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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历届奥运会最后一棒火炬手

  那面祖辈的旗帜

  1990年,弗里曼第一次代表澳大利亚参加英联邦运动会。

作为女子4×100米接力的选手,她获得冠军。这是澳大利亚土著赢得的第二块金牌。28年前,杰弗里·戴尼沃,一位男拳击手,在英联邦运动会上为土著人开创了历史。

  1992年,她第一次参加奥运会,200米比赛第二轮就被淘汰,4×100米接力打入决赛,但没有拿到奖牌。

  1994年的英联邦运动会,世界第一次真正注意这个澳洲女孩。获得200米金牌后,弗里曼舞动的不是澳大利亚国旗,而是红黄黑三色的澳洲土著旗。她告诉媒体三色旗的含义:红色代表土地,黄色代表太阳,黑色代表我们的皮肤。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土著人扛着这面旗帜,穿梭在澳大利亚的城市之间,为自己争取拥有这片土地的权利。土著人说,他们的祖先比英国人早来6万年。

  弗里曼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突然这么做的原因。人们只知道,那一年,南非的白人政府还政于黑人,各国的有色人种特别是原住民受到极大的鼓舞。

  弗里曼的行动在澳大利亚引起轩然大波。土著视她为新一代的精神领袖,白人批评她把政治带入运动场。

  “发表政治性言论是不合适宜的。绝对不允许再展示土著旗。”当时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汤斯托警告她。

  获得400米金牌后,弗里曼又挑战性地举起土著旗绕场一周。

  那段时间里,弗里曼在各种场合强调她的土著身份。她把“因为我是自由的”文在右肩上。热爱弗里曼的人根据这句话写出一首热门歌曲。

  参加奥运,或是继续对抗

  在悉尼奥运会前,弗里曼已经达到运动生涯的顶峰。她连续两次获得世界田径锦标赛400米冠军。

  虽然澳大利亚的著名运动员有很多,但弗里曼享有一种超乎其上的荣誉。1990年,她被选为澳大利亚最杰出青年。1996年她得到澳大利亚最杰出运动员称号。1997年,她成为“最杰出的澳大利亚人”,总理霍华德亲自宣布这个消息。

  这一切都显示出澳大利亚官方的良苦用心。让土著运动员成为主角,是白人主动向土著人示好的姿态。

  然而,融洽的气氛在悉尼奥运会开始前突然剑拔弩张起来。联邦土著事务部长赫伦撰写了一个报告,认为与家庭分离的土著儿童从未超过十分之一,所谓“被偷走的一代”是言过其实,而且强制带走土著儿童有时是出于仁慈的原因,所以政府不会考虑对“被偷走的一代”进行赔偿。

  土著被激怒了,威胁要以暴力方式破坏奥运会。许多白人则觉得土著得寸进尺,他们原本就对给土著特殊待遇有些不满。一时间,最近几年来在种族关系上取得的进展黯然失色。

  弗里曼试图避开这场争论,但她的族人不断要求她抵制奥运会。

  “我的民族中有人想借我的名声来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我并不想领导新一轮的土著运动。我参加奥运会是为了400米,而不是政治。”27岁的弗里曼已经不是6年前那个冲动的女孩。

  在开幕式上看到弗里曼时,土著人才明白她参加奥运会不仅仅是为了赛跑。

  2000年9月25日,弗里曼毫无悬念地摘走400米金牌。这一次,她披上两面旗帜——澳大利亚国旗和土著三色旗。

  就在比赛前几天,弗里曼的劲敌法国人佩雷克匆匆“逃离”悉尼。在法国现身时佩雷克称,澳大利亚人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她,有人对她比划威胁的手势甚至跟踪她。对于佩雷克的指控,澳大利亚媒体反唇相讥。《每日电讯报》的大标题是:“佩雷克大逃亡”,小标题是“她不敢夸口一定能赢弗里曼”。

  悉尼奥运会后第三年,弗里曼在得到人生最后一个国家冠军后宣布退役。她将热情投入弗里曼基金会。希望惠及所有穷人。

  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新总理陆克文对两百年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澳洲土著及其后代正式道歉。之前的领导人都不愿这样做。

  那一刻,弗里曼看着电视屏幕,泪流满面。

  汇聚各国人文精神的奥运圣火,走遍东北亚,用了半个世纪,恰逢东北亚翻转自己的世纪,同时也正在逐渐翻转人类的世纪——天、地、人之间的和谐

  1964年东京奥运年会

  坂井义则与“日本新时代”

  他视线始终朝着前方,在他的眼前仿佛就是寻找希望和梦想的日本新时代

  ★ 本刊记者/陈君

  “坂井义则……不知道,不认识,他是谁呀?”23岁的小野田子在日本富士电视台工作,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她了解富士台一位前辈的情况时,田子反问道。

  今天,谁会记得44年前的那位“原子少年”呢?

  1964年10月10日下午,第18届奥运会在日本东京国立体育场开幕,全世界数亿名观众第一次通过卫星收看奥运会开幕式盛况。19岁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新生坂井义则,点燃奥运圣火,他的生活也从此改变。

  “我听说过他。后来,坂井义则去了富士电视台,负责体育报道,几年前退休了吧。因为做报道,他也来过中国。”日本NHK的记者佐藤介绍说,“东京奥运会,他辉煌过;但后来就默默无闻了。”

  在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朱建荣教授看来,时代塑造了坂井义则。他出生于1945年8月6日——美国在这天向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奥林匹克圣火象征和平,由坂井点燃火焰,日本政府的用意非常明显。”

  吞咽下二战苦果后,向世界寻求被重新认可的机会——在坂井把圣火点燃的瞬间,日本心愿得偿。

  远远望去,滚滚浓烟,火炬像只烟囱在移动

  奥运会开幕前一周,东京天气格外阴沉,淫雨霏霏。日本人都在担忧这场准备已久、期盼已久的国际大赛能否顺利开幕。

  10月10日,开幕日,天空放晴。东京国立体育场主席台北侧,古希腊胜利女神的神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尊胜利女神像例外地没有翅膀,因为日本人认定没有翅膀的女神会把和平与胜利永远留下。

  在10万名观众的注视下,一名火炬手跑进体育场,所有观众不约而同站起来,原本整齐列队的运动员也都簇拥到跑道旁边,全世界目光都集中在最后一棒火炬手身上,他正是坂井义则。

  “进场前,我别提多紧张了,但不知为什么,当那个手持火炬的高中生把火炬递给我时,我突然平静下来。这时候没人能帮我,如果失败了,我一生都不会原谅自己。”

  高举火炬绕场一周后,身着白色运动衣的坂井义则匀速跑上182级的点火台。

  如今,东京国立体育场已成为奥林匹克博物馆,那支看上去制造粗糙而老土的火炬筒被永久收藏于此。坂井点火的老照片也挂在醒目位置,引人驻足观看。

  “点火台里有一个燃气喷射器,工作人员打开开关就可以听到嗤嗤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把火炬倾斜向圣火台。”坂井后来回忆道。“远远望去,滚滚浓烟,火炬像只烟囱在移动。”也有人如此描述。

  从中学时代起,坂井就是400米田径选手,拥有不错的成绩。1960年,东京击败布鲁塞尔、维也纳、底特律等竞争对手,赢得奥运会主办权后,他与所有运动员一样梦想站在奥运会领奖台上,“我开始近乎疯狂的训练”。

  1964年7月,在国立体育场400米跑道的终点,坂井义则输掉了预选赛。几年努力付之东流,他回到广岛乡下,“什么都不想干,不知以后的路会怎样走”。

  “我沉浸在深深的挫折感中。一个多月后,突然收到早稻田大学学长给我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坂井,祝贺你可以接过圣火的最后一棒!保重。’我很惊讶。我对‘圣火’没有太多印象,看了他的明信片,这个词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如果我失败了,那么就是说这届奥运会也失败了”

  据媒体报道,当时,坂井还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这样的幸运,直到一名记者来到广岛。

  “一个自称是《朝日新闻》记者的人来到我家,说让我和他去东京去一趟。”坂井说自己太单纯,那个记者没说什么理由,坂井就跟他走了。

  坐上开往东京的列车,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列车每停一站都能听到广播,“从广岛来的坂井义则先生,请您下车!”《朝日新闻》记者却死活拉着他不让走。快要到大阪时,其他报社的记者也都登上列车,《朝日新闻》记者在大阪前一站把他带下火车,改坐专车前往大阪《朝日新闻》总社。路上,他看到《朝日新闻》的号外在发售,而封面竟是自己的照片,“坂井义则:最终火炬手内定”。

  “其他报纸都在猜测谁会成为主火炬手,这样的报道真是吓了我一跳。”随后,朝日新闻社又动用专机将坂井义则送到东京,在东京一个旅馆里“关了三天”后,他被带到东京国立体育场拍摄一组照片,才得到“释放”,“现在想起来简直就是绑架事件。我出来的时候,看到NHK的新闻,头条就是我行踪不明的报道,在日本引起相当大的轰动。”

  很多新闻评论认为,出生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当天,是坂井义则成为火炬手的主要原因,但他却不以为然。“点燃圣火为什么要和原子弹爆炸有关呢?我只是代表全日本的年轻人去点燃圣火的。”在坂井看来,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大学生,对政治并不关心,他没有想到,日本政府的这一选择,引起美国的极大不快。

  “美国一家主流报纸报道了我的消息,称我为‘原子男孩’,意思就是原子弹中诞生的孩子。”报道认为,坂井的父亲死于广岛原子弹爆炸,他是幸存者,“美国人质疑,如果让我去点燃圣火,有祭奠军国主义的意味。他们强烈反对。”

  日本国内舆论和奥组委都认为这种看法是无稽之谈,支持坂井义则担任主火炬手。

  战争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光荣与梦想,东京奥运会负载着太多的宏大命题,而少年坂井的心态相对简单:积极训练,找到自己新的位置。

  “紧张,紧张,还是紧张。在奥运会开幕前,我紧张得晚上睡不着觉,觉得这件事很重大,如果我失败了,那么就是说这届奥运会也失败了。”坂井认为,东京奥运会是日本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国民为此做出很多努力,“如果有什么闪失,会使大家的努力成为泡影。这是我最害怕的地方。并不是谁告诉我的,我自己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成功。对我个人而言,作为火炬手跑了3分钟。这3分钟改变了我的人生。”

  “为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再出发”

  “他视线始终朝着前方,在他的眼前仿佛就是寻找希望和梦想的日本新时代。”《日本现代史》后来如此描写“点火少年”坂井义则。

  不负众望,坂井顺利完成任务,战后陷于耻辱和伤痛的日本也借助成功举办奥运会,“回到世界”。上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洗刷战争耻辱、回归国际社会的愿望变得迫切起来。承办奥运会成了一个机会。

  1960年5月19日,东京都议会通过申奥议案决议,“独立之日本,为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再出发,让世界了解热爱和平的体育文化……为作为国际信义的友爱做出贡献。”

  倾尽全力,举国办奥运,日本要让全世界另眼相看。

  一位作家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的东京……只有头顶的钢筋和脚下黑色的废墟……去奥运工地劳动者的住处看一看,条件之艰苦让人寒心,生活空间阴暗拥挤,肮脏破败,空气中弥漫着屎尿的味道。”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也回忆说:“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1964年10月10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当时我才二岁半,但是对全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借助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改善了自身形象,获得更开放的心态和国际性视野。无法满足于国内市场的众多日本企业,开始了商业上的疆土拓展。当年,日本还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所以,有人把1964年定义为日本的“国际化元年”。

  泄密,在奥运会进程中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翻转了奥运会点火仪式的主题,使它从苦难甚至带着仇恨的历史,走向人们所向往的和谐未来

  ★ 本刊记者/陈君

  20年前,1988年9月17日,奥运会来到韩国汉城,留下一曲《手拉手》;20年后的今天,在中文版世界地图上,却再也找不到“汉城”。2005年1月,时任汉城市市长的李明博在市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的中文译名改为“首尔”。

  20年前,观看汉城奥运会开幕式演练后,日本记者为抢新闻,泄露了韩国马拉松名将孙基祯将点燃主火炬的秘密,韩国主办方被迫变阵——依据教育、体育、艺术三主题,选出小学教师郑善万、马拉松运动员金元卓和舞蹈演员孙美廷,共同担当最后一棒火炬手;20年后的今天,韩国第三大电视媒体SBS违规播出北京奥运彩排镜头,居然又将这样的失望和愤怒留给中国。

  幸好,北京奥运主火炬点燃方式仍安全地“密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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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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