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贵州瓮安，一警察望着被烧毁的公安大楼。供图/IC
当地政府部门组织十几名老师在网上反击谣言
提供给记者的《简报》被有意过滤
贵州瓮安少女“非正常死亡”个体事件，在一周时间内演变为围攻县政府大楼的“打砸烧”恶性群体事件。如果政府信息始终公开，这件事会发生吗？记者王维博为此前往瓮安当地调查，在10多天的采访过程中发现：
记者不在当地部门登记就不予采访配合；死者家属和当事人在接受采访时，被当地干部全程“陪伴”；提供给记者的《简报》被有意过滤；当地十多名教师被组织起来，到网上集体跟帖引导舆论……
“有进步的是，对此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当地官员也开始反省。
”王维博对《青年周末》这样说。
◎面孔 王维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媒体从业6年。 ◎声音 “监控”、“封堵”，这些词汇是对媒体旧有的思维习惯。 记者不登记不予配合采访 7月3日晚到瓮安，我到的第二天，县委书记和县长就被免职了。
在距离瓮安县城两三公里处，有一个收费站是进瓮安的主要路口，站内专门用红纸贴了一个告示牌，上面大标题写着：“欢迎中外媒体记者前来采访”。接待电话和手机号码都在最下面赫然在目。
不过我们并没有拨打那些联系电话，而是按照过去我们在做新闻调查中通行的做法，直接进城，准备去找当事人。
在瓮安城里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挂红袖章的巡逻人员，一些主要街口都站着武警。多处都挂着横幅，上面写着：媒体记者朋友们，你们辛苦了！等等。这些标语都显得很热情，至少表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一种姿态。
但是，采访被要求出示采访证。这个采访证是“628事件处理小组”发的。记者到该部门登记“认证”之后，会领到一个采访证。如果没有这个证，很多地方都不接待采访，尤其是在政府官员这一块。
一开始，我们没走这个程序，没办这个证，导致在采访中阻力很大。到死者家属所在的玉华乡后，当地干部就层层盘问和阻拦。我们拿着自己的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都不行。在死者李树芬的家里，记者遇到了县委宣传部的人，跟他们理论了一番后，他们才勉强同意让家属接受采访。
第二天，我们赶紧赶回县上，把这个证办了。这个证一方面确实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保障，但另一方面，应该也是为了便于他们掌握媒体记者的采访对象和采访动向。
死者家属由当地干部24小时“陪着” 总的来说，这次事件发展到后来，当地政府还是放开了媒体采访。只要办证后，一般就不会直接阻止记者的采访。但7月3日和4日，记者在采访死者的父母和哥哥等家属时，都是当着当地官员的面。有村干部、县宣传部人员坐在一旁全程陪同。
看起来，家属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多说话。有些记者会瞅空儿，偷偷把个别家属叫到一边去，花几分钟时间私聊几句，也许能得到一些东西。不然，家属所说的话，就都是此前在发布会上已经公开的那些信息。
最后公布的事实真相，与此前的网络传言完全不同。当然目前还有一些疑点没有最后公布出来，比如这个女孩自杀的原因动机等等，但基本上排除了他杀、奸杀等种种网上说法，这其实是有利于官方这一边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不让记者自由去采访呢？
我想，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应该是当地官员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希望媒体能尽量从正面进行报道。这样，他们就势必会加强在工作程序上的一些管理。就是说，他们不阻挠记者采访，但想把记者采访控制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
他们更多是希望记者能帮助他们辟谣，通过媒体舆论来稳定人心。但对大批的外地媒体，具体报道内容他们又无法控制，就只能控制采访过程。
这其实还是过去那种传统的思维方式。
后来对那三个现场当事人的采访，是各家媒体联合采访，当然也是有官员陪同。
当事人的说法，也跟新闻发布会的口径都完全一致。
给记者的简报被“过滤” 我们三个记者主攻不同方向，我主做政府官员在该事件中的反应。“6?28”当天对事件的处置，至少从结果来看，是应对失当，没有控制住局面。因此，当地官员对此就比较避讳，不愿意多谈。
7月5日，我提出要采访县里的领导，想了解在6月28日那天，当地县领导对整个事件的详细处理过程。我希望采访当天到达骚乱现场的肖松，他是分管信访和司法公安的副县长。
新闻宣传组的人让我先找事件应急指挥部要简报进行了解。当时每一天都发简报，记载着政府在当天的应急反应工作。
指挥部在另一个地方办公。但我到那儿之后，却被踢了皮球。对方说简报在宣传组也有，又让我回宣传组拿。宣传组的一个主任还不错，冒雨跑到指挥部，帮我拿来了简报。但只有3期。
当时简报已经出了十几期了。给我的这3期，主要讲他们如何做好宣传工作，以及其他类似的表功内容。恰恰我最想看到的，也就是从6月28日到30日这关键几天的简报，全都没有。
毫无疑问，给我的简报是被“过滤掉”的。
“为什么不能给我全部简报？这些简报既是你们对上级的，也是应该对媒体信息公开的。”我当场就提出了这个质疑。但他们回答说，涉及到一些机密问题，比如武警部队的调动，所以不便给记者提供。
这个说法从表面来看可以理解，但总不会那么多简报都在说武警部队的调动吧？
争来争去，我还是没拿到自己想要的简报。
这一块，是我报道中很关键、很缺的一个环节。过后，我只能通过其他多次采访，包括采访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以及一些居民群众（他们在现场拍摄了录像），做了大量工作，才大体勾勒出了6月28日当天下午7个小时之内，这些官员如何反应和处理。
组织十几名老师在网上反击谣言 以前对这种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有很多禁令和惯例。但这次在不少地方都突破了以往的做法。
事件发生后不到1小时，便有网民把现场的视频、照片传到网上。6月28日晚，大量小道消息在论坛、博客里传播，不仅传言当地警方办冤案，还有谣言称死者一位叔叔已被警方“打死”。
于是，这些消息引来了无数愤怒的跟帖。在虚拟社区“天涯”，在人民网“强国论坛”，有关此事的帖子都被狂顶。因为中国人最痛恨的几个因素，在这件事中都包含了：比如说衙内、奸杀、警方不作为，等等。
网络反应让当地官员们陷入了另外一种焦虑。他们开始着手组织反击，虽然已经很被动，但仍然取到了不错的效果。
一些反驳传言的帖子开始出现在网络上。这些帖子大部分出自瓮安的“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十几名熟悉网络的老师特地从县里的学校选调来，集体到网上跟帖，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去辟谣，引导舆论。
这个宣传组的组长为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晓云。据当地一名官员向我介绍，这个宣传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人员上网跟帖，“以贵州的媒体影响全国的舆论”。由于政府网站所在地已被烧了，工作人员只好搬到县广电局的二楼。从全县部分机关、学校选调来的这十几名人员每天负责收集信息，并对失实信息跟帖澄清。
事件应急指挥部的一位官员还介绍说，“除瓮安县外，黔南州每个县、市宣传部也都组织了5名网评员，每天根据新华社消息和公开发表的材料，以灵活多变的形式跟帖引导网络舆论。”
显然，这次当地政府部门开始讲究新闻策略了，这些方式比以前有效很多。
当然，在网上和网下采取的是不同的做法。
在网下对传统媒体加强“引导” 在网下，主要是对传统媒体进行一些引导和限制。这种在现实中对传统媒体的紧盯，感觉就像是一种以攻为守、以进为退的策略，很有技巧。
6月29日，“6?28”事件应急指挥部成立，下设8个工作组，上述的“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即为其中之一，还包括事件调查组、劝说疏导组等。
6月29日一早，新华网发布《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消息，这与以往类似事件发生数日后才予以披露的做法形成了对比。随之而来的，是贵州省及黔南州等本地媒体关于此事的集中报道。
政府针对性的辟谣在事件后第4天展开。7月1日，贵州省政府新闻办、省公安厅等部门在贵阳举行了“瓮安6?28严重打砸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作出以下澄清：1.有证据表明当事女孩死于溺水，并非被奸杀；2.县委书记王勤不是瓮安本地人，夫妇二人在瓮安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等等。
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从6月30日到7月3日，对案件本身的报道，包括采访办案民警、家人和三个在场当事人，都是当地可以控制的贵州省媒体在报，外地媒体则很少能有突破，主要是找不到人。
出于宣传的考虑，当地部门在此后，先后安排了几次外地媒体对当事人的采访。
当地官员已开始反省信息公开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步，但离真正的政府信息公开，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信息公开的渠道和时间方面，都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政府信息公开是要求公开的，但当地官员有一种老的宣传意识，总是想控制媒体。我今天采访的一位政府官员，他对媒体使用的词语就是“监控”、“封堵”，这些词听着明显就是一些旧有的思维习惯。
如果一开始就做到信息公开，可能就不会导致后来的那种局面。
6月22日到6月28日之间，从李树芬之死到成千上百的人们走上街头，政府基本上是失声的。我跟当地官员交流过，他们也承认，政府失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识，更没有这种渠道，或者说，信息公开的这种机制还未有效地建立起来。
在今天（7月14日）的采访中，我刚好跟瓮安县“应急办”的一名主任交流了此事。他们在事后也进行了反思和总结。
他们有一个困惑，即：信息公开对官方来说，往往意味着是一种权威而准确的公开。而公众的要求也是：公开的信息越透明越好，越明确越好。
但对于一个突发事件来说，总是需要有一个调查的过程，这就同信息公开的及时性有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这名主任对我说，现在他们认为，还是更应该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让老百姓听到政府发出的声音，哪怕这种声音并不是权威解答。
因为，在第一时间发出的声音，至少表明了政府方面的一种姿态，给老百姓一个承诺，让人们有信心。群众听到这种声音后，就会认为政府对这件事不会不管。这样就能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背景介绍 贵州省瓮安县一名女学生在6月22日零点“非正常死亡”，当地公安局尸检后认为是溺水。但死者家属不肯接受鉴定结论，且死者亲人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
此后社会上关于“奸杀”、“凶手有后台”等传言越来越多，事态扩大。终于导致6月28日下午，瓮安县发生围攻县委、县政府的“打砸烧”突发性群体事件。因警方称女生当夜跳河时，有男青年正在现场做俯卧撑，被众网友认为太过离奇，“俯卧撑”一词遂风行网络。
6月30日之前，该事件一直缺乏国内正式媒体的详细报道，只有新华社一篇几百字简报。而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消息则层出不穷。
6月30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发表讲话，将该事件定性为“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7月1日，瓮安县政府向全国直播记者招待会，通报他们所确认的情况。7月3日下午，石宗源认为此事件真正的原因在于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以至干群关系紧张，并且认为县政府在此前及此事件中处置不当，对事件的发生与恶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月4日，该县县委书记和县长被免职。（口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维博◎文/《青年周末》记者 马军） (来源：西部网)
(责任编辑：张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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