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拉宁：艰难岁月的当家人

1978年12月12日基拉宁主持开会的国际奥委会三方委员会欢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来洛桑总部

　　基拉宁：艰难岁月的当家人

　　（任期1972年到1980年）

　　文/洛言

　　“国际奥委会及其奥林匹克运动的合作伙伴面临着大量的难题。世界在继续变化，权力转移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在所有的有国家奥委会的132个国家中，除了众多不同的宗教信仰确有其自己的有时是悲惨的分支外，可以看到左派或右派的独裁体制，君主制和共和制，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奥林匹克运动超越所有这一切并使人们团结在一起。

　　——基拉宁勋爵，1974年

　　1972年，基拉宁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这一年不同寻常。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赴莫斯科与最高苏维埃主席列昂·勃列日涅夫共同签署了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这标志着两极世界进入缓和的顶点。同一年，尼克松还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之前几个月中国被联合国重新接纳，宣告了两极世界的结束。中国在谋求联合国会籍的同时，也在努力恢复世界范围的外交关系。美国9名乒乓球运动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邀请美国队访华，随即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这在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很大的关注。

　　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成为最重要的新闻事件。世界电视转播权收入近1500万美元。从此奥运会受到大众传媒的支配，因为实况画面随处可以看到，这就要同时承担很大的风险。当时发生了震撼世界的慕尼黑恐怖事件，恐怖组织在奥运村扣押人质，并利用实况转播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个令人震惊的画面，整整一天观众焦虑不安，几百万观众亲眼目睹了这场屠杀，眼看着11名以色列运动员死于奥林匹克城。

　　这就是第六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执掌奥林匹克帅印的起点，它使基拉宁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基拉宁在担任国际奥林匹克主席的整个任期内，不得不面对世界上所发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国际奥委会和基拉宁不得不学习如何才能更好地应付这些事情。

　　奥林匹克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很多困难局势和政治干涉的目标。包括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问题、种族隔离问题、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抵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国际奥委会在体育领域的作用和世界领导地位的质询、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等等，基拉宁勋爵在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作出了贡献。

　　基拉宁勋爵1914年7月30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先后在伊顿公学、马格德林学院、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巴黎大学（文学）学习。具有体育、新闻、文学和管理领域的丰富经验。在青年和学生时代，他是个有才华的运动员，从事拳击，划船，橄榄球，然后是马术。22岁时，他已小有名气，1937年到1938年他曾担任过驻中国的战地记者，之后他自愿加入英国军队，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军队里服役。

　　在1952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之前，基拉宁勋爵已担任了两年的爱尔兰奥林匹克理事会的主席，他在剑桥和巴黎大学的学习经历使他对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理解非常深刻。除了文学活动之外，他的关于体育和奥运会的文章，以及他参与制作的几部电影使他很快成为公认的艺术权威。他至今还是国际艺术评论家协会的会员。

　　基拉宁勋爵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8年是艰难的。在布伦戴奇离开后，要使奥林匹克宪章重新恢复活力，并精力充沛地与奥运会的政治化进行斗争的双重任务变得要求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奥林匹克主义”已经无法成为基拉宁主席任期内的首要考虑了。

　　在中国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问题上，基拉宁始终态度鲜明。1973年，基拉宁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奥林匹克大家庭是由最小的和最大的国家组成的，并且我们唯一的遗憾是，出于政治原因，8亿中国人民不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但是我希望如果将体育置于政治冲突之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会再次回到我们的行列之中。”

　　基拉宁勋爵在《我的奥林匹克岁月》一书中，描述了他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经历，他提到在上个世纪60年代里，有几个国际奥委会委员与北京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建立了谨慎的外交联系。布伦戴奇后来在了解到这样的外交活动后给予制止。在1970年阿姆斯特丹全会上，布伦戴奇不顾执委会的决定，接纳台湾的徐亨为委员。按照基拉宁的说法，这一做法阻碍了国际奥委会和北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

　　1975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时，基拉宁勋爵的态度是清楚的。基拉宁从其任期一开始，就几次利用机会向国际奥委会，也向中国表明了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行列的关心和希望。在这方面，基拉宁的行动与国际政治的行动是同步的。

　　1979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执委会会议上，基拉宁勋爵决定使用他的特权，向执委会建议采用通讯的方式表决如下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台北的奥委会名称改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62票赞成，17票反对，1票无效，1票弃权。中国立即接受了国际奥委会的提议并宣布派28名运动员参加第13届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

　　基拉宁在任期间面临着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1972年12月27日，苏联军队介入阿富汗，在世界引起抗议浪潮。奥运会非但没有幸免，还首当其冲受到影响。除了少数东欧国家外，苏联的干涉受到普遍的反对。美国总统卡特充当了领导角色，针对苏联采取了经济、文化和科技多方面的处罚措施，而且把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与阿富汗事件联系起来，宣布考虑不参加6个月后的莫斯科奥运会。1980年1月，美国决定，如果苏联军队不立即从阿富汗撤军，美国政府将不允许美国奥委会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结果奥运会处在了整个事件的焦点之上，这使得其他国家也感到了强烈的政治压力。

　　在这个事件中，基拉宁也表现出了明确的态度，他在第22届奥运会前两年，就已经开始支持国际奥委会反对任何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提议。并且要求他在执委会里的同事们提高警惕，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不要反应过度”。没想到仅仅一年后，国际奥委会、莫斯科奥委会及整个奥林匹克运动都被卷入了20世纪奥运会所经历的最大的抵制运动中。

　　很快，基拉宁主席就卡特总统的宣布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在未搞清所有含义之前就做出了仓促的决定”。基拉宁勋爵说：“有可以声称自己完全尊重人权、不进行某种歧视的国家吗？不是由我预先做出国际奥委会的决定，但是我将恳求所有那些有不同观点和感觉的人：不要利用奥运会来分裂世界，而要团结；不要利用运动员来解决政治问题。”

　　基拉宁要求美国解释他们的立场；并邀请37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公开讨论阿富汗局势。经过讨论，国际奥委会委员完全意识到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已经发生危机的规模。如果国际奥委会屈服于政治压力，并违反其规则和承诺，他将失去信誉。大部分人的观点在讨论中逐步形成，他们认为国际奥委会必须对阿富汗事件采取积极的和非政治的态度，在所有各点上坚持奥林匹克宪章，在莫斯科奥运会的基本任务、组织和举办方面遵守其承诺和义务，基拉宁为此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并再次进行讨论。

　　1980年2月12日，国际奥委会第82次全会的73位委员一致通过了此决议。基拉宁代表国际奥委会向全世界宣布：第22届奥运会必须按计划在莫斯科举行，国际奥委会不能解决世界政治问题，它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政府会面并解决他们的分歧。国际奥委会与美国奥委会保持了距离，并代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卡特总统发起的抵制运动的自觉反对者。面对困难和变化的形势，国际奥委会采取了确保奥林匹克运动非政治化的唯一行动。感到失望的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就他是赞成这个决议还是反对去莫斯科表态。尽管美国仍然硬着头皮坚持他的做法，但是基拉宁和他所领导的国际奥委会赢得了国际信誉，而且以最好的方式解决了这次危机。

　　基拉宁勋爵接班人的选举发生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特别困难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政治和恐怖主义在奥林匹克庆祝活动中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但是基拉宁勋爵和国际奥委会坚定地继续走了下去。

　　1980年7月16日，在举世闻名的莫斯科工会大厅，西班牙驻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第七任主席。

　　若昂·阿维兰热率先向即将卸任的主席基拉宁勋爵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赞美之词，参加代表大会的全体人员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选举基拉宁勋爵为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在表达了最深切的感谢后，基拉宁勋爵向其继任者及所有国际奥委会委员表示，他将愿意随时给予全力合作，至于在过渡期间需处理的紧急事务，基拉宁勋爵宣布他已为新任主席萨马兰奇准备好了一个概要，在埃克塞特侯爵的动议下，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授予基拉宁勋爵奥林匹克金质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