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不倒翁”谭延闿在1920年

谭延闿书法作品

谭延闿书法作品

　　“政坛不倒翁”谭延闿的1920

　　文/付平 梦渊

　　1920年，夹在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1919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之间，似乎很少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其实，在这个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年份中，也爆发过一场在中国现代史上很有影响的运动——“联省自治”运动。而这一运动的始作俑者就是被称为民国“政坛不倒翁”的谭延闿。

　　在民国时期，谭延闿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尽管现在人们一提起谭延闿，首先想到的是“军阀”二字。

不错，谭延闿的确是湘系军阀的头领，但他可不是一般的军阀。他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会元（即会试第一名），由于在他之前湖南已260年没出过会元，其声名和影响力甚至盖过了那一科的状元刘春霖；随后，他积极推动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俨然又成为清廷的对立面；辛亥革命在湖南取得胜利后，他被人抬上“湘督”宝座，1916年和1920年又连续两次出任这一职位。谭延闿一生最英明的一步棋就是在陈炯明叛变时，他坚决支持孙中山，这让他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得以在宁汉合流后一路扶摇直上，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并在死后也备极哀荣，以国葬之仪长眠于中山陵侧的灵谷寺，蒋介石亲往送葬。

　　这里要讲的故事发生在谭延闿第三次任湘督之时。

　　三任湘督

　　谭延闿是在1920年6月重新杀回湖南，再掌湘政的。三年前，国务总理段祺瑞为了实现其武力统一全国的美梦，免除了谭延闿湖南督军的职务，让其内弟傅良佐取而代之。谭延闿微服前往上海，等待时机。

　　次年春，皖系军阀张敬尧攻入湖南，并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新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湖南期间可以说是坏事干尽，据当时的《民国日报》记载，大兵过处“大半烧残，十室九空，不忍目睹”。他的部队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披着军衣的活强盗”。当上湘督以后，他又大肆搜刮民财。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激起湖南各界的强烈愤慨。1919年冬，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湖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活动。

　　此时的谭延闿已经在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支持下回到湖南一年多了，只是湘军旧部并不是很买他的账，特别是程潜（湘军中派系林立，谭、赵、程三派力量最大），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1919年6月，谭延闿设计赶走了程潜，总算重新成为湘军的总司令，并挂起了督军兼省长的招牌。但他的这些头衔尚无法坐实，因为北京政府认的还是张敬尧，而不是谭延闿；而且，他当时的势力仅限于湘南，顶多还包括一部分湘西。因此，当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以后，谭延闿是喜上眉梢。他马上和当时尚盘踞于湖南的吴佩孚联系，找陆荣廷借了60万元的撤军费给吴佩孚，先送走了这位尊神。接着，步步为营，收复失地。吴佩孚撤了，但张敬尧还想赖着不走。只可惜，皖系的战斗力实在太差，几仗打下来，节节败退。1920年6月11日晚，张敬尧一把火烧了军火库，仓皇逃出长沙城。

　　谭延闿是6月17日进的长沙，但第三次坐上“湘督”宝座的谭延闿日子并不好过，在任湘督的半年里，不说是如坐针毡，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所谓“内忧”，说的是由于分赃不均而引发的他和赵恒惕之间的矛盾。赵恒惕原是谭延闿第一次湘督时截调回湘的，湖南反袁独立失败后，赵恒惕被汤芗铭五花大绑押送到北京治罪，经过谭延闿托黎元洪、熊希龄向袁世凯说情，免于处死，改判三等有期徒刑。这期间，谭延闿对赵恒惕在湖南的家属常常给予物质上的接济，谭对赵家犹如再生父母，赵恒惕的父亲临终时，曾拉着赵恒惕的手，对他说：“谭都督的恩德千万不可忘记。”因此赵恒惕对谭延闿特别恭顺。此次回任湘督，赵恒惕更是功不可没。因为谭延闿毕竟是一个书生，对军事并不在行，打仗他主要依赖赵恒惕。因此，在蜗居湘南之时，谭延闿曾承诺：“将来打完仗，军事交赵（恒惕）负责，民事交林（支宇）负责，本人决不贪图权位”。在进入长沙城的庆功宴上，他还信誓旦旦：“那是赵总指挥躬冒矢石之功，是诸将士奋勇杀敌之功。”那些在湘南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将领被他雄辩而富有感情的演说感动得痛哭流涕。

　　但是，谭延闿回到长沙后却大权独揽，身兼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三职。身处于军阀混战漩涡之中的谭延闿深知军权的重要，不论是被逐外乡，改换门庭，或是高居政坛，都没有忘记控制军队，即使后来离开军职而从政，仍没有放松对军队的影响，他时常笼络军界要人，为己所用。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的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

　　不仅自己一身三职，而且谭延闿“马嘶团”的那群幕僚，也以护驾有功，得到了肥缺美差。所谓的“马嘶团”是因衡阳的马嘶巷而得名，当年蜗居湘南时，吴佩孚招待湖南代表住在这个巷子里，而充当代表的都是谭的一些心腹。“马嘶团”又有“马头”、“马身”、“马肾”、“马尾”、“马蹄”等称号，包括有督军署秘书长吕苾筹、政务厅厅长刘岳峙、矿务局局长萧仲祁、榷运局局长唐支厦等，被称为“马头”的就是谭的幕僚长吕苾筹。

　　而跟随赵恒惕出生入死的军人，自恃在湘南饱尝过枪林弹雨的洗礼，忍受过失败的屈辱，一朝获得抬头的机会，自然也想身居高位，享受美差。但是，这些美差肥缺都被谭派文人占据，他们因此深感怨愤。况且，谭延闿有言在先，他们希望谭延闿实践诺言，让赵恒惕上升一级，大家也可以“水涨船高”。赵恒惕对此更是甚为不快，多次请求谭延闿解除其有名无实的湘军总指挥兼职，谭、赵矛盾已露端倪。

　　所谓“外患”，说得是南北政府，均对湖南虎视眈眈。湘军驱张之后，虽然一时拥有全湘，却并无足够力量保全湘境，假如北军卷土重来，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一次张敬尧败走后，北京政府徐世昌一派虽然乐意将湖南问题解释为仅仅针对张敬尧个人的问题，皖系则将其看作又一次南北战争，一定要下令讨伐湘军，将湖南的“失地”夺回来。更令人不安的是，皖系与南方国民党已有合作的迹象，张敬尧上年已加入国民党，且曾有与程潜联合倒谭的意图，而湘军素来倚重的桂系已自身难保。因此，谭延闿此时既不愿回到日益解体的南方阵营；也不便改变方向投奔北方宿敌；更何况无论附南附北，湘军都将为人驱使，要么成为南方北伐之先锋，要么成为北方南侵之堡垒。

　　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中，谭延闿想起了“联省自治”这招险棋。

　　联省自治的始作俑者

　　联省自治的想法并非始于谭延闿，但联省自治的实践确实是在他的推动下展开的。

　　李剑农先生是当年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在1941年出版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就指出，联省自治运动源于联邦制的构想。当年“袁世凯大权独揽，各省大概皆为北洋系的将军、巡按所宰制，国民党被摧毁，进步党也失去了活动的机会”，于是进步党人“主张扩大各省的自治权”，“想假联邦自治之说，一方面挑动各省反袁的情威，一方面为新派人士谋活动的机会”。袁死后，南北混战，而南北两方又都没有一种可以统一全国的力量，因此，一般士人寄希望于联省自治，以期“脱去军阀割据的混沌状态”，实现统一。

　　所谓的联省自治运动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一种省宪（或名省自治根本法），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在省宪范围以内，非但可以免去中央的干涉，便是省与省之间，也可免去互并的纠纷；甚么大云南主义、大广西主义，都应该收拾起来。第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种联省宪法，以完成国家的统一——就是确定中国全部的组织为联邦制的组织；如此既可以解决南北护法的争议，又可以将国家事权划清界限，借此把军事权收归中央，免去军阀割据之弊”。

　　就谭延闿自己而言，“湘人治湘”这一口号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17年护法运动发端时。其时，谭延闿赶走汤芗铭，重新回到自己在辛亥光复时获得的湘督位置上，他深恐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使北洋势力再度侵入湖南，乃与北京的湘籍要人熊希龄、范源濂等共唱“湘人治湘”的论调。结果被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任命湘人傅良佐为湖南都督，引发了南北战争，谭延闿也被迫去位，但这种以本省人治本省的论调却没有沉寂下去，它深合当时各省弱小军阀的心意，也得到地方议会及社会团体的极力推崇。

　　直皖战争爆发、南方军政府瓦解后，一些名流学者（如熊希龄、蔡元培）看到继护法运动而起的纷乱以及全国政治、军事更加四分五裂的局面，对武力中心主义和中央集权制失去信心，纷纷主张起联邦制来。当时各省团体力争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充满了报纸篇幅。各省自治团体还在北京、上海、天津成立了“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自治运动同志会”、“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等机构。至于湖南省内，各种各样的自治团体更是层出不穷。在此形势下，谭延闿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他很清楚地看到南北两个政府都是徒拥虚名，于是作出了一个大胆举动——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实行自治。

　　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名义发表了关于湘省自治的“祃电”，称：“民国之实际，纯在民治之实行，民治之实际，尤在各省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自治，而后权分事举，和平进步，治安乃有可期。……闿及全体人民，久罹锋镝，难困备尝，欲为桑梓久安之谋，须有根本建设之计”，这个“根本建设之计”就是“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具体办法就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最后，他还呼吁“望我护法各省，一致争先，实行此举，则一切纠纷可息，永久和平可期”。这个祃电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的嚆矢，也就是后来湖南制定省宪法的“经典文件”。

　　此电一发，西南各省军阀为之喝彩，投机政客更把它作为时髦的政治口号。在京的研究系政客熊希龄、范源濂等人，于8月下旬以旅京湘绅的名义致电谭延闿，谓“祃电为根本之言，洞中肯要，非此不足以救湘救国救各省”。他们还请研究系理论家梁启超起草《湖南省自治大纲》和《湖南自治根本法》，于8月28日邮寄到湘，“以备采择”。并建议湘省秉“湘人自决”精神，在南北未统一之前办成自治。具体做法上可由省教育会、商会等动议，举出代表，起草宪法，再照欧美各国先例，交由全国各省人民总投票表决。据熊希龄估计，“湖南提倡自治于前，各省必将热烈响应于后，由此不难达成联治立国”。

　　旅沪湘人也组成了“湖南改造促进会”，此时亦号召湘民“奋起自主”，提出“以湖南地域之文明，湖南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的自治宣言，并要求谭延闿和赵恒惕等诸湘军领袖做到：“第一，能遵守自治主义，不引狼入室；第二，能遵守民治，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此国人之所最希望也。”主张“湘事湘人自决”，宣称“以后南北武人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毋再入湖南境地与湖南人为敌”云。一时间，热闹非凡，这当然是谭延闿所愿意看到的局面。

　　但是，事情并不总是能按照人的主观意图发展，当谭延闿的“祃电”引来一帮湘籍社会名流的喝彩之时，它也引发了普通知识青年广泛的参与热情。一群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借自治的名目，要求实行民主，主张人民自治。他们还借着自治的东风，又是大游行，又是办报纸，又是办学会，又是办书社，把湖南弄得天翻地覆。

　　可以说，刚刚经过了“驱张运动”洗礼的湖南知识界觉悟了，他们并未将希望寄托于这批新来的武人，而是寄望于民众的力量和社会的自救。《大公报》还开设了“湖南建设问题”专栏，让各种意见和主张的人士畅所欲言。这些讨论和建言的重点是：第一，“湘人治湘”的正确解释是“湘人自治”，是要打破军阀专制，建设民治政府。第二，为了实现湘人自治，首先要尽早制定独立的适应湖南环境的省宪法，然后依据省宪民选省长，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民选县长，民选乡长；与此同时，要建立各类自治团体并组织各界联合会，在省宪完成前致力于推进制宪运动，省宪完成后负责监督政府；另外，要大力发展平民教育，建设民治基础，等等。人们相信，只要根据这些步骤进行省自治和城乡地方自治，那么军阀的乱政、官僚的横行，便失去了基础，一切政治的、社会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这年9月，谭延闿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会控制不住局势，决定召集官绅会议来主导湖南的自治运动。13日，他邀集在省官绅30多人，召开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委派委员10人，省议会派议员11人组成“湖南省制起草委员会”或“湖南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共同起草《湖南自治法》。谭延闿本想借湘人自治旗帜，拒南抗北，使自己由被动变主动，超脱南北战争之外，好使自己集中精力，稳固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他何曾想到“联省自治”的逻辑会进一步向下延伸出“人民自治”的主张来，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谭延闿这种通过官绅包办湖南自治的做法，引起了湖南广大群众的不满，10月10日，长沙万余市民举行国庆纪念，并冒雨游行示威，要求谭延闿迅速召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反对省议会和少数人包办制宪。12日，谭延闿邀集长沙各校校长、各报馆经理、各界人士及请愿代表在省府开会，表示愿由各公团推举代表，共同起草宪法会议组织法。自是，湖南社会由上而下充满了自治的空气；而民治主义的声浪，也由知识阶层开始，很快播散到广阔的市民阶层，成为一股强大而不可逆转的民意。

　　这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时毛泽东要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找谭延闿来为书社题写招牌。论官职，谭延闿是湖南督军，一省之长，湘军总司令；论功名，是前清的进士、翰林；论书法，被公认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但打心里讲，谭延闿不想给这个不沾亲不带故，甚至都不认识的年轻人题字。且不说他谭延闿的字有多值钱，单就是前一阵这个年轻人在《大公报》上写文章把他的“湖南自治”骂了一通，就够让他生气的。但“谭婆婆”毕竟是“谭婆婆”，他不仅把字题了，而且，9月9日文化书社开张时，谭延闿还大驾光临，亲自为书社开业剪彩贺喜。

　　令谭延闿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文化书社后来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走上了谭延闿所期望的反面。难怪10年以后，谭延闿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从报纸上看到报道江西的“朱毛共匪”大举进攻长沙城的消息时，不禁向身边的孙科等人一声长叹：“唉，早晓得会这样，当初我去剪什么鬼彩哟?派两个兵去把毛泽东一抓，何至于今日劳师动众?”

　　洒泪离湘

　　人民自发起来的自治是谭延闿所不愿意看到的，但还他有更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他的拒南抗北变成了为南北所拒。

　　谭延闿的“祃电”得到西南各省军阀的附和，四川、贵州等省军阀纷纷采取一致行动——一致不服从北方，也一致不服从广东军政府。这不仅使孙中山团结西南重振军政府的计划严重受挫，也让北京政府颇为不安。因此，南北政府都曾一度试图争取谭延闿。

　　1920年9月1日，徐世昌授意范源濂，劝告谭延闿赞助和平统一，谭以“反对局部谋和、赞成公开议和”作为应付北方的手段。9月，孙中山在上海两次致信谭延闿，“嘱出兵广西，平桂乱以纾两广之患”，并先后派国民党的湘籍旧国会议员李执中、周震麟、李汉承、陈嘉会等回湘活动，争取谭延闿出兵夹击陆荣廷，赞成北伐，但是，谭延闿对他们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让孙中山对谭延闿大失所望。10月，孙中山又派黄一欧协助周震麟等人做争取湖南参加北伐的工作。

　　周震麟、黄一欧回到湖南以后，就召集各军的军官和士兵开会，“宣布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当时驻守省城的军官鲁涤平、陈嘉祐，驻醴陵第6区司令李仲麟，都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伐，各自调遣所属的部队，集结在省城等待命令。但是，谭延闿却沉醉于“湘省自治”的美梦中，对孙中山的北伐态度冷淡，不但不肯出兵，还发出通电，提出“以武力勘祸乱，不如以民治固国基”，反对孙中山的武力北伐。在这种情况下，周震麟、黄一欧等人决定策动湘军将领联合倒谭。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周震麟等人首先想到的是被谭延闿排挤走的湘军将领程潜。程潜虽然离开了湖南，但湖南仍留有他的派系势力，湘军中的李仲麟、廖家栋和林修梅都拥程反谭。

　　10月上旬，曾被谭延闿骗往广东的湖南起义将领林修梅，突然出现于湘西，自称湘西靖国军总司令，要求假道“援粤”。林修梅是1917年9月在湘南首先“起义”的人物，由于受到谭延闿的排斥，离开军队到广东，对谭怀恨很深。正如老报人陶菊隐所分析的，这一军事行动足以破坏湘军对粤桂战争的中立地位，而且有可能掀起湖南内部的政潮。谭延闿不敢怠慢，急忙电请孙中山召回林修梅，孙中山则劝谭与林采取一致行动，共同讨伐“桂贼”。15日，林军进攻常澧。常德守军刘叙彝和澧县守军李韫珩迎战失利，谭十分惊恐，急调心腹第1师第1旅旅长宋鹤庚带兵“讨伐”。尽管讨伐是成功了，但却中了国民党的调虎离山之计。

　　11月13日，程派军人第6区守备司令李仲麟等又在平江策动兵变，军官于应祥等以兵士闹饷为名，枪杀谭延闿的另一名心腹第12区司令萧昌炽。谭延闿派鲁涤平、李仲麟带兵前去讨伐变兵。鲁涤平却按兵不动，李仲麟则联合于应祥和鲁部团长郭步高、张振武，以“除宵小，清君侧”为借口进兵长沙，与程潜旧部第二旅旅长廖家栋里应外合，迫谭下台。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谭延闿只得用缓兵之计，他授意省议会于18日议决废除督军一职，自任省长，推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实行军民分治，“俾得一心民政，促成自治”。与此同时，谭延闿密电第一旅由湘西兼程回省，并电召驻衡阳的谢国光带兵到长沙，以解除危机。

　　在同一天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谭延闿请赵恒惕担任湘军总司令，廖家栋兼任戒严总司令，企图借此来缓和湘军内部的矛盾，取得赵恒惕等高级将领的同情，使他们能自告奋勇地帮其出兵平乱。但是，事与愿违，赵恒惕对于总司令一职不肯接受。更要命的是，对手并不给谭延闿缓冲的时间，11月22日，李仲麟、第3旅第5团团长张振武、第7团团长郭步高、代理第12区司令于应祥发出“兵谏”通电，迫谭下野；原驻平江的游击司令张伟民部，也移驻到长沙东乡大桥，离省城仅30里。而身为第1师师长的赵恒惕对湘军各部的行动始终“不声不响”，作壁上观，但暗地里他派亲信要张、郭两团再进一步，开到小吴门外。

　　至此，谭延闿只得于23日召集军政各界和各团体代表在湘军总部举行联席会议，宣布“本人即日离职，去沪养病，湖南事另举贤能继任；省城秩序重要，请赵师长维持”，并声言“还政于民”。他本来希望赵恒惕或鲁涤平能挽留他一下，但众人默然。谭延闿看到形势对他不利，表示请赵继任湘军总司令，但赵恒惕坚辞不受，他说：“现在在省军官，尚属少数，在外者尚多，复电未到，不识意见若何，倘私相授受，将来何以对各军官？……至于省城秩序，我愿极力担负，如有叛兵来省，我必痛击。”

　　联席会议后，谭延闿向省议会提交正式辞职咨文，并由总司令部搬回私宅。省议会则称省长并非由该会选举而产生，此时也不应由该会批准辞职，因此拒不接受。接下来，几乎所有湘军将领都发出拥戴赵恒惕任总司令的通电，其中只有蔡钜猷、宋鹤庚的联名通电在表示拥赵以外，建议在省宪尚未制定以前，仍请谭留任省长。谭延闿本人亦不愿离省，但程系军人恐中他缓兵之计，扬言要将军队开到省城为畏公（即谭延闿）送行。

　　谭延闿借口料理夫人丧事，请求赵恒惕允许他稍缓几天动身，因为谭延闿的夫人因难产死于上海，谭派人迎柩回湘安葬，此时正在途中。但他最后的这个请求没有得到允许。不得已，谭延闿只得于11月27日登轮离开长沙赴上海。28日，谭所乘轮船在城陵矶附近与运送其夫人灵柩的轮船相遇，无法相靠。后来，谭延闿每次想到此事，都会悲从中来，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自叹“相逢不相见，存殁两难安”，言下不胜凄然。

　　11月25日，赵恒惕在“三推三让”之后接受湘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一轮派系之争以谭延闿出局而落幕。

　　谭延闿走了，但联省自治运动并未结束。在其后的5年里，赵恒惕采取了十分强硬果断的措施，来推进湖南立宪自治的步伐，在裁减军队、整顿吏治、统一收支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