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莲娣
今年55岁的徐桂华，不是英雄也不是模范，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了几十年，甚至连先进也没当过。如果说特殊，他是这次全站去灾区援助人员中，主动申请积极要求年龄最大的，甚至在全国的防疫队伍中也算是名列前茅。
在同事们的眼里，徐桂华就是一位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人，单位工作干得不优也不差，自己小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老徐特别喜欢用一句歌词形容自己的生活“工作不错家庭不错老婆不错儿子也不错”，于是有人开老徐的玩笑说：“你是都市农民，知足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老婆孩子热炕头。
”对此，老徐不怒不恼偷着乐，心想到了这把年纪，再踏实干两三年退休满好。然而，今年5月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常乐的老徐忽然乐不起来了，一下班就盯着电视看，越看心里越沉，越看越觉得坐不住，“不行！得上灾区为那里的百姓做点什么！”决心一下，老徐忙活开了。老徐怎么忙的？忙出了什么结果？让我们听他自己讲讲。
徐桂华近影刘耀辉摄
“别看数岁大，我可有优势”
那天是5月26号，一上班我就跟门诊部的头儿说：“请会儿假到机关找领导去，我想第三批报名上四川。”没想到我的话一说完，周围有的同事就调侃说我找乐，他们说：“你那么大岁数上灾区，出了问题你救人家还是人家救你？”“上灾区的都是像单爱兰那样的专家，你是打狂犬疫苗的到那凑嘛热闹？没看站里两批支援灾区的一个也没咱预防门诊部的人吗？”我知道他们说得没错，而且也没嘛恶意，但是我的决心已定，而且有足够的理由说服领导。所以，听完他们说，我一笑，还是倍儿自信地去了。
走进机关办公室我找到了站党委工作部主任张丽曼，张主任听完我的请求后，笑着对我说你的精神可嘉，但老徐你的年龄在那摆着啦，灾区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太艰苦，你肯定受不了。听她这么一说我急了，一口气把想了好几宿的理由说出来了：有嘛受不了的？我是岁数大但我身体好，而且调到防疫站之前，我在石油野外勘探队呆过十年，野外勘探的条件比灾区还艰苦，我有吃苦的经验和经历。再说我虽然不是防疫专家，但我在预防门诊部工作多年，会打针和应急处理伤口，这都是灾区目前最需要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我老婆和孩子特别支持我，自打温总理在电视里讲大灾之后要防大疫，这娘儿俩就拿话问我，说我这个干防疫的人为嘛还不报名上灾区。后来他们又听说站里已派了两批，而且天津防疫站还是全国最早主动赴灾区的防疫队伍，更觉得我得争取去。您说我有这么多优势，到底够不够格？我这么一真诚的“逼”，当时张主任似乎也不怎么好再打击我的积极性了，便说：“老徐，你先回门诊部等消息，我一定把你的想法和要求跟王撷秀站长反映。”
说实话，这次我决心要去，好多人问，老徐你吃秤砣了，干嘛这么铁心报名，也不数数自己几十了。也不知为嘛，我根本听不进这些劝，心想四川遭那么大的灾，这叫国难当头，都是中国人就该有一份力出一份力，就像那句名言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干防疫的，不信到那一点没用。同事们说没想到关键时刻老徐境界还挺高，平时怎么也没看出来。这就叫境界高吗？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既是常理也是情理，谁看死了那么多人眼里不流泪？谁看塌了那么多房心里不难受？回到门诊部，同事告诉我电脑里有报名表可以网上报名，我不会电脑那玩意儿，就请他们懂电脑的帮我下载打印一份，然后特认真地填写了自己的情况，尤其在特长方面写得那叫一个细。别说我这些努力一点没糟蹋，三天后也就是29号站领导通知我第三批赴灾区，让我马上回家准备。当时我心里那份激动没法说，就觉得身上特有劲儿。
不知有些事为嘛就那么巧，我们第三批出发的日子是5月31号，偏偏30号那天我那80多岁的老娘被120拉进了总医院，大姐在电话里说，老娘的脑血管又“栓”啦，现正在医院输液，你是长子现在不盯着哪行？！按说老娘这个风烛残年的岁数，而且又有过一次次的脑栓塞史，当儿子的我现在不尽孝嘛时尽孝？现在不守嘛时守？怎么办呢？我想如果此时此刻跟领导说老娘病重的情况，他们一定会让我留下。可是我觉得自己不能够，我想电视电影里英雄们爱说忠孝不能两全，这回我就英雄一把，否则我会一辈子瞧不起自己。我把儿子叫到跟前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儿子说：“爸，您去您的。您是长子我是长孙，奶奶的事我盯着，您到四川就把心放肚里踏实工作。”那刻，我眼里有点湿，心说这孩子长大了。
“到处有感动，人人都尽力”
我们第一站落脚点在汶川县的龙溪乡，龙溪乡的情况虽然比灾情最严重的地方看起来好一些，但实际上危险性更大，否则到这里半个月后，我们就不会奉命与周围几个村的百姓一齐迁移。龙溪乡四周全是山，我觉得自从我们到达后，这里所有山体一直在滑坡，似乎就没停止过。我们住在龙溪村小学的院里，每天的工作是三人一组，往周围的各个山村发放消毒药与注射甲肝疫苗，同时监视疫情与调查水质。
在灾区工作的危险程度，远比我想象的大得多，最危险的就是时刻不停的滑坡。而我们要进分布在各个山坳或山坡上的村开展工作，必须翻过这一座座滑坡的山。面对脚下无数大裂缝小陷坑，面对眼前跟瀑布一样奔涌而落的滑坡，说不害怕那纯粹是瞎话，要我看越说不害怕的人越是最害怕的人。但害怕归害怕，该干的工作一样不能少，这是我们防疫站全体队员在灾区工作的真实写照。那天一早，我和另外两位同事翻山到只有一二百人的龙溪村发放药品和喷洒消毒液，那座山虽然只有2000多米高，有多处在滑坡，而且我们必经的小路滑坡还挺严重，我思忖着跨过这道滑坡不能有一点闪失，万一跨失足了，泥石流把你带走跟玩似的，把人埋了连个包都不会起。“那咱们也得去，谁知道滑坡什么时候才停止，今天的工作今天完。”“没错，越害怕越不敢过，豁出去了可能嘛事没有。”“不能大意，胆大还得心细。咱仨找一处地面相对平整的地方一个个地过，过去一个返身等下一个。脚下要稳，尽量放松。”我想自己岁数最大，应该多说两句，想也要多想点困难。“老徐，我替你背身上的箱子，我年轻。”“打住，谁也别多背，多背危险大不说，箱子里的疫苗摔碎了事就大了。”我一边谢绝一边用眼扫了一下他们两人身上的箱子，看看是否结实。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处危险相对小一点的地方，然后三级跳远似的跨过滑坡，走了三个多小时到达龙溪村。接着我们又去了一个村，回到住地时天已擦黑。
在灾区工作苦是苦了点，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却着实打动人心。在汶川的一个多月，我们天天都要背着药品到各村各安置点巡访调查，所以对路的感觉特别深，这里的路几乎窄到只能通过一个人，而且路的两侧不是在滑坡就是悬崖或川流，特别危险，但在路上只要遇到当地群众，无论他们身上背着多重的东西，有的甚至几十斤上百斤，或者是老年人和孩子，他们无一例外主动给我们让路，你不过他就不走，非得看着你过去他才挪步。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大约六七十岁的老人，他背着全家人的口粮和水少说也得五六十斤。没想到老人还是站到了路边的水洼里让我先过，见我过意不去，他说：“你们从天津那么老远的地方来救助我们，现在这里遭灾了，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能做的只有让让路了。”说罢，老人亲切地笑笑走远了。
如果跟在站里的工作比，我们在灾区的工作的确很辛苦很危险，但我们那份辛苦和危险如果跟武警官兵们比，我都不好意思张嘴。跟我们住一院的还有5位武警官兵，当官的是营长，带着4位战士。他们的工作是保障山上那条乡村路的畅通，那条路也是乡里通各村的唯一公路。在余震不断滑坡不绝的龙溪山，要保障道路畅通岂是一个难字了得。我觉得这5位武警好像从来没睡过整宿觉，他们的身上永远不是土就是泥。山上滑坡动静大了，我们可以看一眼然后该干嘛干嘛，他们不行，他们得冲上山看路有没有被堵，如果堵了要马上清，泥沙堵的用锹铲，石块堵的就得用炸药炸，因为山上没有平地，推土机和“大挠”根本上不去。最让我心疼的是，他们铲泥沙没有手套，炸巨石没有防护镜和口罩。都是二十郎当岁的孩子，除了那位营长岁数上了三十，他们的年龄跟我儿子差不多。除此之外，他们还常常错过了饭口，大师傅下班了，饭也吃完了，他们有纪律还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所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我真看不下眼去了，跟带队的领导说，咱们省一点用手套，把多余的防护镜、口罩拿出来给战士们送去行不行？听我说完战士们的情况，领导说老徐你心真细，没问题你看着办吧。从这之后，只要有机会我都尽量给小战士们送点吃的，我对他们说：“天津防疫站不是老百姓，你们甭怕违反了纪律。”有一回，队里的同志从镇里买了不少樱桃，我拿着自己吃饭的碗给他们盛了一满碗，我跟他们说洗洗再吃，可能是这些小战士生活太艰苦了，而且也不把我当外人了，一人抓一把就往嘴里送，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要说最苦最危险的事都是战士们冲在前，可论条件他们比地方的救援队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了。以前看电视里说，解放军是百姓的靠山不以为然，现在亲眼所见，想不感动都不行。
“不管嘛情况，也得过日子”
按照站里的规定，每批救灾人员在灾区的工作日为十五天，有了这个标准大家的心理准备就是半个月。我们是5月31日到达汶川的，本该6月中旬回天津，可这时传来消息说国务院正在研究各省市对口帮扶灾区的问题，当地领导让我们再多呆一段时间，等对口的省市防疫站来人了我们再走。
为稳定大家的情绪，站领导决定家里有困难的同志可以提出申请提前回津。要说我们防疫站的同志们真够艮的，别看有的小青年急得夜里打手电照星星，在空地上大喊大叫，但最后没一个人要求提前返津。队领导问我，老徐你母亲重病，要不你先回去。我没答应，为嘛？我知道此时此刻一个人先走，会让留下的同志情绪更加不稳，再说在这些同志中我岁数最大，好歹能照顾照顾他们的吃喝。比如，天天早晚烧几壶热水让他们洗洗，每天变着法儿炒几个菜改善一下伙食，再不济说几段笑话让他们开开心。
再说那时候，我已自然而然地成了队里生活方面的“大总管”，有人问：“老徐，菜刀在哪撂着呢？”“帐篷顶上系着呢。”“您怎么系那了？”“老徐，还有吃的吗？”“有，帐篷门口那根杆上挂着面包呢。”“老徐，昨晚上吃剩的咸鸭蛋还有吗？”“有啊，上那个扣着的盆里拿去。”“老徐您真行，我以为昨天我们撂在桌子上没管，也许早让谁扔了。没想到，您给拾掇起来了。”“不拾掇哪行，过日子不能大手大脚。”大伙都说方便面实在吃腻了，一闻着那味甭说吃看都不能看，于是我琢磨把方便面给“改良”一下。我让人买了一兜西红柿，先用油加葱花炒成酱，然后加水再放方便面。面还是那袋面，料还是那袋料，但这么一做味就变了，队里的同事吃得那叫个香，他们夸我：“老徐你够神的，我怎么也没吃出方便面的味来。”听大伙这么说，我心里特高兴，可以说这种高兴从未有过。
大家都有体会，过日子岁数大的人怎么也比年轻人办法多。到了灾区也一样，一个队就是一个家，由于条件所限，当时政府顾不了那么多，所以每支救援队的生活问题基本上都得自己解决。我们刚到时住在龙溪村小学还行，十天后迁移到安置点就不一样了。当地政府给我们安置的“住处”，实际上就是一块离山远一点长着青草的庄稼地。年轻人发愁了，帐篷可以搭，人怎么睡呢？睡在土地上先别说凉不凉的，就那满地爬的蜘蛛、蚂蚁、小虫也够呛。别说，这下野外工作的经验用上了，我三下五除二把一个个大的塑料包装袋拆了，一块压一块地铺在地上，然后把四边压实了免得爬进虫子来。接着又拆了几个纸箱铺在帐篷门口，我琢磨有这么一个“过渡”，帐篷里就会干净一些，而且对电脑和有些设备也好许多。另外，我还把队里所有吃的用的东西全部挂在帐篷上，就连鸡蛋我也不放在地上。为嘛？这地方特别潮湿，而且各种叫不上名的虫子、小动物也格外多，万一东西发霉了或让老鼠之类的咬坏了，那就成大事了。等我干完了，队领导特感慨，说：“老徐，您可真行。这么一鼓捣看着就像个家样了。”同事们也说，有我这么个男“管家婆”，他们放心好多。也许有人认为，我干的这些事有点不像老爷们干的，都是点子婆婆妈妈的事，我不那么看，甭说救灾防疫，干嘛不都得有健康的身体吗？来十个人两天过去病倒七八个，工作还怎么干？！所以，我就擅自决定“别人不负责我负责”，把队里同事们的生活担起来了。让我欣慰的是，我们这批去灾区时间最长、条件也最艰苦，但没有一个生病，大伙高高兴兴地去，平平安安地回，这比嘛不强？！说心里话，我图的就是这个。
吃饺子在咱这平常得不值一提，但在灾区想吃饺子跟想吃唐僧肉差不多难。到汶川一个星期后，我想给大伙包顿饺子改善改善，一来让队里的同事换换口，二来也感谢一下当地照顾我们的人们。可以说包这顿饺子，真是把我所有的聪明才智全调动起来了，没有擀面棍，我让人找几个啤酒瓶洗干净了凑合用，没盖板，把锅盖翻过来用。那天一大早，我就请当地的几位女同志帮忙，剁肉的剁肉，拣菜的拣菜，她们不会和面就我和。然后，我们全队的同事齐上阵包饺子。没想到当地人别说没吃过饺子，有的连看都没看过怎么包，他们好奇地围着看，也有动手试试的。结果，我们那顿饺子包到最后，小的像馄饨大的赛婴儿鞋，五花八门热闹极了，大家包得乐和，吃得更美。最有意思的是，大锅支在露天地，等到要下饺子时天下雨了，眼瞅着到嘴的饺子要改片汤，我灵机一动让人把那把门卫用的大伞挪过来……这顿饺子也许在咱天津没人爱吃，但那天就有人撑得快走不动道儿了，信不信？我一点没夸张。
从灾区回来我体会最深的，有这么关心百姓的政府，有冲锋在前的军队，有无私奉献的全国人民，一定能帮助四川人民战胜灾难重建家园。
徐桂华在四川灾区的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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