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日前，深圳市政府法制办邀请来自国务院法制办、香港律政司、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法制办、香港大学等单位的20多名著名专家学者，共同为《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体系》征求意见稿挑“刺”，有香港专家建议公众为政府工作打分。
法治与法治政府多属价值层面的理念要求，总体上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软性系统，对一个地方法治程度的考核难以用硬指标测度。所以，深圳在全国率先构建“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体系”，难免存在一些质疑。
在笔者看来，一个地方法治程度的高低，最终并不体现在用指标计算出来的书面结果上，而真正蕴含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与别的国家法治生成路径不同的是，我们的法治并非经由理念而产生制度的自然演进，相反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制度的移植而带动观念的普及。所以，在一些公务人员还不具备普遍法治自觉观念的背景下，对行政权力的运行进行刚性约束，对政府的治理方式进行法治化考评，硬性指标量化标准仍不失为立足现实的可行性选择。
实践证明，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在2004年出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矢志十年打造法治政府。然而，《纲要》只能给地方建设法治政府提供原则化路径，并不能为我们描述出地方政府的法治形态，更无法为生活在各级政府具体治理之下的公民提供一幅鲜活的法治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构建具体的指标体系，将法治政府的要求细化以增强依法行政的可操作性，体现出地方政府面对外部环境和时代变迁时公共治理的内省，更为引导、评价和预测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一个范本。“一旦体系形成，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标尺，将促使各级政府和公务员朝着某一个方向努力，对依法行政的推进有重要意义。”
在实现法治的各个环节中，政府与老百姓的联系是最紧密的。为政府行为制定法治量化标准亦必须寻求公民意见。对于行政机关建设法治政府的种种努力，老百姓自然会有最亲身的感受和体验，对各级部门依法行政的成效，百姓心中也会“有杆秤”。
所以，构建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必须征求普通市民的意见，只有公民才是评价法治政府的最佳“裁判”。
当然，法治指标体系作为一种官方评价标准，其设计必须科学、合理且符合政府工作实际，因而一般需要由政府法制工作部门牵头，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但如果仅限于此，政府部门就难脱“自己制定标准评价自己”的嫌疑，由运动员制定裁判规则必将伤害到规则本身的公正性。要知道，脱离民意的量化指标很难获得民众的认同，以此为依据评价出来的政府法治指数也难以获得民众认同，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的法治政府图景，固然符合量化标准的计算结果，也与公众的朴素感觉相隔甚远。只有让公众参与到制定过程中，才能增强指标本身的公正性、权威性以及评价政府法治业绩的说服力。
不仅如此，在指标体系制定出来以后对法治政府的实际评价，也理当“让老百姓说了算”。前不久，杭州市余杭区通过量化推出了中国内地首个法治指数，其在法治指数的样本设计上民意的比重最终为35%。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提出了质疑，因为课题组是受政府委托，如何使分数具有公信力？
要想防止指标政绩化，防止出现华而不实的官僚式指数或景观式指数，那么在评价过程中就不能不重视民众的意见，只有植入更充分的民意基因，才能防止这样的评价蜕变成地方官员炫耀政绩的形象工程，才能准确评估出地方政府的法治状态，从而切实推动政府的法治化进程。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