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大幕

　　标语：改革开放30年（三十年三十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中国改革大幕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就是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判“两个凡是”，扭转“左”的执政思想，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并为上述战略决策的执行加强领导组织保障。会议纠正了中共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此次全会上，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人为中央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全会公报特别强调了经济建设问题，要求“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方针的最初表述：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所谓“两个基本点”，也就是改革与开放。

　　在会议召开7个月前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随后在一场短促而激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两个凡是”政治路线在党内外遭到孤立而被抛弃，也使得粉碎“四人帮”近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的价值体系得以真正结束。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排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阴影。

　　这次会议，中共没有大的人事变动，1977年，邓小平的地位还只是党内第三号人物，但74岁的他已经取得了党内外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在当时中国政坛上，也只有这位“三上三下”、“打不到”的小个子，不但在资历上无可争议，而且具有党政军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全面领导能力。全会上，邓的思路和决策第一次发挥了核心作用，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了25次中共中央全会。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非同寻常。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就是因为中国当代历史在这里发生了大转折。

　　会议结束了1957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的，到十年“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毛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奉行“两个凡是”方针，继续“左”的错误，直至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才终于结束了“左”的迷途。

　　这种转折的深远意义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顺利完成了代际传承，毛泽东时代结束，邓小平时代到来；第二个层面，走过21年的“弯路”，中共重申毛泽东1957年的中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论断，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二次事关生死命运的转折点。第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第二次就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共的领袖地位，进而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事实上，纵观近代以来的整个中国史，作为转折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历史意义可能更为巨大。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它标志着1840年以来“救亡”运动结束后，“图强”历史使命的真正展开。（文/宁南）

　　经济特区先行一步

　　经济特区，这个如今已经成为“金砖四国”、“展望五国”以及所有后发国家竞相研究和践行的制度创新，是1979年中国决策者们的政治智慧首创。经济特区可以算是世界自由港区的新模式，以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为手段，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达到促进所在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

　　经济特区的思路，缘于1977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广东的一次视察。当时，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深圳“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邓的反应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也是后来广东经济特区改革的主将，从这两句让当时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话中听出了邓的弦外之音，“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979年1月，吴南生在广东汕头调研时，听到了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加工区、自由港等概念，产生了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的思路。与此同时，广东宝安县也提出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建议。这些设想的碰撞，在当时广东省委间第一次酝酿出了“特区”的雏形——贸易合作区。

　　当年4月，广东第一次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同意和鼓励。邓小平很赞成广东“先行一步”的做法，并提议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5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具体提出《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这份仅有1500字的材料不仅是第一份关于兴办特区的设想方案，同时也是“特区”一词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出现。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中发（1979）50号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文件明确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并指出了先后顺序：“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按照广东省的设想，特区既是一个生产基地，还应该是一个“窗口”、一个“试验场”，中国能够通过这个“窗口”观察外部世界的经济形势、科学技术、市场供求的发展变化，引进、学习和向内地转移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全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特区还是一个培养和向内地输送人才的大学校。

　　基于这些考虑，对10多个可供选择的名称，如自由加工区、出口加工区、边境加工区、出口特区等，经过一番筛选，最终确立了“经济特区”的最后名称。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15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特区条例》在常委会上获准通过。8月26日，也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诞辰。

　　30年来，经济特区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留给世界、尤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成功经验之一。这个概念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运行规则。它是在一国内划定一定范围，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较国内其他地区更加开放和灵活的特殊政策的特定地区。其主要特点是，特区经济发展的资金以利用外资为主；特区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对前来投资的客商给予特殊优惠和便利；国家给特区较多经济自主权。

　　具体到中国的经济特区而言，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企业或个人以及华侨、港澳同胞进行投资活动并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在经济特区内，对国外投资者在企业设备、原材料、元器件的进口和产品出口，公司所得税税率和减免，外汇结算和利润的汇出，土地使用，外商及其家属随员的居留和出入境手续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经济特区事实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示范区和榜样区，成为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的标杆。1988年，在四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中国从广东划分出海南省，并成立了中国最大的特区——海南特区。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在其辖内设立经济开发区，纷纷模仿“经济特区”的思路。这种通过体制外设立新增变量来刺激带动体制内改革的思路，成为以后中国改革的核心思想之一。

　　不过，经济特区历经30年的发展，当时五大经济特区中真正算得上成功的唯有深圳。期间除了天时地利的因素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深圳支持，以及深圳对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主动探索，使得只有深圳才成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代名词。（文/宁南）

　　体改委21年

　　1982年是国务院精简机构的一年，部委总数从52个减为41个。但3月8日，全国五届人大通过决定，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革开放三年多，决策层已经体会到，只有一个独立、中立且有实权的改革政策制定和推行机构，才能在部门和地方利益的“迷宫”中将改革开放推进下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中国的改革精英们提供一个和中央计划经济环境中的官僚部门不同的智囊机构，以便在决策过程中获得最大效率，改变旧体制下官僚机构的利益格局。

　　按照当时的定义，体改委是国务院组成部分，研究、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性专门机构。主要职权包括：

　　综合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对外开放的关系，研究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关系，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组织有关部门和地区拟定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长期总体规划和年度综合实施方案；

　　指导有关部门和地区制定经济体制改革规划；

　　指导地区、部门、行业、企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组织和推动改革开放试验区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规划、组织和指导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干部的培训工作等。

　　1982年5月21日，在原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基础上，国家体改委正式成立，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任主任，薄一波、杜星垣、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任副主任。体改委下设办公室、规划组、试点组、生产组、分配组、流通组、理论组、调研组，主要任务是负责拟定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

　　在其后的岁月中，体改委群英聚集，声名远扬，权势一度凌驾于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等部门之上，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体改委是一个新的部门，没有计划经济下的既得利益，所以改革最坚决，在政策制定中能形成对原有政府部门的重要制约。

　　体改委成立之初，最活跃的机构一度是其下属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这是一个经常可以直接与决策层对话的智囊机构，既为决策者需要创新性的改革思路，也给当时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创造了向上层提出改革政策建议的渠道。

　　1985年初，在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具体操作下，“应当由年轻人为主”的体改所成立，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陈一谘和王小强分任所长和副所长。随后，这个研究所聚集了当时几乎所有有志于改革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包括后来为学的高粱、曹远征、华生、宋国青、周其仁、张维迎，为商的郭凡生、张少杰、李峻、李振宁，为官的周小川，半官半商的卢迈，吴敬琏、厉以宁、王岐山、陈锡文、李剑阁、郭树清、楼继伟等今天的学界和政界权威当时也积极参与该所活动。

　　这些意气风发的“书生”，尽管理论粗糙，却集中针对城市体制改革进行研究，对厂长承包制、价格双轨制、中东西梯度发展战略、沿海开放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西部开放政策、温州体制问题甚至后期直接涉入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都有颇多创新的政策研究成果，而且不仅仅是理论分析，更包括具体的操作程序、操作方案。

　　但到1990年，体改所被合并到经济管理研究所，改造为经济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体改所的大部分成员后来各奔东西，或下海经商，或投奔其他研究机构，或出国留学。

　　与此同时，体改委的改革权力也被大大削弱，对既得利益部门的重要制约能力越来越小。1998年3月，国务院启动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体改委更名为体改办，降格为国务院办事机构。原体改委组织制定企业综合性经济法规的职能，被移交给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经贸委，组织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审批中央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职能移交给国家经贸委，指导和协调地区各类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职能下放给地方政府。

　　2003年，体改办被撤销，并入国家发改委。（文/宁南）

　　“大包干”启动中国改革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部，距县城40公里。解放后，一直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到1977年底，小岗队社员已是一无所有，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行动的都讨过饭。1978年12月，小岗18户农民冒死按下18颗红手印，搞起了“大包干”，揭开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序幕。这个一穷二白的小村庄，由此成为中国改革的列克星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做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被环境逼出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这项由下至上的改革，事实上可以上接1960年代初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经济工作时主张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1977年邓小平重新主政后，其得力助手万里就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安徽调研时曾问过一名农民有什么要求？答曰，吃饱肚子。再问，还有呢？答，把地瓜干换成粮食。深有感触的万里在安徽主持出了一个文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

　　《人民日报》注意到此事，1978年3月2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尽管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安徽的“大包干”还是悄悄干了起来。万里给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打气说：“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

　　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对于包产到户，地方大员们各抒己见，只有安徽和四川公开声明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后，中央发了一个语气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随后，万里进入中央主抓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轰轰烈烈地搞了下去，中国改革大潮也由此浩浩荡荡奔流而出。到1983年，中国农村已有99%的社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也因此迅速发展，从1977年的2.8亿吨，快速增长到1984年的4.1亿吨，年平均增长5.35%，一举解决了中国粮食长期短缺的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量研究表明，在该时期，中国农业增长量中大约有3/4是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其余是农产品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1985年以后，中国粮食产量增长趋缓，不过也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激励作用发挥完毕，而是粮食需求的发展进入了平缓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功绩不仅在于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还表现在让农民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解放了农业劳动力本身，农民有了择业的自由。农村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开始跨区域的大流动，参与创造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奇迹，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也是出人意料的收获。

　　所有这些都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乡村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82%下降到2007年的55.1%，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人数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7年的41.7%。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亟须深化。事实上，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兴于斯、也止于斯。进入新世纪后，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业效益差和土地弃耕撂荒现象严重，都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局限性有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的出发点是解决吃饭问题和市场粮油供应问题，只是赋予了农民土地的经营权，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尽管政策明确30年或50年不变，实际上经常在变或在调整，很难使农民产生“恒产恒心”的“种地和养地结合”的经营信心。

　　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不能向产权制度方向上继续改革，将大大迟滞中国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事实上，改革30年后，“三农”再度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已经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与时俱进和继续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在这方面，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始推广的林权制度改革已经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文/宁南）

　　巴山轮会议

　　1985年9月2日下午，一条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长江游轮徐徐起航。当时还刚刚投入运营的“巴山”轮，是当时国内最好的游轮。游轮上乘客更是群星灿烂——数十名国际国内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他们在一起完成了一次后人所定义的“中国转弯处的脑力激荡”。

　　来自国外的学者比如美国货币问题大师托宾，转轨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部长的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凯恩·克劳斯，英国经济学家伍德，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拜特，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时任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行长埃明格尔，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阿尔伯特，日本兴业银行董事小林实，以及时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主任的林重庚及等等。

　　国内的学者更是新中国三代经济学者济济一堂。60岁以上的中方与会代表是薛暮桥（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安志文（体改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童大林（体改委副主任）、马洪（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50—60岁年龄段的包括戴园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启先（体改委副主任）、周叔莲（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尚全（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赵人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卓元（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吉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50岁以下的年轻一辈包括项怀诚（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洪虎（体改委秘书长）、楼继伟（国办研究室主任科员）、李克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田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郭树清（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

　　汽笛声中，客人们饱览了白帝城、大小三峡、大小宁河的绮丽风光，但此行之意并非山水之间，而是由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和世界银行共同举行的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排除外界任何干扰，游轮从重庆到武汉，一直走了5天，这5天影响了后来20多年，至今余韵未了。这就是被后人称道的“巴山轮会议”。

　　中国改革1979年启动以来，经济飞速运转。但到了1984年第四季度，银行信贷出现失控，投资猛增，物价涨幅达10%。需求过度、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外贸逆差，强烈冲击着决策者。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让老百姓手足无措，出现了疯狂抢购的局面，大到电视，小到火柴，能用不能用都往家里扛。

　　当时面对的现实是，改革并没有把农村的成功复制到城市，尽管《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颁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定，但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怎样进行？城市改革中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怎样处理？怎样应对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对当时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学者而言仍然待解。

　　此次“巴山轮会议”就是围绕着这些议题展开了。但与其说是研讨，还不如说是中国改革的策动者们集体向当时西方经济学家和东欧经济转轨先行者请教。

　　对西方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的来宾们，反复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要汲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教训。他们特别指出，在保持微观的自由竞争活力的同时，达到宏观平衡和社会公平方面，中国有条件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

　　比如，在中国经济改革应当选择的目标模式上，科尔奈的建议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布鲁斯认为，所有制必须多样化，同时国家要保持投资过程的强力控制以保证未来生产力的结构，控制收入分配达到合理的充分就业，控制经济对外关系，保证国外的经济变动不会对国内经济带来大的波动；最年轻的琼斯观点更为独到，中国改革理论上应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恐怕很长时间内不应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资金和外汇的直接控制仍然必要。

　　对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曾任首相经济顾问的凯恩·克劳斯坚持自己的看法，英国战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逐步完成的，首先放弃商品价格管制和物资分配，然后放弃劳动就业分配，最后才放弃外汇管制。而且，放弃行政管制不等于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托宾和布鲁斯在发言中肯定了这些经验对中国改革的意义，指出中国改革要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手段不成熟时要毫不犹豫使用行政手段。但也要防范一种危险，那些临时性的行政控制手段往往容易变成永久性办法，一定要尽力防止。

　　最后，科尔奈给出了自己的忠告，改革不可能是平稳的过程，很可能出现反复和逆转，原因在于：其一，经济体制相当复杂，改革过程中一旦出现大的失误，就会导致经济生活紊乱，此时，最好的办法是用行政手段解决；其二，短期困难几乎不可避免，出现时，为稳定经济而采取某些临时性行政控制手段也是应当，但千万不能因此放弃长期目标；其三，政府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很难改造，因为所谓行政机构就意味着掌握权力，要让它们交出权力相当困难，要克服困难，避免倒退，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决心和意志。

　　23年前的这次会议，客人们的坦诚、主人们的虚心，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改革的思想理论达到了一个数量级的认识高度。20年后的2005年，著名经济学术刊物《比较》再次刊登了“巴山轮会议”最年轻的参与者，当时29岁的郭树清在会后写的综述文章《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谈中国经济改革》。如今的郭树清已经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从后来的改革实践来看，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中国改革的最高决策者们不但从中吸收了至今仍然源源不断的营养，而且具体操作上既有坚持又有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好学生，才有了“巴山轮会议”的意义非凡。（文/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