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上劝架”应属见义勇为

　　武汉市民张幼启因在公交车上劝架，被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起诉到法院(详见《法制日报2008年7月8日第6版》)。律师和公诉人就张幼启是否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争执不下。但不论是律师还是公诉人，抑或是媒体或者公众，都未就张幼启的见义勇为精神作出评价，似乎人们并不认为张幼启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情。

　　张幼启到底构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关键是证据认定问题。这个话题我们留待下文再说。这里先说说见义勇为问题。大家知道，公交车是公共场合，涉及的是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在公交车上打架，毫无疑问会影响公共安全。尤其是当杜付林已经冲到公交车上，与司机开始扭打的时候，不但严重影响了公交车的正常运行，耽误了众乘客的出行时间，更成问题的是这种直接与公交司机发生的冲突，潜藏着一定的公共危险，如果不被及时制止，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种情况下，张幼启主动站出来劝架，显然是对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维护。

　　而这种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会对他自己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劝架者在劝架过程中受伤的事件并非鲜见。因此，张幼启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不顾自己的安危而勇敢地站出来劝架，理所当然地属于见义勇为行为。我们不能认为只有与凶杀犯奋勇搏斗才是见义勇为，也不能认为只有英勇献身才是见义勇为。事实上，只要是为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正当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者，都是见义勇为。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拉架，任凭司机与行人在公交车上打下去，后果会是什么样呢？那不但严重影响了公交车的运行，耽误了众乘客的出行，且很可能造成严重的伤亡。这应该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但站出来劝架的却只有张幼启一个。为什么众多乘客中只有张幼启一人出来劝架？因为劝架是有风险的，需要有献身精神。

　　总之，张幼启勇敢的站出来劝架，对吵架的双方、对公交公司、对众乘客、对国家、对社会都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我们不承认他的行为是见义勇为，不给予一定的支持和鼓励，那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谁还会站出来劝架呢？大家都不出来劝架，打架的双方必然打得时间更长，造成的后果会更加严重，那对国家、对个人、对社会都是不利的。

　　承认了张幼启的行为是见义勇为，那么，他的行为就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即使是他在拉架过程中推了杜付林一把，过失地导致杜付林倒于车下最终死亡，也应当对张幼启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甚至可以做不起诉处理。

　　这是因为，虽然后果严重，但罪过轻微。过失本来就是一种轻微的罪过，加之张幼启是出于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是出于见义勇为的动机，再加上现场的特殊和情况的复杂，张幼启主观上的过失就显得更加轻微，因而我认为是可以对张幼启免予刑事处分的。至于对杜付林的亲属造成的经济损失，我认为也不应该让张幼启负责赔偿，而是应该由见义勇为的直接受益人负责赔偿(本案的直接受益人是公交公司)。如果直接受益人没能力赔偿，则应该由国家负责赔偿。

　　要知道，见义勇为是一种风险行为。既是风险行为，它就难免会带来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有时会表现为见义勇为者本人的伤亡，有时会表现为对他人造成的伤亡，也可能会表现为公私财产的损坏。不论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只要未超出见义勇为的合理风险，则都是社会应当包容的，也是社会应当付出的代价。我们不能一边鼓励人们见义勇为，一边又让见义勇为者自己承担后果。也不能只对见义勇为者本人的伤亡负责，不对见义勇为者过失引起的他人伤亡负责。否则都会让见义勇为者心寒，都会严重挫伤人们见义勇为的积极性。这一点，我们在过去已经有了不少的教训，今天不应该再重复这种教训。

　　前文所说的只是一种假设：假设是张幼启推了杜付林一把，过失引起了杜的死亡，那么，考虑到张幼启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也不应该让张幼启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根据现有的证据和证据认定规则，不能认定是张幼启推了杜付林。据媒体透露，有关这个问题的证据共有三个：一是死者杜付林生前的陈述，他生前曾两次在公安机关声称是司机康长斌推了他；二是司机康长斌陈述，他说是张幼启推了杜付林，不是自己推的；三是与杜付林同行的同伴李乐金的证言，李和康均称：张幼启抓住杜付林的双手向前推了一把，杜付林仰面背对前车门摔倒在车下。

　　运用认定证据的基本规则来分析这三个证据，我认为，张幼启推杜付林于车下的可能性极小。

　　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杜付林的陈述证明力最强。因为究竟是谁推了杜付林，最清楚的当然是杜付林自己。杜付林生前曾两次声称是康长斌推了他，这个证言按照证据规则是无法排除的，理应认定为有效证据。那么杜付林会不会基于报复心理，不顾事实诬说是康长斌推的呢？我认为不可能。因为当时杜付林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身体尚未感到不适，他自己觉得没事，根本就没打算追究谁的责任，也就没有必要撒谎说是康长斌推的。另外，如果是张幼启推的，那就说明张幼启是拉偏架，而拉偏架是最为受害方记恨的事。假如张幼启真的拉了偏架，那么，杜付林对他的记恨就会超过康长斌，从而不可能替他做掩护。再说张幼启与康长斌、杜付林都不存在矛盾，他是站在中间人的立场上劝架的，客观上不存在拉偏架的动机。

　　第二，康长斌的证言原则上不能采用。因为康长斌是本案的直接厉害关系人。如果康长斌承认是他推的，那么坐牢的将会是他，因而他必然会推脱自己的责任，是他推的，他也会不承认。因而，康长斌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三，李乐金的证言不可信。原因有二，其一，李乐金不是乘客，不在车上。杜付林冲进车厢抓康长斌衣领时，李也没有跟着杜上车。简单说，康、杜、张三人在车上吵架、拉架时，李乐金是在车下，他的视线被杜付林背部挡着，根本不可能看清楚是谁推了杜付林一把。其二，李乐金的证言前后矛盾，后边的证言竟然与康长斌完全一致，这就说明李乐金的证言不是他亲眼看到的事实。总之，从现有的证据分析判断，应该是康长斌推了杜付林一把，而不是张幼启推了杜付林一把。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