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强调：通胀最高点已过 经济开始放缓(图)

新华社发

　　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不断飙升的物价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人们迫切想知道,下半年通胀还会不会继续?经济增长是否因为出口增速放慢而开始减速?未来的政策导向将会如何?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否将会因为经济减速而有些许放松?

　　通胀最高点已过经济开始放缓

　　上周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朗润预测”,17家国内外研究机构预计,三季度我国GDP增速为10.0%,比二季度回落0.2%,CPI涨幅6.1%,比二季度回落1.7%。

　　在这份包括国内顶级经济研究机构券商以及国际投行经济学家作出的预测报告中,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中国三季度通胀率将较二季度进一步下滑,CPI会降至6.1%左右。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其中汇丰银行和中银国际的预测最低,为9.5%。

　　“通胀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在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看来,“下半年CPI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增长也将进一步下滑。”

　　刚刚接替林毅夫接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周其仁也同意龚方雄的观点。他认为,受治理通胀之拖累,增长总要减点速度,因为过去的经济超高运行的速度里,有一部分就是货币过多的结果。“现在为抑止通胀,货币供给从紧,让那部分增长的速度下来,是合乎逻辑的。”

　　“政策方向不是保过去那样的高增长,而是应注意减速不要过快,要给中国经济这个快速猛跑的巨人一个调整适应过程,给特别困难的地区和行业提供必要帮助。”周其仁表示。

　　他认为,这轮经济减速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减速区域分布不平均。过去增长猛的地区和行业现在却出现了经济放缓,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出口部门,这次首当其冲。

　　而这些区域正是中国的出口主要聚集地,因为出口增幅的下降,导致这些地方的经济出现了不断放缓的迹象,不仅如此,这些放缓在未来还将继续。根据经济学家们预测,三季度出口增长为19.7%左右,较上季度22.3%的增长率回落2.6个百分点;预测进口增长为29.1%,较上季度32.4%的增长率回落3.3个百分点。

　　“随着近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调整和力度加大,中国经济正在对多年累积失衡进行修正,表现为外需相对减少、总需求回调、通胀势头初步得到遏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调整确实带来经济收缩的阵痛,给外需产能集中的部分沿海省份带来较大压力。由于中国基本面较好,如果政策适当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取得明显成效。

　　“松货币、保增长”不可取

　　对于下半年宏观政策可能的走向,众专家都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没有理由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松货币”可能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周其仁在解释货币政策为什么不能放松时指出,中国近年逐步显形的通胀,不是财政透支、滥发货币造成的,而是货币政策受制于汇率政策的结果。

　　他告诉记者,固定汇率在很多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建立必要宏观纪律约束不失为一种上选之策,但是2003年以来中国遇到的新情况是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率显著提升、美国经济与美元走软。固定汇率机制迫使央行被动增发了大量基础货币。

　　“当过多的货币未被对冲干净、并得不到利率政策遏制时,在中国经济体内就累积起资产价格飙升与通胀抬头的压力。”周其仁的观点是,真正“过热”的不是经济增长,不是投资,也不是个别产业部门,而是货币,即货币总量过多。过多的货币在经济体内“漫游”,冲到哪里,哪里就“热”。从去年开始就冲进了CPI。

　　“央行总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信贷来控制货币总量。他们总是认为,由于贷款增速和广义货币(M2)增长实在太快,只要管住信贷,就能管住M2。”在周六的会议上,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让改革的压力全部集中在了央行身上。”对此,周其仁表示,其他部门在这轮经济调整中的作用却被弱化,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

　　财政政策可适当放松

　　“目前情况下,财政政策可以适当放松。”龚方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财政政策可能会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上半年的情况看,CPI已经出现走稳趋势,而生产资料价格仍居高位,这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居民生活,但是,如果企业难以承受的话,压力将进一步向消费者传导。

　　全国人大财经委建议,为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可以发挥财政政策稳定消费需求的作用,建议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税率,增加居民实际收入。

　　张立群也建议,应通过减税增支措施,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有针对性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局面下,放宽宏观调控的可能性较小,对某些产业进行局部改动,或者就某些方面进行改革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龚方雄建议,政府可以从基础建设投资入手。“前几年私人投资旺盛的情况下,政府投资份额下降属于合理状况。但是,现在由于私人投资开始下降,因此是增加基础建设的黄金时期。”

　　他表示,政府在私人投资放缓时可以大力发展地铁公共交通建设。等到下半年出口下降私人企业投资放缓以后再增加基础建设投资,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震动。

　　专家们认为,可以实施的政策空间仍然很大。例如主动降低进口税收、降低房地产税收,改革供地机制、发展民间金融、适度开放粮食合法出口等等,都可能快收促进增长成效。

　　“但是,只要在短期压力面前松一松货币,什么结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都难以推进。”对于货币政策,周其仁不断强调,不能松动。“再坚持一下,同时用更灵活的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本报驻京记者吕天玲胡剑龙

　　实习生毕子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