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大千的世界，世界的大千

张大千第四任夫人及孩子

　　大千的世界，世界的大千

　　——张大千素描

　　文/张昌华

　　谚云：“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倘用这句话来概括张大千居士的一生，真是绝妙极了，简直有度身定做之奇。

　　“画帝”张大千，徐悲鸿誉他“五百年来第一人”。他面壁敦煌三载，誉毁参半；与毕加索论画拍照，为世人津津乐道；他曾献毛泽东“荷花”，亦为蒋介石绘“松下高士”；他当土匪，却乐做“雅贼”；他做和尚，却不肯受戒；他造伪画，又自曝家丑；他执教鞭，又拂袖而去。

他潇洒，一场豪赌，输掉国宝《曹娥碑》，无颜面对病中老母；他风流，红袖添香至日韩，妻妾成群一大帮；他富可敌国，又贫无立锥之地；他浪迹天涯，印度、日本、阿根廷、巴西、美国，最终归骨台湾岛……

　　张大千对中国画坛的贡献及地位，当由史家评说；兹仅就他人生经历之复杂、之奇特乃至辉煌约略述之！

　　据郑逸梅说，张大千为防人作伪，每五年要换一批闲章，有闲章二百余方。印文颇具个性。本文撷取三方印文做小标题，力图为张大千拼出一幅素描像来。

　　乞食人间尚未归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生于一早已衰落的官宦之家。原名正权，兄妹众多，他行八。其母曾友贞擅书画，以工笔花鸟为著，当地人称“张画花”。张大千6岁，随姐、兄识字、读书。18岁的张大千在外读书，暑假返家途中，被土匪“拉了肥猪”（绑票）。土匪逼他给家里写信赎人时，发现他的字写得十分漂亮。土匪头子突然变卦，撕了信，逼张大千入伙做“师爷”。张大千无奈。一次土匪下山抢劫一前清进士的家，兄弟们抢钱财，张大千拿了本线装书《诗学涵英》，同行者警告“书”、“输”同音，犯忌。他便又摘了张“百忍图”裹着书回寨，闲时便研读《诗学涵英》，人称“雅贼”。张大千在匪窝“韬晦”了三个月，后终觅得一机归来。

　　归家不久，在日本留学的二哥张善子来信，让他也到日本留学。张大千进京都艺专学习染织。1918年学成归来，在上海基督公学教绘画。后经人介绍拜曾农髯（熙）为师学字画。老师为他取学名“爰”。爰者，猿也。名出有典，传大千母亲生他前日，梦见一长髯拂胸老翁，手捧一铜锣向她走来，对她说：“这是给你的”。其母见铜锣上一堆黑乎乎的东西，问：“这是何物？”答曰：“此乃黑猿”，并叮嘱要细心照顾它。语毕，那老者飘然而去。据传这是“嘉善”的黑猿托世。故此，张大千一生爱猿、养猿、画猿。许多画作上总要签一个变形的“爰”字。张大千先后师从曾熙、李瑞清学石涛、八大，晨晓即磨墨，深夜仍挥毫，画艺大有长进。一日，家中来信告知表姐（未婚妻）谢舜华突然去世，张大千失去这心仪的儿时玩伴，悲哀之中到松江禅定寺（一说宁波观宗寺）落发为僧。主持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名“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人性如野马，烧戒如络头。若要尘根净，须从头顶透”。当和尚须烧戒，张大千不愿套上这“笼头”，悄悄地溜出寺院。他的两次异常遭际，为他生命河流中留下“百日师爷”和“百日和尚”两朵闪烁着传奇色彩的浪花。

　　张大千返沪后，上海画界、收藏界正掀起一股石涛热。张大千在老师指点下，潜心临摹石涛。他悟出石涛的精髓是“无法之法，乃是石涛之法”。那时画界作伪成风，张大千也公然作伪。有人推测是他与“三老师”李筠庵共同设计的。1923年开始出售伪作。1925年在沪举办画展，同时设帐收徒。1928年左右他已奠定了在画坛的地位。

　　张大千作伪乱真，引起了社会关注，客观上提升了他的身价，也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有两则张大千作伪的故事流传甚广：1925年冬，画家陈半丁宴请张大千等好友，旨在炫耀自己收藏的石涛精品册页。席间，陈半丁将装裱精致的石涛册页放在案上，扉页上有日本名鉴定家内藤虎题“金陵胜景”四字，众人赏罢啧啧称奇。哪知张大千趋前，略瞥一眼便说：“这个画册，是我三年前画的！”满座皆惊。陈半丁一脸不悦，诘问“有何凭证？”大千如数家珍，将册页内容、题跋和印章一一说出，宾客翻开册页比照，果不虚言。陈半丁尴尬之极，餐会也不欢而散。多年后大千渐感年轻时过于孟浪，说：“那时我太年轻，在那种场合下，是不应对陈先生说破的。”另一则说的是他以假石涛换了黄宾虹一幅真石涛，令有“石涛鉴定专家”之誉的黄宾虹大丢面子。

　　又据与大千有交往的黄苗子说：上世纪20年代末，上海程霖生以专收石涛作品称雄收藏界。一次古董商送来一石涛中堂，索价万元，程不知真假，请大千鉴定。大千说这是他的游戏之作，劝其别买。程便把画退回，说再考虑。不几日，古董商又到程府，云大千看过此画，说是他生平仅见的石涛珍品，愿出12000元。程以为大千那天对他当面说的话是骗他的，目的是想据为己有，马上给画商13000元将该画收购。原来这是张大千的游戏，是和画商合作，以假乱真。连素敬大千的苗子也说“大千狡狯”。张大千后来私下对好友说：“程霖生收藏的一百幅石涛画七八都是我画的。”

　　张大千的伪作充斥坊间，以至一些博物馆的石涛藏品，也有出于张大千之手的。罗振玉、高剑父、吴湖帆等都吃过他的苦头。

　　张大千作伪，招致不少非议。傅雷说这是“江湖义气，可慨可憎。”南宫博说“他首先应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而不要津津乐道作美谈。”齐白石更是不屑。张大千要拜访，齐闭门而拒。世人剖析张大千作伪原因有三：一为利，维持他庞大的开销；二为名，向艺坛权威挑战；三还是为名，炫耀自己的功夫不凡。而苗子的评说比较耐人寻味，他在指出作伪是不道德的同时，又说：“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在复杂的近代社会中，为了艺术的追求，拐着弯走这样崎岖的世路，我想这是可悲悯而不可随意谴责的。” 但奇就奇在，在张大千自曝作伪之前，竟无人识破！

　　二十七八岁的张大千风华正茂，他是大画家，也是大赌家。当时上海有家诗钟社，老板叫江紫尘。那是文人墨客聚会吟诗作画之所，也是赌窟，主要玩一种抽诗条游戏或叉麻将。出入诗钟社的都是社会名流：陈三立、郑孝胥、叶公超、张大千等。江紫尘心术不正，知张大千家藏祖传的王羲之《曹娥碑》，上有许多唐宋明清大书家的题跋，堪称举世无双的无价之宝。某日，江鼓动张大千携《曹娥碑》到诗钟社来让大家共赏。大千好炫，欣然允诺。那天赌博大千手气太背，很快输光了带来的钱。江紫尘“热情”援手，二百金二百金不断地借，大千一下子输掉一千块大洋。江紫尘笑着表示：大千如果愿意以《曹娥碑》抵债，他还愿借钱给他翻本。赌红了眼的张大千继续投注，结果全军覆没。《曹娥碑》也就轻松地成了江紫尘的囊中之物。大千悔恨不已，从此戒赌。后来张大千有了钱，想赎回《曹娥碑》，而江已高价脱手。

　　1936年张大千的老母在安徽郎溪病重，张大千是有名的孝子，与善子轮流端汤送药，侍在床侧。老母忽然想看祖传的《曹娥碑》，大千傻了眼，谎称藏在苏州家中，下次带来。大千丧魂落魄地回到苏州，适同住网狮园的叶恭绰（誉虎）偕友人王秋湄来询老太太病情。大千忧心如焚，述说当年的荒唐和急觅《曹娥碑》事。叶恭绰听了，淡淡一笑：“这个嘛，在区区那里。”张大千一听，如获一根救命稻草，因不便面求，请王秋湄帮忙。张大千提出三种向叶恭绰取得《曹娥碑》的方式：一，原价索回，亦可加价；二，以藏画交换，多少不计；三，如不肯割爱，情商借半月，以慰老母心愿，用后璧还。当王秋湄受托转述张大千的请求后，叶恭绰不以为然：“乌，是何言也！予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从不巧取豪夺，玩物不丧其志；此是大千先德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欲一快睹，予愿以原璧返大千，即以为赠，更勿论值以物易也。”叶又说，《曹娥碑》现存上海，即行赴沪，三日内交给张大千。张善子闻声感动至落泪，与大千一道跪在叶恭绰膝下致谢。而这件事，张大千碍于脸面，一直未与人说，直到40年后的1975年，他在为叶恭绰侄子叶公超的“书画选集”写序时，才告白天下。叶恭绰义还《曹娥碑》让张大千受到教育，使他在做人做事、济友、助人、重乡情方面有许多启发，变得宽厚了许多。徐悲鸿出任北平美专校长时，因扩充校舍要“代总统”李宗仁帮助，代李求画，张大千慨赠画作。叶浅予远行，无川资，他卖画赠之。何海霞当年摆小画摊谋生，得大千的发现与培养而成了大画家。陈巨来为张大千治印多方，张大千即诺陈索画概不收酬；陈早年失恋，张大千为他绘一仕女，聊以寄意；陈老父病重，每日需服羚羊角，他无力供给，大千闻之，作画两幅，只题单款，让陈善价而沽；自1975年大陆政治环境宽松后，大千每年音问，并寄小照给陈巨来，1977年还把陈为他治的印辑成《安持精舍印谱》出版。张大千逝世的前一月，还抱病为老友董浩云的在港灵堂画匾……

　　张学良与张大千不打不相识的故事更为感人。

　　1970年，赴台参加“中国古画讨论会”的张大千，在张群的安排下与睽违数十年的老友张学良晤聚。张大千离台时，张学良偕赵四小姐到台北松山机场送别。就在大千登机时，张学良交给他一卷东西和一封缄口的信。告诉他是一点小礼物，留作纪念，回家再看！张大千性急，在日本机场转机时急匆匆拆开，原来是一幅40年前被张学良“巧取豪夺”去的《红梅图》。大千悲感交集，往事历历在目：

　　张学良素雅好书画。1930年左右，他是北平琉璃厂的常客，购石涛、八大画多幅。后有人告之，市场上的石涛画多为张大千仿作。张学良请人鉴定，果然如此。这倒引起张学良对张大千的兴趣，他“想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1931年秋，张大千到北平的第二天，张学良请他到家吃饭。张大千心中打怵，本不想去，又怕得罪这个权贵，强作欢颜去了。齐白石、陈半丁等名家都在。席间，张学良特请张大千坐上席。大千惶惶不安之际，张学良向来客介绍：“这位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石涛专家。大千先生，我的藏品中就有不少是你的杰作，我上了你多少当啊！”四座皆惊。面对这鸿门宴，大千承认不是，不承认也不是，但在张学良豪迈的朗笑声中，大千化除了尴尬。张学良不再提画的事，还举杯敬酒，幽默地说：“不打不相识，今后我们是朋友了！”

　　张学良的豁达与宽容，给张大千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不久，张大千逛琉璃厂，画商向他推荐一幅新罗山人的《红梅图》。大千喜欢，问多少钱。店主见他是大主顾，狠敲一笔，说300大洋。大千定下，但身上没带钱，约好次日送到府上时钱货两讫。张大千前脚刚走，张学良后脚到了，也看上了这幅《红梅图》。店主告之，此画已被张大千以300大洋买下。张学良一听张大千买了，马上说，“我出500，如何？”店老板不敢得罪张少帅，就坡下驴说：“那就归您啦！”张学良当即把画提走。那边张大千只见一小伙计一脸愧疚地空手而来。听明情况后，张大千叹了口气，他暗想，张学良此举是在报他买假画的一箭之仇呢。1935年张大千游西岳华山，张学良恰驻兵在此，便盛情款待。张大千挥毫送了一幅《华山山水图》。两人握手言和。张大千回北平后，特意用石涛笔法精心制作一幅《黄山九龙瀑》，题上“汉卿先生”答谢张学良。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被囚，他们再也没有面缘。一晃三十多年！

　　张大千拆开张学良的附信，信云：

　　三十多年前，弟在北平画商处偶见新罗山人此图，极喜爱，遂强行购去，非有意夺兄之所好，而是爱不释手，不能自禁耳！现在三十年过去，此画伴我度过许多岁月，每见此画，弟便不能不念及兄，不能不自责。兄或早已忘却此事，然弟却不能忘记，每每转侧不安。这次蒙兄来台问候，甚是愧疚。现趁此机会，将此画呈上，以意明珠归旧主，宝刀须佩壮士矣！请笑纳，并望恕罪。”

　　1949年张大千在港举办画展期间，何香凝造访，邀他为毛泽东作《荷花》，并题“润之先生法家雅正”。蒋介石为此很不悦，这是张大千最初不赴台的原因之一。时局的变迁，迫使张大千“且把他乡做故乡”，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去印度办画展，居大吉岭，“画卖不出，钱借不到”。1952年居阿根廷，又因签证发生麻烦。1953年迁至巴西，构筑八德园。1968年再徙美国加州，修筑环荜庵。直至1978年得老友张群的鼎助，定居台北，修筑摩耶精舍。

　　张大千后半生“长年湖海”，“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成了“行走的画帝”。他的老友方介堪为纪念张大千为卖画跑遍全世界，特为他治了这方“乞食人间尚未归”的闲章。

　　好春长在，好花长见

　　张大千阅尽人间万象，对绘画艺术作不懈的追求。老友方介堪又为他治了一方闲章：“好春长在，好花长见”。

　　自古才子多风流。

　　张大千的倜傥不止在书画上。他出过家，但毕竟是凡夫俗子，“他爱美食、爱热闹、爱朋友、爱赚钱、爱花钱，尤爱美女。”

　　在个人情感生活的册页上，张大千登堂入册的妻妾有四位，有名无实或无名有实者亦众。

　　1918年，张大千的未婚妻谢舜华突然病逝，他伤痛不已，意在终身不娶，即落发为僧。后奉母命与曾正蓉结为伉俪，与乃兄善子同日举行婚礼，成为内江轰动一时的盛事。有木雕联为证：

　　先生皆有才，想腹内文韬，当称一时杰士；

　　新人俱如玉，看头上凤髻，满种并蒂奇花。

　　横批为：

　　洞风情

　　那是张大千出家百日，被二哥善子“抓”回老家后，与母亲娘家的侄女曾正蓉结婚。曾氏是一旧式女人，性格温顺，一味顺从张大千。然两人因文化差异，缺少共同语言，感情平平，加之曾氏进门几年未育，1922年张大千又娶了二太太黄凝素。（一说因黄氏已怀孕与曾同时进门）黄氏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精明干练，且略懂画事。据张氏家谱载：“善伺公意，甚得公欢。虽不善理家庭，而伺公书画，俾公点墨不遗。”所谓“不善理家庭”，指黄氏好赌麻将，大千常与其拌嘴。而黄氏时已为大千生儿育女，自恃有了身价，加之个性较强，有丈夫气概，与大千斗气，不轻易认输。抗战避居岁月，一次因叉麻将与大千由斗嘴升级到动手，竟用铜镇纸打伤大千的手背。大千一气之下，离家出走。黄以告饶化解。后更令大千不能容忍的是，黄凝素在麻将桌上红杏出墙，以致珠胎暗结。当然，黄氏出轨，与大千对她的疏冷有关，两人最终于1947年离婚。1934年，张大千娶三太太杨宛君。此事事出有因：是年春，张大千认识了一位名为怀玉的姑娘，那女子一双纤纤素手，令大千醉心不已，认为那是他画仕女图的最佳模特，一心想娶。但因对方是艺人，家人坚决反对而作罢。是年秋，黄凝素在苏州待产，大千难耐寂寞，又结识了北平天桥下唱京韵大鼓的艺人杨宛君。杨氏芳龄十七，她凝脂如玉的双手，又令大千动容，认为这尤物是天赐他的宝贝，决意迎娶，杨遂成了他的三夫人。大千宠她，以她为模特，确画了不少仕女佳作。他的好友于非闇还特地写了篇《八爷与美女》记之。第四位夫人是与他携手白头的徐雯波。徐本是张大千长女心瑞的同学，喜绘画，常到大千家看他作画，一心想拜张大千为师。大千执意不允。后来张大千坦承：“若当初我收她为徒，哪来第四房太太？”

　　这对年龄相差30岁的老夫少妻，相处倒很和谐。徐雯波豁达、宽容、善良。她始终是大千的一根手拐，寸步不离。令人动容的是，1949年12月他们离开成都时，张大千靠老友张群帮忙，煞费苦心，只弄到三张机票。徐雯波那时已为大千育有一女一儿，一个三岁，一个两岁。徐雯波毅然舍下了亲生的一双儿女，带走了已与大千离婚的黄凝素的三岁女儿心沛。更令徐雯波痛不欲生的是，他们离开大陆不久，女儿心碧病死。儿子心健在“文革”中受张大千“破坏敦煌文物”罪牵连，不堪侮辱卧轨而亡。

　　张大千多情。他还有两段异国情缘。

　　1927年秋冬之交，大千应日本古董商江腾陶雄之邀游韩，认识了15岁的歌舞伎池凤君（艺名春红）。春红时值豆蔻年华，长得楚楚动人，能歌善舞，数月侍大千左右不离。大千作画她磨墨抻纸。大千作画倦了，她献歌舞解其倦乏。大千在那飘动的裙裾中乐不思蜀，在她面前自称“老奴”。大千一度想偕春红回国，但怯于父母和家中二位太太的脸色而割舍。有他作的《赠春红》为证（二首，选其一）：

　　盈盈十五最风流，

　　一朵如花露未收。

　　只恐重来春事了，

　　绿荫结子似湖州。

　　闲舒皓腕似柔翰，

　　发叶抽芽取次看。

　　前辈风流谁可比，

　　金陵唯有马香阑。

　　既不能结百年之好，张大千便赠春红一大笔钱。春红用此款开了家“汉药店”，不再做艺伎，专等大千眷顾。张大千每年都赴韩鹊会，两人的感情持续了十年之久，直至中日战争爆发才中断。1947年，张大千获悉，春红为抗争一日本军官的逼婚，愤然自杀。张大千挥泪为她写了一纸碑文，托友人带去韩国立碑。若干年后，张大千还偕徐雯波赴韩，到春红的墓上去祭拜。

　　另一个红颜知己是日本的山田小姐。她是一和尚的女儿，聪慧、乖巧。1953年张大千与徐雯波赴日购置绘画材料时由画商介绍结识。山田先是充当大千的秘书，后作情人。令人难解的是徐氏竟然默许，认可共组的三人世界；但张大千又不给山田名分。离日后，大千定期给山田汇生活费。这种藕断丝连的关系竟也维持了十多年。导致两人关系决裂的原因，是山田曾接受大陆邀请访华。张大千不想把自己与大陆本就复杂微妙的关系更复杂化，遂斩断了情丝。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张大千的红粉知己，上海名媛李秋君。

　　李秋君系宁波名门之后，与大千同庚，知书擅画，其兄李祖韩是张大千的挚友。1920年始，张大千每到上海，多半住在李府，李家为大千专设了大画室，供其作画。某日，李秋君二伯父李薇庄对张大千说：“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大千一听，赶忙下跪，说“有负雅爱”，坦言自己在原籍已有家室，而且有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委屈秋君小姐！”

　　李秋君一家并未因此而疏远张大千。秋君一如既往，甘心侍奉大千，以致为大千诊病的大夫，误认秋君是他的太太。上海的小报记者捕风捉影，刊登花边新闻，一时哄传上海滩。张大千见之，愧疚难当，李秋君却一笑了之，“始终如最贤惠的妻子一样，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一切。”李秋君终身未嫁。传记作家高阳说：“（他们）除了没有名分以及燕婉之好以外，李秋君处处以张大千的嫡室自居，且亦恪尽其内助之责。李秋君‘守’的是一种变相的‘望门寡’。”李秋君不仅代张大千处理日常琐杂，甚而连“大风堂”收徒这等重要的大事都可做主。大千并将自己的一儿一女过继给她，改姓为李。1948年9月，李秋君50岁生日那天，朋友们有意让张大千也当寿星，两人合庆。著名篆刻家陈巨来特意为他们治了一方合印“百岁千秋”，把双方的名字“千”“秋”与生日蕴涵其中。

　　据说李秋君在“文革”中受到了何香凝的保护，并未遭难。

　　1971年，李秋君病逝于上海。大千获悉后十分悲痛，以“心丧”悼念这位红颜知己。

　　大风堂

　　张大千有多方不同风格的闲章“大风堂”。

　　大风堂，系张大千与其兄张善子共同享用的画室名。一说他们兄弟素敬汉代刘邦的《大风歌》；一说张大千在南京收藏有一幅明代山水画家张大风的画作，崇其简洁、磅礴的高格，故以“大风”命名。当代著名画家谢稚柳、田世光和何海霞都是大风堂的弟子。

　　写张大千，不能不写张善子。善子是誉满四海的“画虎大师”。上世纪30年代，他们兄弟寓居苏州网师园。为画虎，善子养一乳虎，不加锁链，与家人同居一室，被传为佳话。善子是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名士。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捕过。廖承志被国民党逮捕下狱，他营救过。抗战岁月，他画的一头咆哮的雄狮，名《中国怒吼了》，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被印成宣传画送到前线，鼓舞了抗日将士的斗志。1940年他们兄弟在欧美、南洋举办画展100多场，筹募20多万美金捐给国家抗战。罗斯福总统十分钦佩张善子的爱国精神，在白宫接见了他。当善子获知陈纳德将军欲组织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特绘制《飞虎图》赠给陈纳德。陈将这支援华空军命名为“飞虎队”，并用善子的《飞虎图》制作旗帜与徽章分发到部队。“飞虎队”后来名扬中国战场，为抗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善子终年为抗日奔波，积劳成疾，于1940年病逝。

　　张大千十分尊重其兄。大千出名后，一次于醉后画虎，有人认为他画得比善子还好，愿以十倍价请大千画虎。大千酒醒后发誓，此生不再画虎，不再饮酒。有诗云：“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虎。”

　　张大千刻有一方“老董风流尚可攀”（董其昌）的闲章，表明他对艺术的不懈追求。除徐悲鸿推崇他外，时有“南张北溥”（溥心畲）之誉和“徐马齐虾张荷”一说。他的画作为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米兰、柏林、莫斯科等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收藏，为中国画家中所罕见。1956年他会晤毕加索，与其谈画论道，互赠画作并合影，把他的名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晚年张大千曾在画作上钤过“五百年来第二人”，他“一生最识江湖大”。对徐悲鸿的赞誉，在《张大千自序》中说过，“余闻之，惶恐而对曰：‘恶！是何言也。山水石竹，清逸绝尘，吾仰吴湖帆；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畲；明丽柔美，吾仰郑午昌；云瀑空灵，吾仰黄君璧……’”又说：“五百年来第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

　　张大千一生遭人非议的一是“作伪”，再就是“破坏敦煌”。

　　张大千曾借五千两黄金（一说将一批名贵古画典押甘肃银行）三赴敦煌，吃尽千辛万苦。所谓“破坏”，系一次在临摹时，张大千无意中发现一个秘密，一个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外层的泥皮早已脱落，要想看里层精美的画作必须把外层剥落。1941年中秋在陪同于右任参观时，同行者有人把壁画外表层清除……有美术史家认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而有人告状。以致1948年甘肃省议会提案，转请教育部“严办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之张大千”。此事哄传一时，影响久远。后教育部长朱家骅面询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氏否认大千有破坏敦煌古迹之事。”同时敦煌“国大”代表窦景椿也对媒体发表谈话，为张大千辩诬，要求澄清。实际上1949年3月，甘肃参政会对此案已作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坏壁画情事。”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等人出于私怨，将此结论“保密，不予公开”，使之沉睡在历史档案中。后经四川学者、张大千研究专家李永翘耗费数年精力，查出当年裁决书原件，在几十年后，方沉冤大白。

　　追溯张谷“私怨”，那是一则令人愤慨的笑话。当时谷正伦的门生、甘肃地方曹专员（一说陈）向张大千索画，张画一只小鸟栖秀石上，本极有情致，那曹某不懂艺术，却要张大千补笔。张坚拒（一说把画撕了）。那曹专员便私仇公报。张大千后来运壁画摹本返成都，他又刁难。张大千不得已向张群、何应钦求援，方得放行。苗子说：“对于敦煌的发现、整理和保护，大千先生的功绩应当垂之史册的。”

　　作为文人画家的张大千，他是爱国的。除与其兄在国外办画展援助抗日外，1936年5月，他与溥心畲、方介堪办书画篆联展，捐款赈济黄河水灾灾民。1945年日本投降，他兴奋极了，作《喜浪摇荷》，题诗曰：“夫喜收京杜老狂，笑嗤胡虏漫披猖；眼前不忍池头水，看洗红妆解佩裳。”1952年，他在港将国宝《韩熙载夜宴图》等画，以2万美元，“半卖半送”给北京故宫。1981年，四川发大水，他又捐画义卖救灾……

　　张大千为人谦和，但富江湖气。他游戏人间，平时不拘小节，即便是到友人家做客，往往也会随手脱鞋褪袜搔脚痒。他从不介意友人拿他做谈资。他的收藏“富可敌国”，都是不惜血本所得。据何海霞说，大千战后居北平，买一所新宅刚准备入住，忽闻琉璃厂从伪满人员处收来董源、赵佶等宋画数件。大千想买，手中无钱，只好把行将入住的房子又卖了出去，把这批珍品买了进来。有时，为了用钱，他不得不把藏画送到银行去抵押或变卖，不断折腾，以维持日常生活，周济亲友。故他自谑“满架是宝，一身是债”。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

　　张大千后半生到处漂泊，故土时萦心怀：“万重山隔衡阳远，望断遥天雁字难。总说平安是家信，信来从未说平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终于听到家人的喜讯，受他牵连的后辈们平反了、落实政策了，孙辈们有的考上大学了，日子顺心了；他的多种版本画集、传记在大陆公开出版了……

　　1979年末，一日本画家带一瓶从西安华清池温泉采集的水给他，大千激动得流泪，以此水研墨作画；1982年，一美籍人士赠他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大千含泪手捧泥土，供奉于先祖灵前。历史上，远在1940年，张大千应邀为《新华日报》题过报头；40年后，他又应邀为故乡的县志题签。

　　晚年张大千继作巨画《长江万里图》后，1981年又创作长三丈七、宽八尺的巨画《庐山图》。他没有登过庐山，他画的是他心中的庐山，且开笔时间特选在七七抗战纪念日，老友张群、张学良前来助兴。那时他已是八十老翁，右眼已失明。作画时须由家人扶抱上案，趴伏挥洒，备极艰辛，历时二年方勉强完成。生命最后的岁月，他勉撑病躯，给大陆友人李苦禅、李可染和王个簃以及老门生何海霞等12位题赠自己的新作《张大千书画》（四）。题写完这些画册，张大千体力不支，急送医院。在昏迷22天后，于1983年4月2日告别人世，长眠于摩耶精舍的梅丘大碑下。

　　张大千所珍藏的珍贵书画文物全部遗赠给台湾故宫博物院；摩耶精舍也捐给台湾“政府”。

　　大千的世界，世界的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