罪率，警力不足在近几年尤为突出。为充实警力，瓮安县近两年均以每年新增50名左右的速度来扩大公安队伍。

　　遗憾的是，新增加的很多人员并未通过正规警校培训，甚至有一些是当地帮派成员，效果自然适得其反。而各帮派为了扩充势力，也乐得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家兄弟送进公安或城管队伍，“为的就是讨身制服，办事也方便”。据一些群众反映，这些通过非正常渠道进来的警员，大多素质较低，经常开着警车在县城街道上呼啸而过，动不动就鸣警笛，对街头打架斗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正如前边那位私营老板所言，“对老百姓来说，最在意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主持公道的公检法部门，另一个是事关孩子前程的教育部门。可惜，这两个都让人心寒”。学校，这个被老百姓寄予了几乎全部期望的地方，在乱世纷争中亦未能幸免。

　　据了解，瓮安县城共有4所中学，一中、二中为高中，三中为初中，四中原来是职业中学，从今年单独开设高中班。此外，瓮安县还有两所乡镇高中，草塘中学即是其一。据该校一位领导介绍，虽然草塘中学这样的高中在黔南州排在最底端，每年都要等一级梯队的都匀中学和二级梯队的县城中学录取完成后才能招生，分数要比县中低200多分，“但因为远离县城，相对还算清静一些”。

　　当地一位学生家长向记者分析，一中、二中因为都只有高中，教师素质较高，管理相对严格，情况要好些;而四中虽然学生素质最差，但因前两年聘请了一位原昆明军区的教官担任武术教练，对学生看得很严，外面的混混儿也不太敢去惹事。如此，死者李树芬就读的瓮安三中便成为县城最混乱的学校。一来这个刚刚成立十几年的学校是在原一中、二中初中部基础上合并而成，师资大多从乡镇中学调集而来，素质相对较差;二来因为它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县城，寄宿的学生很少，加之一些官宦子弟习惯了耀武扬威，管理起来难度更大。

　　根据三中校门口多位商铺老板的描述，以前每到下晚自习时候，校门口都会云集几十辆摩托车和汽车，大多是帮派里的混混儿，打架滋事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有。一位卖文具的老板告诉记者，店里的玻璃橱柜不知道被砸坏过多少回，经常有帮派混混儿过来拿水喝、打电话，“高兴的时候就给钱，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给，我们也不敢讨要”。

　　前述学生家长的两个儿子都在三中就读，据他们反映，帮派混混儿与班上的调皮同学混熟后，经常来学校借讨钱之际招兵买马，当地称之为“收兄弟”。“每次都要个二三十块，不给就要挨打，不挨打的办法就是被收为兄弟，然后再向别人要钱。”这位学生家长为了保护孩子，坚持每天早晚接送，但他的大儿子仍有两次被砍伤的经历。“一个堂堂的县城初中，升学率都不及偏远乡镇的中学！”说起来难掩气愤之情。

　　恶性循环由此开始。仅以草塘为例，这个曾因假钞泛滥而被冠以“小贵阳”之称的乡镇，在瓮安算得上是大镇，但每年3000人左右的初中毕业生，也只有不足一半能考上高中或职中。另一半退学后，少部分跟随家长到外地打工，大部分处于无业闲散状态。由于年龄尚小，矿场并不欢迎，大部分人在家耍(当地方言，意为玩)两年后，通过各种关系被介绍到县城小厂或娱乐场所打工。此次李树芬之死案件的两位当事人陈光权与刘言超即如此。两人在草塘镇那乡村是邻居，据陈光权母亲介绍，儿子去年在一个远房叔叔的介绍下进县城干活，名为造纸厂，实际上是学习装潢，每月四五百块钱，勉强够他自己开销。刘言超母亲告诉记者，儿子去年初中毕业后没能考取高中，在家呆了大半年，两个月前跟随陈光权去县城学装潢。他们在县城的生活，家长了解甚少。

　　“6·28”的导火索

　　大量的闲散少年游荡在街头，被拉入帮派后，再靠着以前的同学关系开始帮忙“收兄弟”。频繁发生的打架伤人事件，被那些处在帮派与警局之间的“模糊警员”或遮蔽或推波助澜，构成了这个小城的街头生活。瓮安三中门口的一位商贩告诉记者，他曾多次见到穿着制服的警员来到斗殴现场，不仅不抓捕，还会给帮派兄弟们递水喝，形同哥们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地警察更多时候成为政府处理矛盾的工具。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石宗源所指的“出事”，大多因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问题引发的干群矛盾。正在兴建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构皮滩水电站为贵州省最大水电站项目，牵扯瓮安移民达4万余人。大规模移民从3年前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前年曾在龙塘镇发生过一次流血冲突事件，直到今天仍未完结。玉山镇大池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4个小组已经几乎搬完，但仅剩的两户人家却因“人多地少”而未获准搬迁，涨水已经快要淹没房屋，与当地政府的交涉仍在进行中。

　　城乡开发和修路涉及到的耕地征用与拆迁补偿，亦是当地的主要矛盾之一。以瓮安县城变迁为例，文峰路为主干道的新城，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规划建设。据上述退休老干部回忆，当时此处大多为农民耕地，虽按照较高标准补偿，但仍有很多人不愿意放弃故土，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大批房产开发商的涌入，县城建设达到一个小高潮，在拆迁补偿问题上时有冲突发生。“当时，为了加快开发速度，公检法部门介入拆迁是常有的事儿，老百姓的怨气越积越大。”

　　千头万绪的矛盾终于在引信点燃的那一刻燃烧起来。6月28日早，一张《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由瓮安县公安局传达到李树芬亲属手中。通知声称:李树芬系自己跳河溺水死亡，死因已查明，李树芬尸体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限于当日14时前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安葬，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但由于李树芬直系亲属当日均不在瓮安，并未签署。

　　当日16点，打着“为人民群众申冤”白色横幅的游行队伍与围观群众上万人云集县政府与公安局大楼前的小广场。站在前排的学生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后，部分民众被激怒，少数恶势力分子趁机叫嚣攻击政府，开始了持续近7个小时的打砸烧。

　　一场举世震惊的冲突终于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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