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专家的估计，每年因职业伤害带来的经济损失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5%至4%，而职业伤害给劳动者及其家庭带来的痛苦和困境更是不言而喻的。建立工伤预防、待遇补偿和工伤康复相结合的新型工伤保险制度，是中国工伤保险事业发展的目标。
然而，同约1.32亿的农民工数量相比，目前农民工参保水平不容乐观。此外，我国社会保险管理政策不统一，难以互联互通，保险关系难以转移续接。在各地制定的法规中，有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完整，一些法规的效力、层次较低，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这些都使得农民工群体，无法抵御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风险。
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建设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但是为农民工撑起的保护伞却很小。我们推出这组“农民工工伤保险现状调查”，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紧迫性，从而为他们打造更结实、覆盖面更广的保护伞。
李汉成的小屋只有10平方米，伸手就能摸到房顶。 宋勇摄
农民工工伤保险现状调查
本报记者 刘宏
北京西南一隅，新发地村，大杂院。
李汉成的栖身之所是大院的三十分之一———一间只有10平方米左右、伸手就能摸到房顶的屋子。
“哎呀，这么热的天跑过来，快屋里坐。”带着憨厚笑容的李汉成拄着双拐从屋里出来迎接记者。这个肤色黝黑、浓眉大眼的年轻人长得壮壮实实的，如果不是失去了一条腿，身高1.77米的他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壮劳力。
穿过锈迹斑斑的窄小铁门，屋子里的摆设一览无余。掉漆的写字台、木板床和塑料衣橱都是旧货市场淘来的便宜货，有些发黑的麻将凉席是从院里收破烂的农民工那里以极低的价格买来的。再加上平时做饭用的煤气灶，屋子里已是满满当当。
屋里并不比外面凉快，惟一降温的工具，只是一个极小的吊在床上方的塑料小吊扇。“因为房顶是石棉瓦的，不隔热，吊扇基本上没什么用，白天屋里像蒸笼一样，呆都呆不住。”李汉成略带着愧意对记者说。
单位被吊销
工伤津贴化为泡影 若是在两年前，李汉成对这样的生活还是“很知足”的。
之前他在北京一家私营货运公司做搬运工，卸货时受了重伤，几乎失去了整条左腿。因为公司给上了保险，被定为三级伤残的他，按规定每月能领到1800元的伤残津贴。照这个数目，除去每月280元的房租和日常的花销，他在北京的生活能勉强支撑下去。
妻子已将家里只有7岁的儿子托付给父母，来北京边打工边照顾他。他还能开“残摩”载客来贴补家用，跑得好时每天能挣上三四十元。他说，有了这些，他也可以平静地度过下半生，他想再学一门可以坐着干的手艺，毕竟跑“残摩”是非法的，而且因为截肢部位太高，另一条腿太累不说，路有一点不平就会颠得很疼。
然而，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问题就来了。
2006年，这家私营货运公司的执照被吊销了，公司就没有再为李汉成缴纳保险，当时李汉成并不知情，因为他的工伤津贴是从社保基金划拨到单位，然后再由单位交给他的，单位都是两个多月才给他一个月的津贴。一直到2007年5月，他的工伤津贴被停发，蒙在鼓里的李汉成才听说了公司被吊销的事，而老板此时已不接他的电话了。
“当时我就感觉老板要跑，除了一天给老板打无数次电话，还拖着一条腿一遍遍去当地的劳动局找，都合着一星期去两次了。”李汉成对记者说。
而劳动局给他的答复是：“去找老板，老板把保险给交上，钱就能接着发。”
维权一波三折
保障不应因单位消失而消失 在一趟趟去单位找不到老板之后，一位好心人指点他，去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请求帮助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老板补交保险费，变更伤残津贴的支付方式，转成社会化管理。
“根据《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破产、解散后，一至四级的工伤职工由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常年居住地的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负责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未居住在本市的，可以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负责办理工伤保险待遇手续。”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告诉记者。
但是当时劳动局认为，李汉成的单位只是吊销而没有注销，所以不能转。“今年春节前说的，这一拖半年又过去了。”时福茂说。
今年4月，北京市的一份文件又重新为李汉成带来了希望。
这份名为《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伤保险工作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中规定：“已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依法注销、被关闭、被撤销以及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其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伤残等级为1至4级伤残职工应当办理退休手续，停发伤残津贴，按照《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及相关规定计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也就是说，李汉成的这种情况可以办理退休手续。
然而，当时福茂陪着李汉成和用人单位一起找到劳动局补交社会保险费时，又被告知，这份文件不适用于外地农民工，李汉成的希望再一次化为泡影。
记者就李汉成的情况电话咨询劳动部门时，得到的答复是，农民工发生了工伤，像这样的情况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能为其办理退休手续，目前只有城镇户口的工人享受这一退休政策。
“文件没有说明适用范围，规定也很模糊。”时福茂说，在他们一次次的争取下，劳动局终于同意将小李的工伤保险待遇转到用人单位注册的街道，进行社会化发放，但是不同意为他办理退休手续。这意味着李汉成的伤残津贴跟单位不再有关系，可以直接发到他自己的手里。
7月24日上午，时福茂带着李汉成去劳动局补交了一些证明材料。时福茂很欣慰，因为此事跑了将近一年多，“磨破了嘴皮”，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有了结果，不用担心李汉成没有保障了”。李汉成也很高兴，“本来还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
但是，对于这样的结果，时福茂并不是很满意，“转社会化管理是成功了，但将来李汉成到了退休年龄，可能会再次面临在哪里退休的问题。”他希望李汉成将来不要再因为这种程序问题，又断了生活来源。
在调查中，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农民工工伤保险状况越来越受到重视，参保的外地农民工越来越多，将来像李汉成这种情况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因此，“政策应当对此有一个明确规定。”时福茂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农民工遇到这种用人单位被吊销、破产等情况，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待遇该怎么转、转到哪里去，都应当有详细的规定。
调查札记 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将来最好能够在全国实现跨区域自由转移，无论是北京出这笔费用还是农民工的户籍所在地出这笔费用，都应当建立一个完善的机制，实现全国联网，让伤残农民工享受到该享受的退休政策。这是时福茂他们最大的希望。
实际上，不仅仅是法律条文需要细化，人们的观念也要转变。农民工为了城市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当他们因此遭遇了不幸，就应当让他们享受应得的甚至更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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