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加速北京应急体系建设 7年走上专业路(图)

7月29日，北京自来水集团应急抢险中心展示其先进设备。 本报记者张沫摄

　　城市抢险：从无到专业的应急体系

　　如果把保障城市运转的所有机构，看做一家医院的话，应付突发状况的，就是这家医院的急诊室。只是，过去很多年，这个医院的每个科室都要出急诊，而且各科室各自为战。

　　申奥成功的契机促成了北京应急体系的建立。现在，这个城市的急诊室，已经走上专业之路，一个指挥中心统一协调出急诊的各科室，抢险效率大大提高。

　　被困的救水队长

　　于文琮有两部电台和一部手机，一入汛期，他几乎片刻难闲。

在他的办公桌上立着醒目的告知牌，“今天的事今天办，能办的事马上办”。

　　于文琮是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抢险大队的副大队长，也是每次抢险的具体负责人，他自封为“救水队长”。

　　今年52岁的于文琮已在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工作了30年，并自学完成了大专学历。他从管工、泵工一路做到抢险大队副队长。最近10年，他的工作主要是奔波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自来水管道险情。

　　在北京的水泥或沙土地面之下，密集分布着大量自来水管线，这些管线有时会发生诸如爆裂之类的险情。

　　于文琮记得上世纪90年代时抢险的情况。那时他手下只有几辆普通卡车，抢险“救水”靠的是人工挖掘。

　　时间迈入2001年，于文琮的装备情况有所改观，抢险大队拥有了几台国产的抽水机和挖掘机。但此时，随着城市的发展，自来水险情也变得复杂化。喷涌而出的水流，往往会引发居民用水、道路交通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这种连锁反应背后，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开始凸现。

　　他还记得那一年，天降大雨，机场路一座桥下化作汪洋。抢险大队的车辆在前往途中，被堵在拥堵的路上，寸步难行。因为缺乏与交通部门的协调，接警两小时后，抢险车辆还无法赶到现场。

　　于文琮坐在车中。窗外大雨如注，他心急如焚。

　　没有急诊室的城市

　　于文琮遭遇的困境源于北京缺乏一个应急处理的急诊室。事实上，这一问题从1994年起就已有单位呼吁。

　　呼吁这一问题的是北京减灾协会，减灾协会现任副主任吴正华是当时的呼吁者之一。

　　北京减灾协会成立于1994年12月，主管部门是北京市科协，会长由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担任。协会的会员都是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

　　“当时呼吁建设一个城市应急指挥中心，统一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吴正华说，“北京是一个重点设防的城市，必须逐步建立总体防灾体系。”

　　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处理应急事件时，仍在延续60年代的模式，即政府部门各自为战，按照各自的职能来处理突发事件。1995年至1996年，减灾协会完成了《北京减灾规划纲要》和“自然灾害防御”专项报告。作为一名气象学家，吴正华忧心忡忡。

　　吴正华说，北京身处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带上，易旱易涝，雨季时城市积水严重。1963年的8月8日，北京全市普降雨水300多毫米。资料记载，当时长安街和王府井积水深达半米至一米。

　　“现在的城市和那时不一样，积水堵住一个立交桥，连锁反应就会延伸至好远。”吴正华说，作为一个大城市，灾害有放大效应。

　　建设应急指挥中心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吴正华说，当时的呼声没有被采纳。

　　城市应急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吴正华一直在等待。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带来了新的契机。

　　SARS推动应急体系

　　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之后，为举办“平安奥运”，2002年7月26日，北京市科协组织了一次减灾专家与市领导的座谈会。

　　会上，吴正华提出了奥运安保体系建设问题，“当时北京应急体系尚未建立，我想通过奥运会的契机，先把奥运应急体系建立起来，然后再拓展到全市的应急体系建设”。

　　吴正华勾勒出一个金字塔结构的应急体系图。在金字塔的顶端是指挥部，负责指挥决策，中层是信息交换平台，底层则是各级专业救援队伍。这成为日后应急体系的结构雏形。

　　2003年，非典的阴影笼罩北京。白色口罩和消毒水的气味，成为人们对那个夏天的难忘记忆。当年5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名减灾专家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请求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系。

　　信件很快得到批复。温家宝总理批示要求北京建立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当年6月4日起，北京市委市政府开始抓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并研究建设方案。

　　此后，2004年7月10日，暴雨造成莲花桥积水，阻断交通，引起较大反响。按照国务院要求，北京市政府立即启动应急指挥体系建设方案，成立北京市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

　　至此，吴正华的纸面建议转化为实体机构。在两场突发事件推动下，北京应急指挥中心正式成立。

　　急诊室初见效应

　　2005年后，随着北京应急体系逐渐完备，“救水队长”于文琮的抢险工作也变得顺畅起来。

　　此时，北京在市内设有应急指挥中心，18个区县设有挂靠在区政府名下的应急指挥分中心，以及13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应急体系的触角已经延伸至北京各个角落。

　　于文琮率领的救水大队听从城市防汛应急指挥部的指挥。该指挥部共拥有包括自来水集团、排水集团、城建集团、环卫集团在内的8支抢险队伍。此外，指挥部和气象、交管等相关单位保持信息沟通，随时为抢险保驾护航。

　　在于文琮记忆中，应急指挥部成立后，今年6月，一次丰台区城庄子地区发生积水，水深达1米左右。防汛应急指挥部从监控屏幕上发现险情后，直接调自来水抢险大队出动抢险。

　　抢险大队从紫竹桥出发，抵达公主坟，再转路至城庄子，一路上，交管部门动用警车全程开路，并调用3个交通支队警力接力护航。自来水抢险大队从接警到赶到事发地点，全程仅用了20分钟，“多部门联动后，抢险变得方便而且高效。”于文琮说。

　　吴正华介绍，抢险的高效源于多部门联动和信息的及时采集，“现在道路上的监视器超过30万部，信息监控面面俱到”。

　　因为年轻时对北京暴雨的深刻记忆，吴正华等专家特别帮助防汛部门作了一个联动预案：从气象部门发暴雨预警开始，所有路口监视器都要显示积水情况，各处的雨量站统计出的资料每5分钟汇总一次，传至防汛指挥部，主要信息再由防汛指挥部传到应急指挥中心。中心随时和交管以及供电部门进行信息联动。

　　保驾奥运

　　随着2008年奥运会临近，北京应急体系成为奥运安保的有力补充。

　　吴正华介绍，奥运场馆内的安全工作由奥运安保应急指挥中心负责，而场馆外的安全应急则由北京应急体系来进行保障，并对场馆的应急进行后续支援。

　　此时的北京减灾协会，已从最开始的应急体系发起者，转为应急体系的智囊团，各行业的专家都在为应急体系出谋划策，吴正华等专家被聘请为奥运安保顾问。

　　今年7月起，“救水队长”于文琮也开始了他的“奥运时段”。7月1日，自来水集团抢险大队成立了“奥运保驾抢险车队”，30余名抢险人员和8辆各类型的抢险车辆，分别在各自驻地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消除场馆内可能发生的险情。

　　为了未雨绸缪，2007年，在采纳了吴正华等专家的建议后，市应急指挥中心组织并完成了奥运前后北京市所有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评估。

　　他说，此前好多部门的预案内容空泛，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风险评估之后，可以有针对性地完善预案，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如果不开奥运会，很难组织这么大的人力来做这些，这是一笔泽润长久的财产”。

　　这项大型评估工程从2007年2月13日开始，直至今年1月31日结束，并报送相关领导。

　　“从来没有一届奥运会对奥运举办城市的所有突发事件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北京奥运会是头一个。”吴正华说。

　　安华桥抢险

　　在应急体系发展过程中，也曾暴露出设备落后、协调性不足等问题。

　　2007年8月6日下午，北京城区局部突降暴雨。势如倾盆的雨水，使北三环安华桥下化作汪洋。安华桥下三环主路和西向东辅路上积水连成一片，深达1.7米的积水淹没了熄火面包车的反光镜，北京交通动脉被拦腰斩断。

　　事发后，市防汛办启动应急预案，但因桥边泵站抽水能力不足，险情一时难以排除。

　　作为机动部队，于文琮和他的抢险队临危受命前往现场，但因交通拥堵，抢险队到达现场耗时良久。在积水前，于文琮指挥队员安装排水管，但因老式的排水管需要通过螺丝来加固连接，安装排水设备就耗费了近一小时。

　　此后，在大功率水泵的轰鸣声响中，积水开始缓慢下降。安华桥积水事件，让于文琮的救水大队一战成名。今年，市防汛应急指挥部特意为自来水集团抢险大队增配了价值约430万元的设备，这些新式设备解决了于文琮的难题。

　　于文琮说，现在排险设备的安装速度有了大幅度提升。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整个设备安装流程缩短在10分钟内。

　　今年汛期时，北京市汛急办推行防汛应急联动工作机制,于文琮不再孤军奋战。“今年一有暴雨预警，各单位的负责人都要到交管局的监控中心，通过监控了解情况，接受统一指挥和调配”。他说，因为交管部门的配合，抢险大队拥有了“警车开路”的待遇，到达现场更为迅捷。

　　未来城市更安全

　　吴正华未来的心愿是把全年的风险评估做完，“这次为奥运而进行的风险评估仅涵盖夏季部分，我希望把全年12个月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都进行评估”。

　　吴正华说，七年来，北京应急体系从无到有，北京城市安全管理水平得到发展，奥运加速了北京应急体系建设。

　　他说，以信息收集系统为例，在后奥运时代，如果有楼房发生火灾，应急中心可以迅速得知楼房内有哪些单位，有多少人，以及楼房的防火性能和周边环境，“这是后奥运时代我们的财富。”

　　“城市建了很多场馆，是我们能看见的变化；应急体系的变化是看不见的，但是这座城市，已经越来越有安全感了。”吴正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