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命运与国运

　　奥运、命运与国运

　　本刊编辑部

　　对真正“强种强身”的强者，“能比”当然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对“比什么”“怎样比”的规则制定有话语权，推动体育和奥林匹克更多地复归拼搏、参与的本义，复归挑战自我、追求和平的普世价值

　　“我能比呀！”---奥林匹克这个迷人的“洋词”，在今天的中国几乎童叟皆知，而在百年前“奥风”东渐之初，国人给出的最早译名却是这四个普通汉字。

　　译名传神更传心声，在中国早期翻译史上不是孤例。奥林匹克传入中国，正逢国贫民弱被讥为“东亚病夫”之时。“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竞技体育一开始就注定了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如影相随。“我能比呀”表达了一个民族不平则鸣的呐喊。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一届奥运会？”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发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

　　这位实践体育教育理念的南开之父深刻地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中国之国土、天产，无一不及外人，所以不如人者，只有人的陶铸”。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也曾痛陈：“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

　　强健我国民，陶铸我国人，屈辱的近代史，让竞技体育和现代奥林匹克在中国自然地被赋予了振兴我民族的使命感和符号意义。

　　虽然拯救民族危亡的第一要务让这符号长时间隐身，但梦想只是暂时沉睡，却从未熄灭。到了改革开放再造青春中国的新时代，这梦想被重新激活。

　　立在中国第一学府北大的一块石碑，最典型地铭刻着被激活的梦想。这块 “振兴中华”的石碑写着这样的碑文---“1981年3月20日夜中国男排在香港比赛获胜消息传来，北京大学4000多学生集队游行，高唱国歌，喊出了8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正是“振兴中华”的使命感，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国际赛场上一次又一次奏响凯歌升起五星红旗。

　　在已经参加过的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赢得的116枚金牌，其含金量无疑远远超出体育本身。中国人可以放声告诉全世界：“我能比呀！”

　　然而，在中国通过不懈的奋斗已经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且分量越来越重的今天，在“东亚病夫”的耻辱早已洗雪的今天，我们对体育、对奥林匹克的认识，理当超越先辈。毕竟，“我能比呀”多少带有急切地寻求自我证明、树立自信的弱者心态，对真正“强种强身”的强者，“能比”当然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对“比什么”“怎样比”的规则制定有话语权，推动体育和奥林匹克更多地复归拼搏、参与的本义，复归挑战自我、追求和平的普世价值。

　　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否定曾经的使命感和符号化，没有过去艰难的收获，没有前人的肩膀做天梯，也就没有今天的成熟和从容。正因为奥运会的金牌对中国已是平常事，所以，当中国百年梦圆在家门口主办这个人类最盛大派对的时候，我们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真谛，做进一步的深刻理解就有了可能。

　　奥林匹克超越肤色与种族的最大魅力，就在其倡导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为世界和平作贡献，因而极大地丰富了体育的内涵。“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竞技体育，更是一种思想境界”---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祝贺《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出版发行时说的这句话，与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所言“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一脉相承。思想境界的收获超越赛场成绩，比任何一枚奥运金牌更重、更珍贵，这才是奥林匹克的真谛。

　　这样的思想境界，让我们认识到办好奥运才是中国最好的金牌。主办奥运，更重要的不是为了证明我们已经强大，不是为了展示中国多么牛气，而是为了更进一步地让中国融入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

　　这样的思想境界，目光自然不只盯着本国的选手，掌声自然不只送给胜利者，奖牌自然不是终极目标。

　　整整40年前，在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当最后一项马拉松赛颁奖仪式结束之后，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运动员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一瘸一拐地跑进体育场。原来，阿赫瓦里在比赛途中右腿严重拉伤，他强忍剧痛坚持跑到了终点。这位失败的英雄给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了一段经典名言：“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

　　没有收获任何奖牌，阿赫瓦里却感动了全世界。

　　对北京奥运留给中国什么样的遗产，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期待。就体育运动本身而言，我们更期待2008之后的中国像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的日本那样，把国家体育政策的重点转向大众体育，由奥运大国、金牌大国转向真正的体育大国，让体育从小圈子内的专业体育、贵族体育变成真正的全民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