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快读
明明“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和把林业培育成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巨大潜力”，可云南省的林农却长期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省启动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不搞“一刀切”，严格依法进行，改革给林业发展松了绑，带来了明显的效果，却也对生态保护带来了严峻考验。
有评论人士指出，改革中无法躲避一个个选择“关口”，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理性，不能头脑发热。
两个建议
进一步建立完善重点公益林补偿机制
尽快出台森工企业转型和生存的政策
本报记者 韩乐悟
“不把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生态保护没有出路。”7月20日，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向正在该省采访集体林权改革的记者们表示。
“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这是2003年云南省提出的林业发展思路。2006年4月，云南开始在9个县(市)试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7年起，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全面铺开。
这场改革仍是循着这一基本思路。正像一位林业官员所说，“说一千道一万，林改的目的是既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又要让山林绿起来。”换句话说，无论是主体改革还是配套改革，都要朝向一个目标：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
怎样才能实现共赢？真的能共赢吗？这对云南来说，已不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更是一场事关生态安全的“生死抉择”。
并不陌生
相似的改革动因和效果 高位推动、落实“四权”、民主决策、依法依规……除了这些已被福建、江西等改革先行试点省反复总结过的经验和做法，云南这场改革的动因及其带来的效果也不陌生。
云南称自己整个林业所处的状态是“大资源、小产业、穷林农”。这实际道出了这场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一方面，云南是全国重点林区和林业用地最多的省份之一。全省山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94%，林业用地面积居全国第二，其中集体林地占林业用地的80%。
另一方面，云南省林业仍然存在产权不明晰、责权利不统一的问题。大部分集体山林林农的经营主体地位没有完全确立，权益未能得到很好落实，农民没有真正成为山林的主人。
两年后，云南人如此总结自己的林改“效果”：机制被激活、产业得发展、林农收入增加、资源得到保护、促进了林业部门职能转变、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农村社会更加和谐。
有数字显示：2007年，全省新增营造林面积610万亩，同比增加206万亩，增幅达50%；全省林业总产值达330亿元，比上年增加39亿元，增长13.4%，特色经济林面积发展到3871万亩；全省森林火灾同比下降18.5%，乱砍滥伐案件同比下降11.8%……
一些民间流行的顺口溜反映了改革前后的变化：
“过去制度太老化，收益小来浪费大，公林好比唐僧肉，大家都想吃一口，有人毁林无人护，乱砍滥伐没有数；林权制度新出台，谁敢乱来受制裁，自家林木自家护，棵棵都是摇钱树。”
“山地分给我自己就是我的钱包了，现在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个山林……”一位林农对记者说。
而据记者了解，这些效果应该只是“初露端倪”，因为据云南省有关部门透露，到目前为止，云南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中，有5个州(市)和35个县基本完成主体改革任务，确权面积17601.35万亩、占全省集体林面积的63.9%，发放林权证面积10287.79万亩，占35.3%。
大理亮点
切实做到3个70%到户 “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感叹。
7月20日，该州林改办工作人员肖丽娟向记者详细解释了大理林改的“3个70%”。
一是农民对山林依赖程度高的山区、半山区，要尽可能地均山到户，力求做到实物到户率70%以上，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二是依赖程度一般和因客观原因不便到户的山林，要折股到户，颁发股权证，70%以上的股权要到户，建设按股投入，收益按股分配；三是依赖程度较低不便于管理的远山、高山的山林，可采取公开拍卖、招标、承包等方式，转让给大户、联户、企业及社会各界经营，其拍卖和承包所得的收益，70%以上必须均利到户，确保林农通过二次分配享有林地收益权。
这几年，从永平县到大理州，一直在林改一线“摸爬滚打”的肖丽娟告诉记者，她最大的体会是“改革要结合实际，不能只看理论，搞教条式的"一刀切"。”
“不搞"一刀切"，但确保执行林改相关政策没的说。”大理州林业局副局长吉向阳说，由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事关广大林农的切身利益。改革涉及林地、林木的处置、分配，涉及农村土地的承包、转让，涉及基层组织的民主决策，必须严格按照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依法进行。
为确保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依法、健康、有序开展，大理州委、州人民政府明确提出，改革要以“三法”(上述三个法律)、“三文件”(中央、云南省、大理州三个相关文件)为依据，改革的方案、内容、做法和程序，都必须在其规定范围内进行，以确保依法改革、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大理州一位林改工作人员说：“现在有的林农法律意识提高了，认为当初纠纷处理不当，适用的法律政策不对，就又来反映，要求我们重新调解。”
永平见闻
造林护林成林农家常话 永平县位于大理州西部，是大理州的“西大门”，山区占93.8%。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0.4%，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20.1%，是典型的集山区、民族、贫困于一体的农业县，属国家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2005年6月，永平被列为云南省9个集体林改试点县之一，同时被确定为大理州加快林业改革发展试点县。
如今在永平，林农的家常话便是造林护林。
据炉塘村支书、村主任毛朝阳介绍，为了管护好均山到户的分散林地，该村三村和大寨子村两个村民小组的42户农户，率先由关系融洽的农户联户成立了“合心组”管护林地，保护生态。各“合心组”聘请诚信可靠、责任心和奉献心强、有山林管护经验的人为“护林管家”，分片负责山林管护，其报酬由“合心组”成员每户每年支付10元解决。目前全村已发展了10个林地管护“合心组”。
“合心组”的每户都可以在自己林地里捡拾野生菌出售，村民王石华靠野生食用菌年收入最多时达2万元。还有40多个农户联合组建蚕桑“合心组”，联合种植蚕桑养蚕增收致富。山背后村民小组还以“合心组”的方式，聘请专人进行管护，对集体水源林进行封山育林。毛朝阳说，“林改后，原来的荒山上都种上了树，现在已没有空地了。”
炉塘村村民肖太红兄弟两家靠发展经营核桃，年收入分别达2万和3万多元。小黑沽村民小组组长毛显武2007年栽下了3000多棵核桃树，“在山上种植核桃，既能恢复生态改善自然，又能发展经济收到效益。”毛显武告诉记者，现在只要家里一来客人，就带他们看山看林，自豪地指点着说，“那片山是我的，那片核桃林是我的。”他相信，山林一定能让他富起来。
其实不仅在永平，在大理、在云南，你总会听到各相关领导算“核桃账”、展示“核桃蓝图”。他们总会说到，“力争到2010年，将核桃树发展到多少多少亩。”
探寻与选择
面对“关口”不能头脑发热 云南上上下下都清楚，这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于林业发展是一次“松绑”机会，同时也是对生态保护的一个严峻考验。“机会”带来的往往是“立竿见影”的“皆大欢喜”，而“考验”却将是为时不短的“时刻不可掉以轻心”。
记者被告知，生态公益林区、“天保工程区”、“自然保护区”(俗称“三区”)中的集体林如何实施林改，如何实施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一直是云南省委、省政府在林改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副省长孔垂柱表示，“不把生态和产业结合起来，生态保护就没有出路。”他认为，生态林、商品林不完全是对立的，一些林种可以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
记者了解到，从公益林划分看，有国家、省、州、县不同层次。云南省在近年的改革中不断调整公益林的比例，有的地方已调整到30%。
采访中，记者多次听到给林业发展“松绑”，在流转、抵押等政策上不应“一刀切”，应有所区分等呼声。有关人士指出，如此“一刀切”的政策还不少，在某种程度上，现行法规对改革已难起到保驾护航作用。
离开永平时，记者们被请求呼吁两个问题：一是建议国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重点公益林补偿机制，加大投入，并将天保工程区纳入生态补偿范围，加强生态公益林的管护；二是建议国家尽快研究出台关于2010年天保工程退出后森工企业如何转型、生存的政策措施。
业内人士称，改革是不断探寻的过程，探寻中无法躲避的是一个个选择“关口”。为提高土地产出率所作的产业结构调整、低产林改造，为平衡林农收益而进行的公益林比例调整，为落实林农林地“收益权”、“处置权”而进行的采伐制度和流转制度的探索等等，无一不面对“发展”与“保护”的权衡。有评论人士指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理性，越不能头脑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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