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风雅颂》被指妖魔化北大 作者奋起反击

　　阎连科，中国当代最具立场的作家。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受活》《丁庄梦》《风雅颂》等。另有《阎连科作品集》十二卷，共计五百余万字。曾先后获得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二十余次。其作品被译成十余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出版。

阎连科：我没有妖魔化北大

　　阎连科：写作为了心安

　　文｜SNC特约撰稿吴怀尧

　　当一切公共话语都在以娱乐的方式登场，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时代，总有少数人游离在车水马龙和锣鼓喧天之外，以其鲜明的方式发出独特而洪亮的声音。最近十余年，阎连科和他的创作始终是文化界的重要话题，他的每一部作品推出后都会如定时炸弹般在文坛和读者中引爆，激起闷雷式的回响。2008年7月的一个下午，阎连科在自己的住所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就其成长经历、重要作品以及由此引起的话题和争议，首次做了深度阐释，为公众敞开了通往他精神世界的大门。

　　《风雅颂》未妖魔化北大，教授博士应有文学胸怀

　　吴怀尧：作为你的读者和朋友，我很尊敬你。但一旦录音笔打开，我的身份就是记者，如果问到你不想回答或者不好回答的问题，你可以绕过去，我们聊下一个话题。

　　阎连科：没有问题。没有什么不可以问，也没有什么不便于答。随便是问答的精髓。

　　吴怀尧：先从你的新作《风雅颂》说起，这部出版不到一个月的长篇小说，已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一些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认为，小说借《风雅颂》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有人看完后，义愤填膺地烧了这本书，原因是不看还行，一看就冒火，“他写的就是北大！难道我们的老师真有阎连科说的那么龌龊吗？校长搞教授的老婆，女教师为了当教授，进校长的被窝”……对于这些指责，你怎么看？在你以前的作品中，有没有因为读者对号入座而带来尴尬？

　　阎连科：还有一次。1987年，我以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的家乡为故事背景，写了中篇小说《两程故里》，结果人家全村二百号人，要来我所在的村子打架。这件事情，20年前发生在农村，不识字的农民对说祖宗坏话的人不依不饶，我还能理解。但是，时隔20年，如果高校教授认为这本小说挖了教育的祖坟，写了某某学校，这件事的荒谬，就超出了这部小说本身的荒谬。每个作家笔下的故事，都有其写作的环境和背景，就是说，故事的发生，脱离不开发生的场景。无论是今天的读者，还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朋友，我想，大家犯不上对这件事情多么认真。如果硬说是我写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有什么不可以让人写呢？又不是什么“重大题材”，又不是北京的“红墙”，你们何苦呢？再说，写北京大学的不是我一个人，而且我仅仅是写了个“清燕大学”，这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仅仅因为是一个词语就如此大动肝火，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你们都是教授，都是博士，应该有些文学的胸怀。应该明白，小说的好坏，不在你写了哪里，或像是哪里，不像哪里。好与坏，应该从文学的本身去讨论。不然，就会有些可笑和幼稚。

　　关于杨科这个形象，他无法概括所有的知识分子，但是这样的人物，在高校里其实并不少见。如果你可以正视，高校里边有很多很多事情比我写的还龌龊，只是大家不愿意去面对而已。

　　吴怀尧：那么，你为何要写这本书？

　　阎连科：许多年来，我依靠写作行走，在北京建立了家庭，说起来我还是个作家，却连给我的那些在乡村的侄男甥女们安排打工的能力都欠缺。有时忽然觉得，我的前半生过得如此没有意义，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就是那些招惹是非的文字，总感觉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漂浮’中。一个人在家待着的时候，会经常想家，焦心。这时候，走进脑子的“回家”两个字，就显得格外动情和让人思考。因此，自写完《受活》之后，就一直想以“回家”为灵魂写一部小说。

　　以我个人经历来说，我从20岁离开家乡，现在已经50岁，就是说我在外边“奋斗”、“漂泊”已经30年了，城市里有我的家，有我的户口，有我的妻子、孩子和房子，但这些和“家”似乎又没有关系。你总是坚定的认为，你的家乡，是河南乡村的某个地方，某块土地……可是真回到那块土地的乡村里去，你又发现，那也早已经不是你少年时期的乡村了。真的回到那里生活，也似乎有些不太可能。这就是你意识到，对我们这一代的许多离开土地出来的人，“家”——其实是上下不靠，左右不沾的。这说起来有些酸溜溜的，但事实就是如此。于是，我就有了挥之不去的以“回家”为精神脉络写一部小说的念头。当“回家”的意愿越积越厚，小说的轮廓也就越来越清晰。

　　吴怀尧：《风雅颂》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清燕大学的杨科副教授因发现妻子与副校长的私情而被送进学校的附属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杨科被指派给病人们讲解《诗经》，结果得到大学里从未有过的礼遇——病人们反响强烈，掌声雷动。后来杨科设法飞越疯人院，回到耙耧山深处的老家，县城的坐台小姐成了他的学生和知己……再后来，杨科在一座古城中发现了一首首被孔子从《诗经》中删去的诗，他坐拥诗经古城，收纳各处不为世所容的专家、教授，一座世外桃源般的乌托邦就此诞生……

　　在表达方式上，小说从“关雎”到“汉广”到“终风”，每个章节都以《诗经》中的一首诗名为题，这是一种创新还是另有深意？出版时，书名为什么从《回家》改成《风雅颂》了？

　　阎连科：对我来说，无论再好的故事，没有一个相对合适的结构，没有一个自己认为新鲜的文体，我可能就无法写作。“回家”这个意蕴之念，我一直想写，但苦于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整部小说贯穿起来。在构思小说期间，有一次与朋友闲聊，他突然把话题转到了《诗经》上，一下子使我想到《诗经》不仅是文学上游的不竭之源，而且是中国人文化灵魂的归宿，是中国人用诗歌的形式书写的中国人的《圣经》。这一瞬间，我茅塞顿开，如醍醐灌顶，忽然意识到，完全可以用《诗经》来结构这部小说，完全可以让主人公成为一个高校教《诗经》的教授或专家。

　　当《诗经》成为了小说的一个线索后，还可以与小说本身的故事形成互文效果。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乡河南中原那个地方，曾经和《诗经》有那么亲密的联系。这时候，小说还没有开头和故事的发展，故事的结尾就天窗大开般来到了我的头脑之中。我隐隐看见，故事结尾中的那个“诗经古城”，已经无比辉煌地在向我的故事招手，要我的故事朝那里走去。

　　离开朋友后的第二天，我跑到中关村和西单图书大厦，买了很多关于《诗经》研究的书，回去学习、琢磨了一段时间，就很快动笔写作了。大约用了大半年时间，小说写完了。给一个好朋友王尧看了初稿，他说这部小说的内容，远远不是“回家”二字可以支撑起来的，如果用“回家”为题，就是新酒装进了老瓶里，回到了旧哲学的道路上。《华语文学》在发表这部小说时，林建法先生建议把它改名为《风雅颂》。现在看来，可能叫《风雅颂》是比《回家》贴切得多。

　　吴怀尧：主人公的身份可以有很多选择，杨科为何偏偏是在大学里教授《诗经》的教授？

　　阎连科：其实，当初在选择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时，我也顾虑重重。既然我把它作为我的“精神自传”，那么选择主人公的身份为作家吧，就显得我很自恋。如果让主人公的身份是我比较熟悉的大学中的教现当代文学的教授或说理论家，我又怕惹出许多麻烦来。思前想后，就让他以大学教授和《诗经》研究专家的面目出现了。

　　吴怀尧：你刚才说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你的“精神自传”，你是杨科式的人吗？

　　阎连科：小说中的生活与我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对应关系，但精神逻辑完全是我个人的。

　　我不算知识分子，可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承担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做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我知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同行、朋友，还有那些博学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他们有的缺点我有，他们没有的缺点，我也有。从精神方面来讲，我的人生情境大致与杨科相仿，面对世界、面对社会、面对乡村、面对爱情，杨科的一切，都处于妥协和懦弱的人生状态，他是一种战战兢兢的人生态度和处世之法。

　　吴怀尧：《风雅颂》在今年第二期《西部·华语文学》上首发，它和刚刚出版的《风雅颂》单行本相比，除了“无名湖”改成了“荷湖”，还有哪些修改？为什么要修改？

　　阎连科：变动比较大，《华语文学》发的是初稿，出版前我修改了五六次。最重要的修改，是集中在关于院校这一部分。初稿这一部分我写得有些罗嗦，单行本删去了许多，也更换了一些重要的情节。还有一处最重要的改动，是小说的结尾。因为这个结尾不改，出版社就不肯出版，同时，这一结尾，还吸收了著名批评家、上海大学教授王光东的建议。

　　迟早重写艾滋病题材，不为出版只为心安

　　吴怀尧：据我所知，《风雅颂》的出版也不是很顺畅，辗转了五六家出版社才得以问世，以你现在的知名度，出版社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阎连科：他们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个人非常理解。因为你阎连科是非常敏感又备受争议的作家，就像定时炸弹。谁都不知道出版我的小说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你的《风雅颂》写得如此荒诞，对知识分子是如此的不够尊敬，他们不愿意为此承担什么。当然，如果我是出版社的领导，也许我也会对这部小说婉言谢绝，不予出版。也有出版社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但希望修改。修改意见写得非常认真、细致，我为此感动。而且，相当一部分是正确的，是我应该修改的，但个别有那么一条两条，我无法修改。比如说你的小说阴暗面比较多，调子灰暗和小说里没有正面人物，你说这样的意见让我如何修改？在今天的出版背景下，他们不出版我的小说，也许是正确的选择。可也许，出版了会是更正确的选择。这里，我非常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共和联动出版公司，没有他们敢于承担和百折不挠的努力，这本书就没有今天。

　　吴怀尧：真是无独有偶。1994年，你的小说《夏日落》遭到组织上的批评，你为此写了很长时间的检查。之后，你的创作就开始了不平静的命运。《日光流年》是最叫好的一部，接下来的《坚硬如水》和《受活》，争论此起彼伏，直到今天也没有平息。

　　2005年以来，你的《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相继成为出版事件，不是无法出版，就是出版了无法在书店出售，这在国内的作家当中，算是极为罕见。有评论指出，因为你始终以锐利的目光和创作勇气，突破一个个禁区，体现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应有道德担当。很多人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你写出这些关注民生话题的小说？

　　阎连科：我没有什么承当，也没有以写作去冲破禁区的想法。这是一个读者和作家间的误会。我的写作，只是以我之笔，写我所思；以我之心，书我之文。在我的写作中，我并不考虑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只是考虑什么使我不得不写。不写就会坐卧不安，就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我已经是这么大年龄了，今天的写作，已经不是我年轻时的写作状态。我不会去因为别人而写作，我只为我自己，为我的内心和灵魂。对于现实和我家乡的那块土地，不是我选择什么去写，而是我被选择，而是那块土地只让我写什么和不让我写什么。

　　吴怀尧：两年前的春天，你推出世界上首部艾滋病题材长篇小说《丁庄梦》，引发各界热议。这是一本让人不寒而栗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细节惊心动魄，比如农民在田里耕地时，血头来了，农民就在田地间开始卖血。抽完血之后农民感觉到了头晕，身上没有力气，血头就把他脚朝上，头冲下，身体整个倒过来，给他“倒倒血”，让血回流到头顶，等农民缓过劲来了，就晃晃悠悠地接着去耕地……

　　据报道，这部作品你构思长达十年，期间七次去现场采访，看上去是在写河南一个艾滋病村庄的故事，实际是整个中国农村艾滋病流行地区农民的生活缩影和百科全书。由于题材敏感，出版后不久，它就从国内书店消失。最近，我得到一个消息，你的《丁庄梦》已经被世界上十几个国家买了版权，在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翻译出版后一版再版。尤其在日本，还出版了盲文版《丁庄梦》，并被专业媒体评为去年的全球十大好书。可是，最近听说你对《丁庄梦》并不十分满意，还要重新再写一部有关艾滋病的书？

　　阎连科：今天大家看到的《丁庄梦》确实不是我当初想写的《丁庄梦》。前前后后，几年间我去过河南某艾滋病村有十次之多，也在那里做了不少事情。按原计划，我是要写一部纪实作品，然后再沉静下来，花几年时间，好好写一部虚构作品。可是，《为人民服务》事件后，严重地影响了我近年的写作，也多少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

　　今天大家看到的《丁庄梦》，我觉得它太过温和，没有完全表达出那种真实的惨烈和震撼，还有我在艺术上“没有边界的想象”。可是，尽管这样，这部小说却和《为人民服务》有了同样的结局。这让我总是后悔，总是觉得，早知也是今天的结局，我为什么当时不放开来写呢？为什么不完全放开自己的想象呢？今天的《丁庄梦》，无论它影响多大，都给我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就为了这些，我想，我必须把我在艾滋病村看到、听到和了解到的那些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在合适的时候写出来。不为了出版，只为了心安。

　　现在的问题是，写作了现在的《丁庄梦》，在这一题材上，我的写作激情调动不起来了。这需要我重新开始对这一题材进行新的酝酿和激情与愤怒的积累。但是，无论早晚，我一定会有一次关于艾滋病的新的写作。

　　“我的小说中确实充满荒诞”

　　吴怀尧：在你看来，文学作品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你的作品具备这些品质吗？

　　阎连科：对我来说，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绝对的个性化，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目前我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以后的写作还要进一步努力。

　　吴怀尧：对于同年代一些作家的作品，你看得多吗？你判断作品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阎连科：看了不少，但不会那么及时去看，一般都是喧闹之后找来看。我判断小说的标准非常狭隘，非常不可取。关于一部小说的优劣，对我来说，是你小说中有哪些部分和文学元素，是我无法取代的，是我经过努力也无法完成的。就是说，我喜欢看那些我的写作无法表现和无法达到的作品。我认为，我无法完成的作品，对我来说，都是好作品。莫言、余华、李锐、王安忆、贾平凹、史铁生、韩少功等，他们在艺术上都有不可取代的地方。莫言的《酒国》，里面红烧小孩当然是虚幻的想象，但他这种充满了奇特欢乐景象的想象，我做不到；看《长恨歌》，字里行间那种简洁、准确和适宜，以及扑面而来的诗意，我是做不到的；《许三观卖血记》那种悲痛下面的温暖我也做不到……这些好作品都有我无法做到的地方，这些作家你就得尊敬他。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有你无法完成的元素。我判断作品好坏只有这一个标准，就是他能做到，我不能做到。

　　吴怀尧：你现在阅读情况如何？能不能谈谈你的读书经验？

　　阎连科：我有充分的条件和时间来读书和欣赏各样的小说，各样的书籍，可惜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生吞活剥与狼吞虎咽的精力和胃口。读书变得挑剔而又刻薄。甚至，读书在许多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读书似乎就是为了写作，每读一页，都期望从中抓捞到自己的所需。如果没有，就觉得是一次没有意义的阅读旅行。还有，总是试图要把阅读变为自己生活的日常，而不是命运中的经历，可结果，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再有，如今书是越读越少，阅读人的灵魂，却反而越来越多；对阅读变得苛刻挑剔，而对人际世事，也愈发地苛刻和挑剔。总而言之，我现在的读书经验不可取，太功利了。

　　吴怀尧：如果从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算起，你有将近三十年的写作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文学思潮早已散淡，但文学批评还是习惯于在命名中论述作家作品。对于你，文学评论家们更是绞尽脑汁，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幻想主义、黑色幽默、后现代、荒诞现实主义……如此的命名都和你发生过关系，你觉得它们能否概括你的写作？

　　阎连科：每一次命名，包括命名者本人在内，也不会觉得百分百贴切，但是他需要尝试，需要有一个命名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今天说我是荒诞现实主义，是因为我的小说中确实充满荒诞，而且荒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的小说的重要元素，是我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至于到底是什么主义，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能否写出好的作品。

　　吴怀尧：你平时写作，是整体框架构思好才动笔，还是一边写一边想？

　　阎连科：无论长篇、中篇、短篇，对我来说最初就是一个念头，仿佛星星之火，漫长的构思就是燎原的过程，没有什么规矩可言，一般也没有写作提纲，但是会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和路线图，在脑子里的呈现，这个路线图更多的时候是故事和人物。

　　吴怀尧：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你会反复推敲小说的开头吗？

　　阎连科：只要开了头，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经常看我的小说的读者，可能会觉得第一句话非常平淡，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恰恰这句话会想很久，它是一个线索，透露出整个小说的情感基调和语言基调。

　　吴怀尧：你不只一次表示，写作对你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除了故事本身给你带来痛苦，还和你的身体状态有很大关系吧？听说你有很严重的腰椎和颈椎病，是写作造成的吗？我知道你创作是手写，你是如何克服身体带来的不适？你现在的生活规律怎么样？

　　阎连科：因为少年时的强度劳动，加上后来长期伏案写作，使我的腰椎和颈椎都有病。早些年，写东西的时候，不是爬在床上，就是用一个特制的写作架和写作椅，或者腰上绑上一个用钢板造的宽大腰带进行写作。不能在桌前写，就趴在床上写，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最后只好到有生产残疾人设备的的机械厂定了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现在，身体好多了，已经可以每天坐下写作两个小时，也可以一口气坚持十天左右。但是，近年写作长篇，还是每年都会犯病。写长篇太耗神，这样就只好一边写作一边看病，很烦恼，这也是写作让我痛苦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不写的话，有时会更痛苦。

　　我的生活其实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八点坐下来开始写，写到十点半，差不多能写两千多字。但就是这样的效率我也坚持不了十天以上，到时候就会筋疲力尽，浑身不舒服。基本上，我上午要是不写完就不出门。下午不写，就出去见见朋友，聊聊天吃吃饭。走在小区的时候，看见那些绿色的树枝，心里会很畅快，有时还会垫起脚尖，去够一够。

　　文学启蒙源自红色经典，报考北大集体落榜

　　吴怀尧：你出生在河南嵩县田湖镇，嵩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而田湖是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的故乡。这些年你的写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屡有创新，但写来写去都是围绕那小片土地。看得出，尽管你在京城生活了十余年，但对故土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你的写作中，故乡占什么样的地位？在民生艰难的村庄，你最初是如何与文学结缘并且开始创作的？当时家里支持你吗？

　　阎连科：30多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有些荒诞、奢侈和异类。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绪里，可以饿瘪肚子，不能饱了脑子。因为我大姐常年有病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小说压在枕下。她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红色经典，那个年代能够在乡村出现的书籍，都会神奇地出现在她的床头，都会被我一页页翻阅，当然还有《西游记》《三国演义》这类古典文学。

　　这是我阅读的开始，每每回忆起来，都备感温馨。那个年代，让我发现，除了贫穷的现实世界之外，原来在那些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比如《红楼梦》，看到黛玉葬花、黛玉之死，我也会黯然伤神；看到贾宝玉出走，我会觉得活着真没意思。

　　我最初开始写作，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读到了张抗抗的《分界线》，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张抗抗凭这篇小说从北大荒被调到了哈尔滨，这对我是一个刺激和启发。当时，逃离土地的愿望是支持我奋斗的动力。我白天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父母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害怕我得了神经病，但又觉得这件事可能与众不同。从小我们家里晚上八九点钟母亲是要催着熄灯的，怕费油。家里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我写到深夜，母亲从来没说我浪费过油。

　　吴怀尧：刚才还提到贾宝玉，你看《红楼梦》时多大？当时的情景还记得吗？

　　阎连科：初中二年级吧，应该是十五六岁。那个时候，《红楼梦》书店是没有的。我上初中以后，有个关系非常好的同学告诉我，《红楼梦》是毛主席看的书，其他人没有权力看。后来毛主席有一个批示，有些人又可以看《红楼梦》了。我的同学的哥哥是飞行员，他往家里寄了一套《红楼梦》，我非常想看。有一天，我的同学神秘兮兮地从书包里摸出一本书给我，我一看是《红楼梦》，脸都吓白了。偷偷跑到厕所再看，书的封底上写着“供内部参考”五个字，那时的激动和心跳无法形容。

　　吴怀尧：你上学的时候成绩怎么样？听说你也参加过高考，但是不幸落榜？

　　阎连科：刚开始很差，小学一年级考试，我的语文和数学分别是61分和62分，勉强升级。读二年级时突然好起来，这要感谢我的同桌。她长得特别漂亮，学习也好，经常考90多分，让我心动不已，导致不自觉的努力，期中考试的时候，她94分，我93分，一分之差，只要再努力就可以赶超。遗憾的是，这之后学校就不再考试，升级只需要背毛主席语录了。

　　念到高中时，家里实在供不起，我有个叔叔在新乡水泥场当工人，就介绍我去做工。那时我十七八岁，每天干8个小时，拉板车、运矿石，挣一块六毛钱，想再干8小时就得托关系找后门。叔叔给工头送个烟啊，请他们吃个饭啊，好让我每天干16个小时。

　　有一天，家里突然来电报，只有两个字：速回。当时我父亲身体不好，姐姐也卧病在床，我非常紧张，不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匆匆提着行李就回家去了，结果是高考恢复了，父亲让我去参考。我想这哪能考上啊，父亲说你初中时学习很好，考吧，即便考不上，回来当个村干部也行。我复习了四五天，就走进考场。考完了，在家里天天等通知，等了一个月，盼啊盼啊，结果那年全县没一个考上的。

　　吴怀尧：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集体落榜？

　　阎连科：这个说起来也非常荒唐。那时候出的题目偏于初中，高中的有一部分，我在学校学习还可以，如果填一般的大学有可能被录取，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填志愿，我们的一个老师还说，你们可以报河南大学或者北京大学，报哪儿都行。这导致我们全部考生都写了北大，结果就是你说的集体落榜。这就是命运，对于作家来说，其实，命运是真正的写作，如果那时我考上了大学，不要说大学，就是中专、大专，今天，我就不知道我会干什么了。很感谢，命运没有让我考上大学。

　　在部队仕途无望，上军艺拼命写作

　　吴怀尧：大学梦破灭，打工又很辛苦，所以你选择当兵？

　　阎连科：对。1978年底，我报名参军。当时我的户口簿上的出生日期还是空白。我究竟是哪一年出生的，父母也记不清，回想之下，断定我生在1958年，因为那年粮食大丰收，红薯多得吃不完。母亲说生我时天气特别热，我们大队会计就说那就8月吧。就这样，大队会计就“确定”我为1958年8月24日出生了。早知这样，让大队会计添个1960年，那我就是六十年代了，多牛呀，我就变成六十年代的作家。

　　吴怀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到部队后不久你就开始发表作品，说说其中的机缘吧。

　　阎连科：到了新兵连，连长让大家把各自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相互认识认识，看到我的字写得不错，他就让我去出黑板报。我们的教导员叫张英培，爱写古体诗，他看到我在黑板报上写的顺口溜诗歌，就把我叫去，问我是不是爱写诗歌，我说我爱写小说。他很惊讶，问小说在哪儿呢？我就赶快通知哥哥把那个在老家日夜写作的长篇寄过来。不料，哥哥来信说，母亲在家里烧火做饭，把那东西烧掉了，就剩了中间一部分。这一部分，哥哥给寄了过来，我就没头没尾地拿给教导员看。

　　教导员觉得字数挺多，就把我调到营里当通讯员。那一年，第一次发小说是《天麻的故事》，发在武汉军区的《战斗报》上，大半版，震惊全团。那时候我目标很明确，当了兵就要提干，一定要留在部队，脱离土地，而我在部队唯一的优势就是写作。

　　1979年，武汉办了个文学创作学习班，教导员推荐我去。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小说还分为长篇、中篇、短篇，第一次知道有两份杂志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

　　吴怀尧：后来如愿提干了吗？

　　阎连科：那时有个规定，从越南前线回来的人，立过功的都要提干，结果干部特别多。接着就有文件，说要重视文化，不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提干必须通过考军事院校。而考军校，年龄又不能超过20岁。我当兵时就已经是20岁了。因此，提干梦破灭，我就想回家。村长告诉我父亲，我回去可以当支部书记。这样，当了三年兵，我领了117元退伍费，两个月的粮票，给自己和父母买了衣服，全副武装就准备回家了。已经上了火车，我们团长突然又开了一辆北京吉普，疯了一样开过来大喊：“阎连科在哪个车厢？”见了我，团长告诉我，武汉军区参加全军战士业余演出队汇演拿了第一名，其中有个独幕剧是我写的，为此上级给武汉军区分了20多个提干指标，这其中就有一个搞创作的指标落到了我头上。

　　在火车启动前，团长对我说，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回家，一个星期不回来，就证明你放弃了提干。回来，就是同意。

　　回去后，家里人特别高兴，等我把情况说明，大家又很犹豫，因为那时，毕竟越南前线还在打仗。在县城邮电局工作的哥哥知道了这事，下班后连夜跑了六十里路回来，说“一定要让连科回部队，他爱写东西，回家里一点用都没有，家里有多少的困难我来支持。”由于哥哥做工作，于是，家里卖了头猪，让我还退伍费，我就拿着钱和粮票又回到部队。此后不久参加了一个文化骨干培训班，半年后，也就提干了。

　　吴怀尧：我看过你的一篇文章，在部队，你还干过图书管理员？

　　阎连科：对，在我当兵的第二年，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师部的图书馆，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那是1980年，全国人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小说和写小说。我每天把自己反锁在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把巨大的黑布窗帘拉开一扇两扇，冬天让温暖的阳光透进来，夏天让凉爽的窗风吹进来，躺在用阅读桌拼起来的平台上，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屠格涅夫。对图书馆中18~19世纪的长篇一一过目，爱不释手。俄罗斯文学，我视为世界文学中最神圣的殿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描写大自然风光的段落，如批阅文件样，我整段整段地用笔划出波纹的曲线，并把那些我喜欢的段落抄写在一个红皮本子上。现在回忆起来，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时光，有两件事情让我既感安慰又感后悔：一是引导我最初阅读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50年代的那些革命小说，如北方人爱吃面食，又在饥饿中遇到整笼整笼雪白的馒头和整桌整桌的东北大菜一样，促使我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这就养坏了我有些粗糙的口味，乃至后来读到20世纪的经典著作，如《变形记》《城堡》等，使我压根无法顺畅地阅读下去，更不要说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心灵相通那样的高深之道。就是到了90年代初，我对《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这些小说，也还仿佛北京人并不欣赏南方菜一样，总怀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排挤。

　　吴怀尧：1989年，你已经31岁了，怎么想到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念书呢？

　　阎连科：1985年我就发表过两个中篇小说，那时候发表小说跟现在不一样，能迅速在部队成为苗子，不断参加部队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当时我还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但是和别人对比后，发现差别太大，就上学去了。

　　吴怀尧：1989年到1991年，这期间你收获很大吧？写作情况怎么样？

　　阎连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进一步成名成家，看到莫言红得发紫，心里很激动，成名欲和发表欲望更强，这就是大家说的我写作上的“中篇不过周，短篇不过夜”。当时，确实写得非常多，发表也很畅快。但写着写着，身体不行了，再也无法如以前那样拼命写作了，就落下这些毛病来。

　　写剧本就是为了挣钱，奥运期间离开北京

　　吴怀尧：在你的同辈作家中，相比苏童、刘恒、王朔、北村、刘震云、王海鸰等作家的小说影视改编密度，你的作品很少被改编成影视，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遗憾吗？

　　阎连科：不是很少，是根本没有。关于改编，我没有任何遗憾。这恰恰说明了你的某种鲜明的写作个性。说明你的作品根本不适宜改编。不是说不适宜改编就是好作品，而是说，不适宜改编，也是作家写作的个性之一。

　　吴怀尧：有一种观点，剧本不是文学，由于对创作的限制太多，作家一旦写了剧本也就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莫言也曾说过，写小说是做皇帝，做编剧是做孙子。这些话听上去让人沮丧，但却引人深思。我知道你也做过编剧，写过一些电视剧，能谈谈你做编剧的体会吗？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做自己作品的编剧？

　　阎连科：做编剧的体会，就是写电视剧比小说稿费高。我做编剧，说心里话，就是为了挣钱，弥补一下写小说稿费不足的生活之缺。如果小说的稿费可以填补我家的生活所需，我不会去做电视剧的编剧。因为电视剧不需要有文学，只需要有娱乐，这是我最讨厌的。同时，写电视剧久了，确实就有可能写不好小说，这是我必须警惕的。仅从挣钱这个角度讲，我就不是一个好编剧，也难成为一个好编剧。对于改编自己的作品，改电视剧我不会参加。如果改电影，如果是在我写小说的空档，也许，有机会我会试试。

　　吴怀尧： 你现在基本也是靠稿费吃饭，前不久，在谈到作家是否应该享受免税特权时，你说作家应该回归平民，“那些街边卖油条的都还要纳税”。我想听听你对文学与金钱的关系怎么看？

　　阎连科：先说一个问题，作家在写作上不是应该回归平民，应该就是平民。这一点，我想在我的写作上必须牢牢记住。关于文学与钱的关系，谁都没有权力指责那些以文学挣钱的作者，以文学占领市场的作者。人首先是要活着，其次是要尽可能地活好。我们可以写电视剧挣钱，人家为什么不可以写小说挣钱？我的意思是，我只管自己写怎样的小说，并不管别人写怎样的小说。

　　吴怀尧：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年，你个人也从农家子弟变成文坛名宿，社会的变迁是否会影响你的写作？你今年已经50岁了，说说你对天命的理解和未来几年的计划吧。

　　阎连科：不管社会发生多大的事情，发生多大的变化，对我个人都没有什么影响，我更关心的是文学。其他的经济变化或者文化市场的变化，对我的刺激都没有那么直接。

　　在50岁的时候，我最大的感慨是我最后的写作年龄已经没有多少，以乐观的态度计算，大约还有10年。我是说，60岁之前，我还能写动长篇，60岁之后，就力不从心了。

　　接下来的几年，我会把最重要的精力放在长篇上。无论写得好坏，我想在长篇上继续试试自己爬坡的能力。更具体和详细的计划暂时还没有，但我会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继续长篇的写作，继续一种“放肆”，哪怕骂我的人越来越多，只要我以为表达了我的内心和灵魂。

　　吴怀尧：我知道，你喜欢看NBA篮球赛、看泰生打拳。奥运在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阎连科：我对奥运会毫无兴趣，我会在奥运会期间离开北京，出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歇一歇。老家我还是常常回去，但并不是一种放松。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无处可逃，回老家也有些烦恼，有更多的事情要处理。所以现在，我真是想要逃离，找个安静的地方闲散地待着。

　　吴怀尧：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回到写作上，下一部作品你打算写什么？每一部新作问世后，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阎连科：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兄弟姐妹也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每次回去，他们都说你成天写书，我们也没看到一本好看的。所以，我下一步准备为他们写一些他们看得懂的亲情散文。一部小说出版后，对我来说最担心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处处充满着表扬之声，一种是无声无息。(本文来源：《中国社会新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