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洙伪造或陈林臆造 脂砚斋到底存在不存在

　　陶洙伪造或陈林臆造

　　■实习记者／许荻晔

　　主流红学研究者认为陈林在没有接触原件的情况下臆造了“陶洙造假说”

　　在陈林的批判对象“主流红学界”看来，陈林的那些所谓石破天惊的言论，根本波澜不惊，至多只惊到陈林自己。

早在陈林之前，不下20人提出过“曹钴作者说”；而“脂本伪造说”，也有欧阳健的《还原脂砚斋》在先，陈林的一些观点材料，直接就能看出与《还原》一书的渊源关系；而要把红学界树为靶子？拜托，先去旁边排队领号。

　　“主流红学界”的反应

　　单对陈林的研究，红学界或可以抱以不屑；但陈林的言论，对冯其庸、周汝昌等红学前辈颇多不敬，比如他一再强调冯其庸明知陶洙造假而刻意隐瞒；而庚辰本能高价卖到北大，也是周汝昌与陶洙合谋而成。这样的论调，使曾经协助冯其庸工作的任晓辉不能忍受：“陈林跟老先生们没有交往，他们对他来说只是一些符号性的存在，推倒了他们只是证明他的能耐。但我们跟老先生相处这么久，深知他们的为人，了解到的事情更全面。而把那些兢兢业业的研究者想象成因个人动机而隐瞒学术真相的人，照见的只是想象者的样子。”

　　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的说法更为直截了当：“陈林想出名。他知道老先生们都不会用电脑不会上网，所以只由他去说。要是跟他对质，他就说他能与大师‘平等对话’；要是不出声，他又说他把人都驳倒了。”他拒绝回应陈林，是因为“这样的讨论于学术无益，没有任何建设性”。

　　而对于因陈林话题引起的，所谓红学家们受着纳税人的供养，却行欺世盗名之实的控诉，孙玉明只淡然表示：“红楼梦学会跟文联、作协之类不同，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没有工资，不转档案，会员们有自己的工作，不过因为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而参与进来，跟‘纳税人供养’何干？”

　　对陈林研究的学术评估

　　专事版本研究的任晓辉，以专业眼光，指出陈林硬伤累累。

　　首先，陈林所谓版本比较存在着很大问题。陈林在没有接触原件的情况下，比较的是影印本，甚至是影印本的扫描件，所能看到的只有字迹，无法分辨纸张、墨色上存在的差别。己卯本原件抄在乾隆时期的竹纸上，与陶洙在民国时期抄补的纸张完全不同，新旧一目了然。从纸张时间来看，“陶洙造假说”只是一场空想。

　　“如果陈林真想做学问，他应该要看真本、看全本，而不是对照影印本上的一两页。如果把师大本、己卯本和庚辰本三个本子放在一起比较，那么很清楚可以看出，前两者更能看出一人手笔，而后者差异比较大。陈林若觉得后者‘确凿无疑’是陶洙手笔，可能是他本身没有书法修养之故。比如冯先生自己当年抄录庚辰本时，不自觉就模仿了底本笔迹。而且旧时文人有影抄功夫的很多，如果有必要，可以抄得完全一致。即使是当代，举例说，与启功先生字迹相同的书法爱好者何止百千。”

　　另外，如果对己卯本的收藏历史有所了解，便不会推测陶洙有造假的可能。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王宏钧在琉璃厂买到了三回又两个半回的残本《石头记》，当时作为普通书籍馆藏，无人问津。直到1974年王将此残本交给吴恩裕研究，才由吴恩裕与冯其庸考证出这残本其实是己卯本的散失部分。因为在己卯本和新获残本中，“祥”与“晓”字皆有缺笔 ，可以看成是一家所藏；而两者纸质相同，皆为乾隆时期竹纸，纸张、墨色、抄写版心大小和版式也一致。而因为“祥”、“晓”的避讳，正合怡贤亲王允祥、怡僖亲王弘晓父子之名，红学家们怀疑己卯本是怡亲王府的藏抄本，但将其作为结论，也是经过对照整部《怡府书目》，找到了己卯本的收藏记录，才得以确证。

　　而这一类的脂本获得经过、状况描述以及相关的考证研究，都有专文公开发表，供后人参考。“陈林如果连这些材料都没有认真研究，那说明他连学术研究的第一步，穷尽资料都没有做到。而如果他研究过了，却因为会使他的观点不成立而不用，那是他的学术品格问题。”

　　在任晓辉看来，陈林研究中的漏洞比比皆是。为了自圆其说，陈林不得不回避许多事实；相应的，他也必须挖空心思找一些对他有利的证据，因而不乏断章取义或过度阐释。

　　比如陈林将脂批看作造假者对张新之的评点的剽窃，但任晓辉指出，张新之的评点于1881年面世，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记录着另一脂批版本“列藏本”的入馆时间是1832年。“列藏本”上的脂批，与戚序本上基本一致。从这点上，足可以看出脂批早于张批，无法剽窃。

　　又比如清人裕瑞有《枣窗闲笔》，谈到他见过曹雪芹删改的《石头记》抄本，“本本有其叔脂砚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陈林认为《枣窗闲笔》是伪作，但没有具体举证；而任晓辉举出与裕瑞同时代的英浩在《长白艺文志》中，提及裕瑞的《枣窗闲笔》是对《红楼梦》的评论。不管陈林要证实或者证伪，都应该在穷尽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细致辨析，而不是简单因为与自己的观点相合或相悖。

　　做人以及做学问

　　任晓辉坦言，在学术的角度看来，陈林的论述实在不堪一击，这也是红学家们不屑与他论辩的原因。但在他看来，学术做的好坏，倒还其次，但是在陈林身上看到的一种风气，却更使他不安：“陈林看待、想象对象的方法有问题。”

　　比如陈林动辄给陶洙冠以“汉奸”、“骗子”的名号，只在经济利益的角度揣摩陶洙与脂本的密切关系，但是联系到陶洙的身份，他的趣味与诉求真的这么低下？陈林强调了师大本最后卖了多少钱，但陶洙整理校抄师大本的起因，是他想搞一个纯脂批的本子，这是一个藏书家的理想。如果他真是一个逐利之徒，抄书的时间，远没有写字作画来得有利润，何苦来哉？

　　“跟陶洙有交情的老先生们有的还在世，陈林要是想了解陶洙，可以拜访周汝昌等先生，听听他们的看法。”

　　只是周老先生在陈林眼里，或也是“主流红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需要批判的对象。但在任晓辉这样的后生辈眼里，老先生们绝对是他们的榜样：“周先生、冯先生他们要写一篇文章，哪怕很短，也要查证好所有的资料再动笔。先生们的阅读范围之广，和他们思考的艰深、治学的踏实，都是我们后辈赶不上的。”

　　但任晓辉也并不回避红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关键是资料还不充分。我们都想给出《红楼梦》的定论，但限于目前的材料，还是存在很多空白。有人不满意现有的一些说法，所以自己去寻求说法了。”

　　孙玉明则是将文学作品的解读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于文本的感受。这是读者可以广泛参与的领域，而每个人的审美感受，都与自己的艺术鉴赏力相关。二是所谓的学术研究。因为对研究者本身的学养素质、思辨能力等有一定要求，需要由专业人士进行。“学术成果可以并且理应普及，但是学术研究活动不行。”

　　他不承认陈林的红学研究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不是从某个臆想的观点出发，寻找它的有利证据，而把不利的方面归为假的。应该在不同证据的碰撞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作出的每一步推论，都必须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而不是论者所谓‘肯定是’、‘极有可能是’的想当然。”

　　而任晓辉更对陈林的研究方法表示忧虑：“他无视之前研究的高度，而通过把那些东西说成假的，来衬托他自己。这是对历史的轻慢。因为材料、方法的局限，之前的研究肯定会有问题，有些甚至现在看来是常识性的谬误，但并不能就以此判断别人的贡献。”