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6日电19世纪末顾拜旦先生提出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也许没有想象到世界如此之“大”。他在那篇题为“奥林匹克精神”的著名演讲中希望，“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运动功利主义同古希腊留传下来的高尚、强烈的观念结合起来，开辟奥林匹克新时代。
”
进入20世纪90年代，奥运会已经从西方世界大大扩展，参加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此时，经过十多年讨论生效的《奥林匹克宪章》，将奥林匹克精神定义为“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面对已从西方大大扩展了的奥林匹克大家庭，这个精神，首先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
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载文指出，涉华涉奥噪音正是东西方不同文化沟通交融的前奏，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东方国家首都，即将开幕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搭建了一个不同文化之间对话、交流、理解、融合的最大平台，这也是为什么围绕北京奥运会，各种不同的声音乃至一些噪音一一呈现，其广度、深度和维度，已经全面超越了以往历届奥运会。
“不同的声音是不同理解与心态的反映，也是中国在地球村中位置的反映”，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宗良教授说，“这恰恰说明奥运会作为文化交流与沟通平台的重要性，说明不同文明需要更多的互相学习与理解。”
随着越来越多各国运动员、游客、观众来到北京，他们的亲眼所见代替了媒体的二手传播，对北京奥运会的赞赏也在增多，“这是个奇妙的转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说，“人与人的直接沟通是最真实的，媒体无法替代。”
西方“卡尺”下的涉奥噪音 纵观奥运会的百年历史，在发展中国家、非西方国家举办的奥运会，比如墨西哥、韩国、前苏联的奥运会，总在考验西方社会的文化容忍与理解能力。而东方大国承办的北京奥运会，还有着中国特色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它给西方政界及媒体带来的复杂心理感受，也大大超过以往。
从年初开始，一些西方媒体开始“设置”议题，制造噪音，试图以各种“价值卡尺”定位中国话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将在北京奥运会大背景下的噪音分为三类。
一类是涉及中国的人权、民族主义、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知识产权等“传统项目”。比如一些国外媒体报道的“中国禁止外国运动员携带《圣经》到奥运村”，以及在“3·14”事件中的扭曲报道等。
第二类是中国与亚洲的缅甸、非洲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关系。一些西方政客、媒体和演艺界人士就达尔富尔问题指责中国，并想通过抵制北京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指出，这些议题与时事紧密联系，企图将北京奥运会政治化。
第三类，则是与北京奥运会直接相关的环境污染与空气质量、兴奋剂、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等多个领域。比如英国媒体报道的“中国从明星刘翔的金牌中揩油”，及7月21日，德国电视一台移花接木式剪接出的“中国医院提供基因兴奋剂”新闻专题片，等等。
针对来自西方媒体的种种噪音，喻国明说，“媒介构造假环境”，这是一个真命题。“媒体并不是镜面式地反映社会，通过选裁和议程设置，所反映出的社会图景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这些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那就是"利益性的冲突"”，喻国明说，中国正在走向强大，开始在国际问题中发出更强的声音，划分世界市场份额，参与国际秩序的建立，这些都令西方世界一些人不满。这种不满自然也就反映在某些媒体的态度上。
沈骥如说，“在西方世界不少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另类——不信奉基督教、不实行议会民主、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些都表明，中国不是他们的"圈内人"。所以，不管中国做什么，他们都要"反着看"、"反着说"。”
不符合西方“卡尺”的人就要受到排挤，声音也会被抑制。因此在德国，由于抗议总部操纵并歪曲新闻事实，德国电视二台等主流媒体的驻外记者纷纷辞职。而在美国，达赖喇嘛的“启蒙恩师”和长期密友、奥地利人哈勒的铁杆纳粹党人身份，达赖喇嘛亲兄参与谋杀不丹国王凶案，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与达赖喇嘛的密切关系等信息，主流媒体都长期固守“鸵鸟战略”，坚决不予报道，并通过所谓“结构性消息封锁”，来封杀公众对这些议题的了解和关注。
沈骥如说，西方媒体的价值观与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大都是一致的，同样受到主流政治势力的控制和影响。因此，某些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一些噪音和扭曲的报道，是因为已经戴着有色眼镜和有意识形态的“卡尺”。
黄宗良教授说，“在国家发展中，没有绝对的标准。东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与隔阂，双方都不能用自己的文化硬性地要求别人。西方发达国家用他们已经充分富裕了的后工业化社会的"尺子"，来衡量仍处在工业化前期发展阶段的中国，这缺乏公平。”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也表示，“苏东解体后，中国作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国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式逐渐发展和强大，令西方某些敌对势力感到恐惧，这是我们所遭遇到的种种噪音和干扰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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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境界考验“零和观” 7年前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还很少有人能预测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到今天如此成功。奥运会召开前，7月9日的G8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这是中国首次全面系统提出世界经济体系建设主张，显示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发展事业的重大责任感和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思考。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说，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前三名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即参与引领世界发展潮流，改变世界发展格局。“我们很快就要走入新的发展境界了”。
“中国有13亿人口，整个西方世界人口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而且，西方人知道中国历史上强大时期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数均占世界的1/3，中国人勤劳、聪明，中国人的举国体制非常有效率，这些都令西方世界不安”，刘建飞指出。
“在西方人的历史观中，整个世界就是一场"零和"游戏”，沈骥如说，“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的发展势必带来排挤、扩张、霸权和动荡，所以一定会对中国的发展极力阻挠。”
“新的历史时代已经到来，而西方世界显然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张希贤说，“西方必须从零和思维模式中走出来，向人类和谐共赢的方向去努力。”
“这种转变是困难的，需要不同文明大量的交流、沟通、包容与互相学习，这正是奥运精神所在。”黄宗良说。
奥运过后，各种噪音依然会持续存在，因为中国的发展仍然在持续。“这种噪音将会在奥运会之后呈现出"曲折前进"的特点”，沈骥如说，噪音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内稍显沉寂，而一旦中国出现诸如残奥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样的大事，或者发生突发事件，噪音还将陡然增强，“归根结底，还要看中国是否有实力。我们越有实力，噪音的空间就越小”。
奥运搭建沟通平台 百闻不如一见。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更多西方人难得亲近中国百姓、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随着越来越多运动员和游客亲临北京，来自西方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正面声音也在逐渐增加。到7月30日，已经有70多个代表团入住奥运村，西方媒体中开始对北京奥运村以好评，比如，德国运动员入住奥运村后，德国记者笔下的北京焕然一新，运动员口中充满了感谢和满意。
“西方人习惯于独立思考、眼见为实，当他们看到共产党不是想象中的"青面獠牙"，而是为促进中国社会更加繁荣、民主、和谐而不懈努力，看到中国老百姓文明、热情、勤劳，甚至看到中国社会在发展中出现的某些缺陷，他们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刘建飞说。
北京奥运会前后，将有50万左右的外国政要、媒体记者和普通游客来到中国，“50万张嘴和50万双眼睛，将会向自己的亲友，进而向全世界去描述中国，一旦外国民众对中国的亲身认知，与西方媒体所勾画出的中国大相径庭，媒体也不得不作出调整”，沈骥如表示。
东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西方世界属于基督文明，东方属于佛道儒文明；西方崇尚强者，东方保护弱者；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西方人重视个体性，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西方讲究多样的标立新说，东方人强调“和为贵”；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强调直观性，东方人偏爱意会性……
受访专家指出，两大文明的交融，早晚会走出噪音阶段，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增加新的能量。2008北京奥运会，正是这两大文明更加直接、真实地接触、沟通的绝佳契机。
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的黄宗良教授对本刊说，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虽然这种沟通和交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文化是有共性的，通过亲身接触、了解，必然会增进理解，消减误解。我们应以更加平常的心态、更加开放的胸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硬实力、软实力、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在沟通中将冲突降低，在融合中把理解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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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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