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伦戴奇：最具争议的掌门人

艾弗里-布伦戴奇于1965年在顾拜旦墓前

　　布伦戴奇：最具争议的掌门人

　　（任期1952年到1972年）

　　文/金明

　　1887年9月28日，艾弗里·布伦戴奇出生于密歇根州的工业城市底特律。6岁时随父母移居到芝加哥。搬迁后不久，他的父亲查尔斯·布伦戴奇，一个有名的石匠离开了人世。从此，布伦戴奇和比他小4岁的弟弟与母亲相依为命。布伦戴奇先在起重机手工操作训练学校读完高中，后进入尚佩恩的伊利诺伊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学。作为一个有天赋的学生，他的爱好当然不局限于技术专业。

当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在一次写作比赛中获胜；在大学日期，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使他成为《作家》杂志的主编。对美术的爱好也陪伴了他的一生，在多次环球旅行中，他搜集了大量的亚洲艺术品。1959年，他将3000多件的收藏品捐赠给了旧金山的博物馆。

　　布伦戴奇于1909年大学毕业，并荣获“理学士”。他开始在好几家建筑公司中从事他的职业生涯，他在这段时期所积蓄的钱全部用于1915年创立的“艾弗里·布伦戴奇公司”所需要的基本资金。由于战后房地产业兴旺，艾氏公司获取了利润，该公司生意兴隆，在20世纪20年代处于芝加哥建筑市场的前列位置，布伦戴奇专长于大型工程，一些他负责建造的大厦至今还矗立在密执安湖的湖畔。

　　布伦戴奇是一个认真的、公道的企业家。凭借他的这一声望，他的公司躲过了破产，在1929年的经济大崩溃和以后的经济萧条中存活下来。到了30年代，他将其活动的中心转向股份和资产收购业务，他敢冒风险，最终做成了几笔非常赚钱的大买卖。事实上，他还得益于一个活跃的运动员和体育管理者的好名声。他感到自豪的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了这一切。

　　在他担任奥林匹克领导人之后，当法国的体育报纸《队报》批评他对业余主义问题的态度，并且指责他过着“阔气的生活”的时候，他写信给国际奥委会秘书长奥托·迈耶为自己辩护道：“请告诉他们，我口袋中的每个便士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挣来的。”

　　布伦戴奇是一个孤僻的人，一个难以接近的“顽固的芝加哥人”。他的朋友圈很小。1927年，已经40岁的他，才与伊丽莎白·邓拉普结婚，邓拉普是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比他小三岁，在音乐上很具有天赋。

　　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发达起来，多年来一直不让别人插手他的事业，1950年，他遇上了年轻的瑞士人弗雷得里克·J·鲁格斯格尔，聘用他为私人秘书。以后，鲁格斯格尔获得了布伦戴奇的完全信任。

　　布伦戴奇以独断专行的方式和“专制主义的果断性”处理国际奥委会事务。他的生活方式与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开拓者“狂热的生活”相呼应，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对他的同僚们也应作同样的要求，但是，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们能体会到他具有一种幽默感，而其他人对此是觉察不出来的，公众舆论认为他是一个顽固派，甚至有时是咄咄逼人。他与记者之间的关系带有一种客气的讨厌味道：“布伦戴奇是记者们憎恨的人”。但是，他毫不动摇地决心捍卫自己的意见，不怕卷入争辩的漩涡。毫无疑问，他的这种态度为他作为一个商业家和体育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功起到了作用。

　　布伦戴奇从很小的时候起，就非常爱好体育运动。他踢足球，打棒球、打篮球，并喜欢其他球类运动，但是，他最大的爱好还是田径运动。他认为，在这项运动中，运动员的成绩全是靠自己的责任心和自己的努力而争来的。他的实力显示他在运动方面的全面才能，进入大学的第一年，他就获得了全国“全能”锦标赛的第三名。1905年是他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引起了当地一家报纸的注目，被誉为是“本年度的发现”。而他却认为，“我并没有在参加的某一个项目中获得优胜”。

　　对布伦戴奇来说，他的体育生涯中最有意义的活动是他参加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继美国选拔赛之后，他收到了参加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的邀请。他辞去了土木建筑主管的职务，凑借一些钱，在现代五项比赛中，他获得了第6名，由于该项目的奥运会冠军吉姆索普因违犯业余规定而被取消了资格，他的名次上升到第五位。在参加的现代十项比赛中，他因“厌恶”1500米比赛而退出了比赛。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宽恕的怯懦表现”。他决心痛改这一错误，从而赢得了1914、1916和1918年美国“全能”比赛的冠军。他认为这“比十项比赛艰难得多”。

　　当时，布伦戴奇备战比赛的条件并不理想，由于缺乏适当的训练设施和器材，他只得凭借他的智慧和才华来进行突击性的训练。另外，他制订的训练计划还必须与他的学习和专业工作结合起来，他的性格就是在这样环境中构成的。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在坚持奥运会运动员必须是业余的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毫无疑问地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作为一个运动员的时代过去之后，布伦戴奇又集中精力经营商业，他把有限的余暇时间用于他已任官员的美国田径协会。1925年，他被选为美国业余体育协会中最强大的体育组织——美国田协的第二副主席，1928年，他被选为美国田协主席，直到1934年辞职，1935年，他再次当选为主席。1929年，他被选为美国奥林匹克协会主席。

　　当时，他的这段主席任期时间正好处在体育和政治关系一个十分微妙的时期：奥运会即将于1936年在德国召开。1935年，当希特勒政府公布了所谓的“雅利安法令”之后，布伦戴奇在接受《犹太人时报》采访时，就声明反对在柏林举办奥运会。然而，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他又对德国国家社会党徒们关于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许诺盲目地充满了信心，并成了美国代表团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而本届奥运会被利用于政治目的，许多学者批评他这种反对抵制奥运会的激情，认为这是一种排犹表现和对纳粹统治的同情。

　　关于抵制1936年奥运会的争辩正好也与布伦戴奇开始担任国际体育领导人的生涯相巧合。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的美国委员，接替了欧内斯特·扬克，后者因支持奥运会抵制者而被开除。1936年7月30日，布伦戴奇第一次参加了国际奥委会全会，8年之后，因巴耶·拉图尔逝世而担任国际奥委会代理主席的埃德斯特隆任命他为副主席。194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他的这一任命获得了全体委员的鼓掌通过。

　　1952年，布伦戴奇当选为第五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对顾拜旦非常崇拜，我们很难找到某一种独立的哲学思想作为布伦戴奇从事奥林匹克活动的基础。布伦戴奇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活动家，顾拜旦可以被称为他的精神教父。他从不宣讲自己的哲学观点，总是将顾拜旦挂在嘴边，试图以阐述顾拜旦的思想来说明自己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1938年他参加了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安葬顾拜旦心脏的悼念仪式，古奥林匹克的遗址给他很深的感触，从此他将自己视为顾拜旦奥林匹克理想遗产的保护人，决意使他不受到商业化和政治上的侵犯。

　　布伦戴奇从始至终坚持奥林匹克的业余性，他以历史的观点，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古希腊黄金时代的运动员业余地位的基础之上，并且将古代社会体育运动衰落的原因归结于职业化的兴起。他相信，体育的可信性只有通过业余体育来保留，他认为，如果体育失去了业余性，它就不是体育而是商业活动了。他的这些观点被他的继任者们推翻，而他已经成为希腊业余运动员之谜的一个牺牲品。不少历史学家们已经令人信服地证实，这种业余运动员根本就不存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52年7月，曾因1932年违反业余规定而被禁止参赛的芬兰长跑明星努尔米获得了点燃第20届奥林匹克圣火的殊荣，象征着布伦戴奇的主张被推翻，象征着体育和奥运会已经不可抗拒地被商业化了。然而，就在这届奥运会刚刚上台的布伦戴奇却继续顽强地力图为维护奥林匹克的业余性而斗争。

　　布伦戴奇执掌奥林匹克的经历以及他宣扬的观点经常处于矛盾状态，导致他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些人将他描绘成顽固不化的理想主义者，称其为“奴役人的布伦戴奇”，或诋毁他为一个“纳粹分子”，也有人称他为“共产主义者”；一些人仰慕他“能始终不渝地坚持原则，从而铸就了他的政治和道德行为的基础”，也有人赞誉他“具有独立性，有精力、能自我约束，具有不可动摇的意志品质”。而他却把自己描写为：“我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人们称我为孤立主义者、帝国主义分子、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但我把自己看成一个道教徒。”

　　为了不使和平的理想遭到破坏，布伦戴奇效仿顾拜旦的做法，大声疾呼反对团体项目的比赛，反对排列国家名次，他认为这些做法会助长民族主义思潮。布伦戴奇将绝对非政治的立场视为奥林匹克的力量，因此他严格反对体育介入政治事务。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努力将体育与政治分开，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在他担任主席的20年间，现实和布伦戴奇的崇高理想之间的鸿沟不可收拾地越来越大。

　　在布伦戴奇执掌国际奥委会大权期间，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中国问题。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领导的军事政府逃到了海岛台湾，他们在台湾接受来自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获得国际奥委会承认的中国奥委会的部分成员也在台湾。而中国政府要求国际奥委会将中国大陆作为唯一合法的国家奥委会予以承认。

　　布伦戴奇却在1952年7月18日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宣布：“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有必要明确指出，国际奥委会不承认任何中国奥委会。”1954年在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委员们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按照国际奥委会在一国只承认一个国家奥委会的规定，中国的问题本应得到解决了，但是，布伦戴奇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和授权，却擅自将台湾当局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列入了国际奥委会的会员录中。中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但是布伦戴奇不予理睬。

　　布伦戴奇认为将台湾开除出奥林匹克大家庭是政治性理由，由此中国抵制了在墨尔本举办的奥运会，并于1958年8月19日发出了致国际奥委会的信函，宣布退出奥林匹克运动。当时在国际奥委会内部支持中国的呼声非常高，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随后，在1959年召开的第56次国际奥委会上，世界最有影响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际田联主席埃克塞特侯爵的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国际奥委会以48票对7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在台湾的奥委会从被承认的奥委会名单中除去。

　　这一决定公布之后，在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攻击布伦戴奇和国际奥委会屈从于共产主义者的压力，开除台湾为中国重新加入让路，美国还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布伦戴奇所统计的票数提出质疑，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国务院和艾森豪威尔对布伦戴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台湾的奥委会很快向国际奥委会抛出了新的名称，他们避开了中国的字眼，用“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取代“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在西方政治的强大压力下，国际奥委会步步退让，布伦戴奇宣布，他将支持台湾以新的名称重新获得承认。布伦戴奇试图澄清自己和国际奥委会的立场，但是它仍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大量责备和攻击。为了回应，他曾经这样宣布：“事实上，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还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一个纳粹分子？或者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我都不是。任何形式的政治与我都毫不相干”。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从而在联合国中取代了被开除的台湾。而直到布伦戴奇的任期结束之后，国际奥委会仍然受到中国问题的困扰。直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才再一次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承认。

　　1975年，布伦戴奇病逝于联邦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