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2008，对于中国而言，这是风云激荡的五十年。中共中央机关刊也走过了不平凡的五十年历程。从《红旗》到《求是》的这五十年里，党刊见证了自身的变动与发展，见证了中国的变革与成长，见证了中国的艰难与崛起，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风云的变幻。
2008年7月4日上午10时，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求是大院内，《求是》杂志社举行了纪念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暨《红旗》杂志创刊50周年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和离退休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等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的最高层全部出席大会，李长春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胡锦涛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这50年来中央机关刊的地位和作用：《求是》暨《红旗》杂志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自创刊以来，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规律作出了艰辛努力。同时，对《求是》杂志今后的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并寄予了新时期的厚望——紧紧围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这一战略任务，下大气力创新思路、丰富内容、改进文风，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李长春对《求是》杂志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求是》杂志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要牢牢把握党的理论宣传的正确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动党的理论宣传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深入总结和宣传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继续推动解放思想，不断赋予党和理论宣传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是一场简朴而隆重的纪念大会，凝聚了五十年的厚重。200多名求是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和离退休老同志共同见证了这个重要的时刻。
从《红旗》杂志到《求是》杂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中央机关刊已经走过了50年的不平凡历程。
毛泽东一手创办《红旗》 沙滩北街2号大院，这里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这里正式创刊。
建党后，《向导》、《斗争》、《实话》、《解放》、《共产党人》、《群众》等多种党刊先后问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自从1947年解放战争在全国全面打响后，直到1958年6月的这十余年间，党中央一直没有直接出版机关刊物。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办一个理论刊物逐渐成了党内的共识，其中，对创办党刊最为关切的是毛泽东主席。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1月16日的发言提纲中就列有“办刊物”一项，1月21日在发言提纲中，又提“考虑出刊物的问题”。同年3月8日，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项就是“出版杂志——理论刊物问题”。
不久后的4月，中央发出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在此之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作出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同时，毛泽东还为《红旗》题写了二十多幅题头，并特为此写信给《红旗》：“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他还在自己题写的其中两幅“红旗”字旁，注明“这种写法是从绸舞来的，画红旗”，另一幅旁写有“比较从容”。后来，从其中选出了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这也是毛泽东决定的(据国家历史博物馆资料)。
“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写，也不会去看书了。”
不为人熟知的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曾提出要办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倡议。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毛泽东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来源。
1958年8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正式出版，总部设在布拉格。它比《红旗》杂志创刊晚了两个月，中国参与了这份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刊物的创办，但在中苏公开论战期间，又退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对此，毛泽东后来认为，过早地退出这份刊物，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理论工作的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他对待《红旗》的认真态度。
《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它的影响力与毛泽东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在杂志正式出版后，毛泽东继续对《红旗》给予经常且具体的关心和扶植，包括为《红旗》写约稿信和编者按。他不仅同意将自己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而且此后还不断向红旗推荐文章。1958年7月3日，他对一封调查研究的信写了评语，说：“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此后，该信以《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为题，刊登于《红旗》1958年第6期上，内容有关于农村早稻生产、群众路线和大字报运动问题。
毛泽东不仅亲自为《红旗》选取、推荐文章，对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词句、凡需修改的，都一一动笔改定，需要强调的他都加写增补，有时还为编辑部写按语。毛泽东看《红旗》十分细心，一旦发现错误就会写信给编辑部要求予以订正。1958年6月4日，他写信给《红旗》总编辑，指出“红旗创刊号第四页第六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及自动化专业总支委员会写的题为《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于11月28日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在12月6日将此信改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代为约稿。信全文如下：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点，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在《红旗》创刊后的头几年的版面上，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几个作者的名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写思想评论的施东向，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这三个集体笔名，在当时的读者群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使用集体笔名的好处是，可以集中集体智慧，在时间短、任务急的情况下较快地完成写作任务，而且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扩大文章影响。
事实证明，这些集体笔名也确实体现出了他们的作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时期，新使命 文革期间，《红旗》成为那个时代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关注的“两报一刊”中的“一刊”，那一时期，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定都首发于“两报一刊”。《红旗》和全国其他部门、单位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革影响。
1964年到《红旗》杂志社工作的荀春荣对那个时代记忆犹新，那一年，后来成为《求是》副总编辑的荀春荣从北大毕业后来到《红旗》任当时的第八组编辑。荀春荣回忆，整个杂志社的工作完全回归正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这个时期的《红旗》每期都有经济建设的文章，主要的基调为“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重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改革势在必行”等，为当时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事业鼓与呼。
在此期间，《红旗》也开始注意科学技术及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荀春荣从1985年开始担任《红旗》杂志科教文编辑室的副主任。回忆当时科教事业的红火，他感慨颇深：“当时"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不久，但已经获得了相当多人的支持，全国上下对待科学、教育都十分地重视。《红旗》紧跟形势，在这方面发了许多文章。”
在荀春荣看来，那个时候，邓小平提出将教育作为当时的一个重要工作来抓，是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所至。“当时百废俱兴，谁都说要发展经济，但是怎么发展经济呢？当时邓小平同志强调科技，强调教育。”
荀春荣说：“抓得太准了！”
邓小平为《求是》题写刊名 1988年5月30日，中央决定：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
是年6月16日，《红旗》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7月1日《求是》创刊，邓小平为《求是》杂志题写刊名。《求是》创刊总的指导思想要求是，以改革总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
这一变革，被认为是80年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之一。
后来的《求是》总编辑苏星主持了《红旗》杂志的最后几期的工作，在按计划继续出版《红旗》杂志的同时，新刊物的筹备工作同时展开。
在荀春荣的记忆里，“当时港台和国外的一些媒体造了很多舆论。在他们看来，《红旗》就是"左"的代表，对《红旗》撤刊十分高兴。在大陆的一些党员群众当中，也冒出了一些想法，认为撤销当年毛泽东一手创办的《红旗》是不是要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个前奏？”
面对众多的猜测和争议，1988年4月30日，苏星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他解释，《红旗》改为《求是》的主要原因是为适应改革新形式的需要。而以求是为刊名，更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也更符合理论刊物的性格。
苏星后来才知道，这个刊名是李瑞环的创意。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开会，李瑞环告诉他：“你们那个《求是》的名字还是我起的。”
那是1988年上半年正在开人大常委会时，胡启立坐在李瑞环身边，拿着一个写了一大堆刊名的单子琢磨。胡对李说，新刊还没有一个好名字。李想了一下，就在那个单子上写了两字：求是。没想到，这两个字竟被中央采纳了。
创刊初期，《求是》杂志的宣传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改革、理论探讨和研究以及引导社会舆论等四个方面，经济建设的宣传成为重中之重。杂志在经济建设的宣传上，刊登了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贯彻治理整顿方针、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文章。
《求是》也初步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例如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是非问题上态度的谨慎，理论色彩比较浓，探索性突出，可读性较强。
胡锦涛为《求是》确定办刊方针 1989年7月28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原来党中央委托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改为党中央主办。9月1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在目录页上标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字样。
《求是》杂志恢复了与其前身《红旗》同样的地位和使命。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名的南方谈话，成为了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又一个里程碑。
1992年第6期《求是》杂志已经先于南方谈话传达之前引述了邓小平在谈话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要求我们的思想再解放一些，胆子再大一些……今后的改革开放任务更重，难度更大，许多问题已进入攻坚阶段，思想不解放，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敢冒风险的胆识、气概，是很难打开局面的。对于那些至今仍在妨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习惯势力和习惯作法，要敢于去破；对于那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事情，要敢于去办。看准了的，就大胆去闯。胆子不大，顾虑太多，是迈不开大步，办不成大事的。”
之后，《求是》对贯彻、落实邓小平的重要谈话和十四大精神展开了密集的宣传。在评论员文章《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坚持两手抓》以及《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多篇文章中，《求是》充分论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许多重要观点。
1992年9月，红旗出版社将这些文章共25篇汇编成《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体会》一书，供广大干部学习参考。
1999年11月25日，胡锦涛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求是》杂志社工作汇报时提出了“坚持政治家办刊原则，高举旗帜，贴近实际，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办刊方针。
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求是》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其权威性和指导性日益增强。中央的最高领导层也一如既往地给予关怀和支持，江泽民经常为《求是》杂志提供重要稿件，而从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每年都会审定一篇自己的重要文章，作为《求是》专稿在新年第1期首发。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进入新世纪后，《求是》依然是“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党刊的理论宣传就跟进一步”。
回顾总结《求是》暨《红旗》50年波澜曲折的发展历程，《求是》杂志社社长李宝善深情地说：“从《红旗》到《求是》，一直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是党在宣传思想战线的重要阵地。《红旗》的30年和《求是》的20年，深刻反映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通过纪念《求是》暨《红旗》创刊50周年，确认《红旗》是《求是》的前身，对于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进一步增强全党的理论自觉、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对于扩大党中央机关刊的社会影响、进一步办好《求是》杂志，都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一定要以创刊50周年为新起点，以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己任，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改进工作，不断提高杂志质量和办刊水平，让党中央放心，让广大读者满意。”(记者 王帆 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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